董婧宸：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説文解字》考論（上）

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説文解字》考論

董婧宸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代漢語研究所

圖1：師顧堂叢書《孫氏覆宋本說文解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出版

圖2：嘉慶孫星衍刻本《説文解字》

嘉慶年間刊行的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説文解字》，是清代中期以來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大徐本《説文》版本。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以陽湖孫氏所刊北宋本爲底本”，改爲一行一篆本。《書目答問》在介紹晚清通行本《説文》時，有“孫本最善，陳本最便”[2]的評論。

兩百多年來，平津館本的刊刻經過、底本選擇、校記撰寫的諸多往事，還有許多未定之論——平津館本内封所題的“嘉慶甲子歲仿宋刊本”，是爲嘉慶九年（1804），而篇首孫星衍《重刊宋本説文序》則署嘉慶十四年（1809），各圖書館著録的該書版本時間，或早或晚，前後有五年之差。平津館本的底本，孫星衍有“今刊宋本，依其舊式，即有譌字，不敢妄改”之説，六十餘年後的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在附刊《説文解字校字記》時，僅云“孫刻篆文及解説之字，小有譌誤，蓋北宋本如此”，已莫知其詳。晚清以來，通過比較孫本與其他宋本的文字、版式、行款，結合孫星衍藏書及其流傳，學界提出了孫本祖周錫瓚本[3]、王昶本[4]、錢曾本[5]、額勒布本[6]等多種説法，莫衷一是。孫本的翻刻是否忠實，便由於底本的不詳而無從考索。至於孫星衍《重刊序》中另外提及的“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别爲條記，附書而行”，這份校記却未曾面世，人們僅能從光緒初年雷浚撰寫的《説文辨疑序》中，依稀讀到關於嚴可均、顧廣圻因刊刻時是否改正文字以致失和的傳聞。關於平津館本來龍去脈的很多綫索，還静静地塵封在批語校記、題跋書札和藏書印章之中。

一

追溯平津館本《説文解字》的刊刻緣起，要從清代《説文》學的發展和《説文》版本的流傳説起。

圖3：南京圖書館藏毛試印本《說文解字》

明代以迄清初，舊本《説文》的流傳不廣，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一“説文”條下説：“《説文》原本次第不可見，今以四聲列者，徐鉉等所定也。”知顧炎武所見，當爲萬曆年間陳大科以《説文解字》爲題刊行的李燾“始東終甲”的《説文解字五音韻譜》，而非“始一終亥”的《説文》。康熙年間，秀水朱彝尊歸里後，與毛扆、張士俊、曹寅等在江南相知，勸刊小學書籍。朱彝尊《汗簡跋》云：

予也僑吴五載，爲贊毛上舍扆刊《説文解字》，張上舍士俊刊《玉篇》、《廣韻》，曹通政寅刊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將來徐鍇之《説文繫傳》、歐陽德隆之《韻略釋疑》，必有好事君子鏤板行之者。（《曝書亭集》卷四十三）

這裏，朱彝尊促成的毛氏汲古閣本《説文解字》，張氏澤存堂本《玉篇》、《廣韻》，曹氏楝亭五種《集韻》、《類篇》，歷來爲清代學者所重視。就《説文》而言，毛氏汲古閣大字本《説文》付梓後，該本及其翻刻本，即成爲清初通行的《説文》版本。汲古閣本有初印本和剜改本之區别，初印本不晚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刊成，此後屢經剜改，第五次剜改約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前後[7]。六十年後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視學安徽時，又據汲古閣剜改本翻刻爲椒華吟舫本[8]。

在平津館本《説文解字》出現以前，毛氏汲古閣本影響最大，流通最廣。其書版片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毛扆去世後，曾數易其主，“歸祁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年又歸蘇之書賈錢姓。值國家右文，崇尚小學，此書盛行”[9]，乾隆年間李文藻《送馮魚山説文記》中的記述，就頗能窺見一時的學術風氣：

國家以《説文》治經，惠半農侍讀最先出，其子棟繼之。近日，戴東原大闡其義，天下信從者漸多。高郵王懷祖，戴弟子也，己丑冬，遇之京師，屬爲購毛刻北宋本。適書賈老韋有之，高其直，王時下第囊空，稱貸而買之。（《南澗文集》卷上）

王念孫科舉落第，向别人借錢方購得汲古閣本《説文》的故事，發生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此時正值惠棟、戴震倡導《説文》之學，故京師地區的“毛刻北宋本”一書難求。清人的筆記中，又有阮元嘉慶五年督學浙江後，“時蘇州書賈語人曰：‘許氏《説文》販脱，皆向浙江去矣。’”[10]這説的也是時版在蘇州的汲古閣本《説文解字》。

圖4：靜嘉堂文庫藏王昶舊藏本《說文解字》

毛扆在汲古閣本附記中的題識中説：“先君購得《説文》北宋版，嫌其小字，以大字開雕。”然而，汲古閣本真的如其内封所説，是據“北宋本校刊”麽？隨著小字本《説文》等舊本《説文》在藏書家和學人間的相互流傳，學者也得以知曉汲古閣本的不足。集中體現這一過程的，正是以《説文》研究著稱的段玉裁。考段玉裁乾隆五十五年（1790）左右所作的《説文解字讀》[11]，其中採用的《説文》版本，以毛氏汲古閣剜改本爲主，並以《繫傳》、《五音韻譜》、《韻會》等書參校，其中有幾處提及“麻沙宋本”[12]，但“麻沙宋本”的校語，蓋非親眼得見，而是過録自書商錢景開的校本[13]。彼時的段玉裁，還没有機會看到小字宋本《説文解字》。嘉慶二年（1797），段玉裁在藏書家周錫瓚、袁廷檮等人的幫助下，得見《説文》大字本兩種（毛扆手校汲古閣本第五次校樣、趙均抄本[14]），並小字本三種（王昶本、周錫瓚本、葉萬抄本[15]）。經過比勘，段玉裁發現，“毛氏所得小字本，與今所見三小字本略同，又參用趙氏大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則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也就是説，從版本系統上看，通行的汲古閣本，經毛扆第五次校改後，實際上是混合了大徐大字本、小字本及小徐本的新刊本，已非宋本舊貌[16]。他以校記的方式，擇要録出各本異同，撰成《汲古閣説文訂》，提出“夫小徐、大徐二本，字句駁異，當並存以俟定論”，並認爲《説文訂》“所以存鉉本之真面目，使學者家有真鉉本而已矣”。

《説文訂》奠定了清代中期以來的《説文》校勘範式，但它的意義，並不僅限於爲“户讀毛氏此書”的清代學人提供《説文》的校勘成果[17]。黄丕烈斷言：“金壇段茂堂先生玉裁來寓吴中，遂有《汲古閣説文訂》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18]《説文訂》中揭櫫的諸多異文，極大地唤起了清代學人對《説文》版本差異的關注，進而激發了他們對段氏所述的“小字宋本”《説文》的興趣。嘉慶年間，藤花榭本《説文解字》和平津館本《説文解字》均依小字宋本開雕，回應了當時學界對宋本《説文》的迫切需求。

二

嘉慶二年（1797），《汲古閣説文訂》付梓，“嘉慶三年時，此書流播都下，都下翕然稱之。”[19]嘉慶十年（1805），在山東平津館的孫星衍致書錢侗，提及“弟欲重刊宋本《説文》，爲之考證于後”[20]這封書信表明，在謀劃刊刻《説文》時，孫星衍即擬將《説文》刊刻分爲兩個部分：其一，擇善本重刊宋本《説文》；其二，廣搜材料撰寫《説文》考證校記。這兩部分的工作密切相關又各有側重，開始時間大抵相同。爲叙述方便，兹分别述之。

（一）、平津館本《説文解字》的底本選擇與刊刻經過

孫星衍曾在《孫氏祠堂書目序》中説：“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内奇文秘籍，或寫或購，盡在予處。”重視古籍善本，結交海内學人，是孫星衍刊刻岱南閣叢書、平津館叢書的基礎。平津館本《説文》刊刻底本的獲得與選擇，亦堪稱一波三折，峰回路轉。

乾嘉時期，王昶藏本《説文解字》聲名尤著。段玉裁借以作《説文訂》，錢大昕、黄丕烈、阮元、顧廣圻等學人亦曾獲睹該本。孫星衍也曾和王昶同主講於詁經精舍，但嘉慶十年（1805），孫星衍在山東督糧道任上，無緣南下。是時錢侗在王昶幕下幫助刊刻《金石萃編》，得以借觀王昶藏本《説文》[21]。孫星衍於當年八月間迻書錢侗，談及擬刊刻《説文》並撰寫考證一事：

先從段茂堂處致一札，未知達否？弟欲重刊宋本《説文》，爲之考證于後，引各書所引《説文》之詞，訂定其是，附載各卷。即求尊書刊版，想好古如足下，必樂成人之美也。寫就寄到時，必奉潤筆，以酬雅意，千萬留意辦理。

大約此後不久，錢侗即開始襄助孫氏影抄王昶本《説文》。

圖5：國家圖書館藏孫星衍、顧廣圻校翻刻甲本《說文解字》

嘉慶十一年（1806）冬，嚴可均館於孫氏平津館，撰成《説文校議》初稿。次年春天的二三月份，孫星衍以《玉篇》、《廣韻》等書，校於大字本《説文》上。嘉慶十二年（1807）冬，孫星衍又從額勒布處，借得了另一帙小字本《説文》，重校一過[22]。今藏國家圖書館的孫星衍、顧廣圻手校大字本《説文解字》（善本07315）[23]，南京圖書館所藏夾有洪頤煊、孫星衍、顧廣圻手校浮簽的汲古閣初印本《説文解字》[24]，以及國家圖書館所藏袁廷檮、顧廣圻校跋汲古閣初修印本《説文解字》（善本07316）[25]，反映了孫星衍、洪頤煊、嚴可均、顧廣圻諸人的《説文》校勘經過。其中，孫顧校本上的孫星衍、顧廣圻手跋，透露出了二人校勘《説文》的具體年月。兹不避瑣碎，條録於左[26]：

卷一下 [孫]嘉慶丁卯歲，以額鹽臺借寄小字宋本《説文》校一過，十二月十六日狂風竟夜，至午未息。五松居士記于平津館。[顧]庚午六月覆勘，澗蘋顧廣圻記。

卷二上[孫]丁卯年二月初十日校于安德讓棗軒，孫星衍。[孫]是年十二月十六，校小字宋本，犛、氂切音與此互易，宋本是也。[顧]庚午七月顧廣圻覆校。[顧]癸酉七月再校。

卷二下[孫]丁卯歲十二月十七日校宋本。

卷三上[孫]丁卯歲十二月十七日校宋本。

卷三下[孫]二月十三日閲。[孫]丁卯歲十二月十八日校小字宋本于安德平津館。

卷四上[孫]嘉慶丁卯歲十二月十八日校小字宋本。

卷四下[孫]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大風夕止，校于南枝軒之燭下，時漏三下。[孫]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校宋本。[顧]顧廣圻覆勘，辛未閏月。

卷五上[孫]丁卯歲十二月廿一日校小字宋本。

卷五下[孫]二月十四日讀于安德南枝書屋。[孫]廿六日又校《玉篇》。[孫]丁卯年十二月廿二日校小字宋本。[顧]顧廣圻覆校。

卷六上[孫]丁卯歲十二月廿二日校宋本。

卷六下[孫]二月十六日校。[孫]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校小字宋本于平津館。

卷七上[孫]丁卯年十二月廿三日校宋本。

卷七下[孫]丁卯年二月十九日校于安德道署。時兩日大風，晦冥，向日然燭，體中不適，五松居士記。[孫]卅日舟行東光境中又校。[孫]是年十二月廿三日校小字宋本。[顧]辛未六月顧廣圻覆勘。

卷八上[孫]嘉慶十二年嘉平月廿四日校小字宋本。

卷八下[孫]丁卯年十二月廿四日校宋本。

卷九上[孫]丁卯二月廿二日大風揚沙，校至此。[孫]卅日舟行東光道中又校。[孫]是年十二月廿四日校宋本。[顧]辛未八月顧廣圻再勘畢。

卷九下[孫]丁卯年十二月廿四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上[孫]丁卯年十二月廿六日曉起，校宋本。

卷十下[孫]丁卯二月廿三日校於平津館。[孫]三月一日舟行東光河中校。[孫]丁卯年十二月廿七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一上[孫]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校小字宋本於平津館。

卷十一下[孫]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二上[孫]丁卯二月廿四日校，大風後，春寒倍甚。[孫]三月一日東光舟中，又大風。[孫]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二下[孫]丁卯歲十二月廿九日校宋本。

卷十三上[孫]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卅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三下[孫]丁卯二月廿四日校于安德平津館。[孫]戊辰正月一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四上[孫]嘉慶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校小字宋本。

卷十四下[孫]丁卯二月廿四日校于燭下。[孫]三月一日舟行東光河中，大風閲竟。[孫]戊辰正月四日校小字宋本完，時在安德平津館，五松居士記。

卷十五下 [孫 頁四]嘉慶十二年二月廿四日鼓二下校，在南枝書屋。[孫 頁十四]嘉慶十三年正月四日，校完小字宋本于安德道署之平津館。

以上跋語，完整而清楚地表明，孫星衍曾通校《説文解字》兩過，第一次是嘉慶十二年丁卯二月至三月期間，孫星衍以《玉篇》、《廣韻》等他書校《説文》一遍；第二次則是嘉慶十二年丁卯十二月至十三年戊辰一月間，孫星衍從額勒布處借得小字本《説文》後，又重校《説文》一遍。顧廣圻的覆校，則從嘉慶十五年庚午起，嘉慶十六年六月校至卷九上，嘉慶十八年癸酉七月又重校卷二，至嘉慶十九年甲戌校至卷四、卷五[27]。孫星衍第一次校勘時，未逐卷作跋，第二次校勘額本時，則逐卷有跋，故今批校本中，有同頁保留孫星衍、顧廣圻不同時期校勘跋語的情況。

圖6：國家圖書館藏額勒布舊藏宋早修本《說文解字》

借得額勒布本後不久，孫星衍即致書顧廣圻，囑其留意翻刻額本《説文》[28]：

前有札奉寄，托足下在孫子祠辦理刻書之事，每歲與張古餘各奉修金百數十兩，計可安身。刻工即交劉文楷經手，設局在祠内最便，足下亦可移居讀書。尚有借到額鹽政小字《説文》，遇便寄交尊處翻版等事，乞先爲留意。

此札表明，孫星衍、張敦仁（古餘）各奉修金，邀請顧廣圻在蘇州虎丘孫子祠内辦理刻書事宜。此後，平津館本《説文》的刊刻，正是由劉文楷經辦刻字，並由顧廣圻在蘇州主持完成的。

圖7：上海圖書館藏孫星衍舊藏、錢侗影寫本《說文解字》

巧合的是，嘉慶十三年（1808）正月，錢侗携抄完的影寫王昶本《説文》至孫星衍德州道署交付，孫星衍得以同時展閲影寫王昶本和額勒布本這兩帙《説文》。今存的孫星衍校跋中，標目卷第一頁天頭書“依宋本小字板校”，全書各卷天頭的朱筆“宋本作某”、“小字宋本作某”“蘭泉本作某”等，多爲孫星衍第二次校勘時的校語。其“宋本”“小字宋本”均指額勒布本，“蘭泉本”指影寫王昶本（王昶號蘭泉）。如卷四“，引也”下，孫星衍有兩行批校：“宋本亦作‘引’也”，“蘭泉本‘神’也”；卷六“橦，帳極也”下，孫星衍先録嚴可均校“宋本作‘帳柱也’。《繫傳》、《韻會》同。”天頭有朱筆校“宋本‘極’，模䊀”[29]；卷九“庾，水槽倉也”下，孫星衍先録嚴可均校“宋本及《集韻》、《韻會》引作‘水漕倉也’”，天頭朱筆校“小字宋本亦作‘槽’”。卷十“喬，从夭从高省”下，孫星衍録嚴可均校“宋本作‘高省聲’”，天頭朱筆校“小字宋本亦無‘聲’字”。以上校語，孫星衍所録嚴可均校語中的“宋本”，皆本段氏《説文訂》，實爲段氏校得的王昶本的文字面貌，而孫氏校語的“宋本”“小字宋本”，均爲額勒布本的文字面貌。孫星衍根據額勒布本的文字，重作一番校勘，並訂正了段玉裁《説文訂》中的失校和誤校[30]。

通觀全書，孫氏校語大部分僅出異文，偶有案語，如卷一上“神”字，毛本作“从示申聲”，孫星衍校：“宋本無‘聲’字，甚妙”。卷一上“中”字，毛本作“和也”，孫星衍校：“宋本作‘而’，未詳，然‘和’字疑後人所改。”卷十四上“官”字，毛本作“吏事君也”，孫星衍圈改“吏”作“史”，並校云：“小字宋本作‘史’，好極。”[31]經過校勘，孫氏撰跋文於影寫王昶本卷末牒文之後：

圖8：孫星衍跋錢侗影寫王昶本《說文解字》

此本從王少寇藏祠宋本影鈔。戊辰正月，錢文學侗到德州見付，酬贈工價白銀七十兩。時又借得額鹽政宋本，粗校一過，大略相同，惟有一二處少異。如《又部》“ ”，此本作“神也”，額本仍作“引也”之類，恐是補葉改寫之異。今擬重刊，以額本爲定。宋刻如“蟬媛”“蜉游”之屬，不作“嬋媛”“蜉蝣”，勝于毛本者，指不勝屈。吾後人其寶藏之。人日記于平津館，五松居士。[32]

案，孫星衍所説“蟬媛”“蜉游”，分别見《説文》“嬃”“”字下[33]。其中“嬃”字，額本、毛試印本及《集韻》所引《説文》，均作“蟬媛”，王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作“嬋媛”[34]，“”字額本、王本作“蜉游”，毛本、《繫傳》作“蜉蝣”。“嬋”爲《説文》新附字，“蝣”字《説文》未收，二例皆“勝于毛本”，前者亦是額本稍勝王本之證。經過粗校，孫氏認爲額本、王本“大略相同”，王本恐有“補葉改寫”，遂决定以額本爲底本翻刻。嘉慶十三年（1808）二月末，孫星衍另作一札與顧廣圻，云：“悉宋刻《説文》等收到，即爲籌刊，甚慰……錢同人寫本甚整齊，然覓便祈歸，又復遷延時日。吴門如有佳書手，亦不必惜小費，此部留存亦有用也。”[35]知孫星衍於一月校完額本《説文》後，即將額本寄至顧廣圻處，請顧廣圻代爲尋覓抄手，不惜工本進行影刊，而錢侗影鈔本，則並未寄送至顧廣圻處。之後，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初九，孫星衍又與顧廣圻書，催辦《説文》事宜[36]。是年六月至九月，孫星衍乞假南下，曾至吴門孫子祠與顧廣圻商議刻書事宜。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作《重刊宋本説文序》，冠於平津館本《説文》卷首，言“屬顧文學廣圻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則篆文摹寫，出於顧廣圻之手。標目卷末頁有“江寧劉文奎弟文楷模鐫”字，這表明孫本由金陵名工劉文奎、劉文楷、劉文模雕刻上板。平津館本《説文》刊刻告竣，大約在嘉慶十四年、十五年間[37]。

平津館本《説文解字》先以零本印行，内封題“嘉慶甲子歲仿宋刊本/説文解字/五松書屋藏”，後收入平津館叢書[38]。“五松書屋”取於孫星衍書齋之名，而嘉慶甲子爲嘉慶九年（1804）。甲子固然爲吉時，但之所以要題“甲子”，與平津館本的刊刻背景有關。嘉慶十二年春（1807），藤花榭本《説文解字》開雕，並由額勒布撰寫序言。孫星衍於嘉慶十二年底借得額勒布藏宋本，在嘉慶十四年（1809）撰寫的《重刊序》中提及：“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無復舊觀”，對行字大小介於毛本和孫本之間的藤花榭本提出了委婉的批評[39]。誠如孫星衍所指出的，藤本亦出自小字宋本《説文》，然刊刻中多依毛本校改，不復保留底本面貌[40]。在孫本刊成時，由額勒布撰序的藤本已經流通，孫星衍一方面不便直言平津館本的底本亦自額勒布處借得，一方面在内封題寫了比藤本“嘉慶丁卯年開雕”的更早的“嘉慶甲子”，或許有避免和藤花榭本衝突的考量。另外，孫星衍在《重刊序》中又提及：

宋本亦有訛舛，然長於今世所刊毛本者甚多。（如：“中，而也”，“而”爲誤字，然如“而”是“内”之譌，今改作“和也”，便失其意。“諴”引《周書》曰“不能諴于小民”，今依《書》作“丕”。不、丕俱語助詞。“矯，揉箭箝也”，今本“箝”作“箱”。“㠲，㡜裂也”，今本作“祭”。“息，喘也”，今本作“端”，“菊，以秋華”，今本作“似秋華”。“揖，攘也”，“扶，左也”，今本作“讓”、作“佐”。“瘨，腹張”，今本作“脹”。或違《説文》本義，或無其字。）

今核驗相關版本可知，孫氏所指出的“今本”之誤中，“矯、㠲、息”三例，爲孫星衍、顧廣圻據以批校的《説文解字》大字本上的翻刻訛誤，“揖、扶”則爲汲古閣五次剜改本之誤。由此可知，孫星衍既不滿藤花榭本的校改，又不滿汲古閣本（及其翻刻本）的誤字，故另謀以宋本為底本開雕。

圖9：北京大學藏趙宧光、錢曾、孫星衍舊藏宋晚修本《說文解字》

孫星衍選用額勒布本而非影寫王昶本作底本，揆其原因，大約有兩方面的考慮：其一，嘉慶十三年正月收到影寫王昶本時，孫星衍已基本校完額勒布本，且經粗校後發現，二本差異不大；其二，平津館本翻刻工作，由屢見《説文》宋槧的顧廣圻主持，孫星衍、黄丕烈、顧廣圻等人均曾關注到王昶本曾經人描寫[41]，以顧廣圻對古籍版本的審斷，也會主張以較爲可靠的額勒布本爲底本，而不是經過描潤再加影抄的影寫王昶本。由此，孫星衍雖然收藏了影寫王昶本，但並未將之作爲重刊的底本。前人多不知孫本自額本而出，是因爲從藏書源流上，額勒布本並無孫星衍印章，而影寫王昶本、錢曾藏本上倒是鈐有孫星衍藏書印。事實上，孫星衍借得額本後旋即寄出，加上此時藤花榭本已由額勒布作序梓行，故孫星衍不便明言其底本所出。至於另一帙鈐有“星衍私印”“伯淵家藏”印章的錢曾藏本，爲宋元遞修晚修本，印次在額本之後，且《孫氏祠堂書目》、《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均未著録，根據《孫氏祠堂書目》刊於嘉慶十五年（1810）這一綫索，則錢曾藏本歸於孫星衍的時間，當不早於平津館本《説文》刊成[42]。

（二）、平津館本《説文解字》校記與嚴可均顧廣圻之争

嘉慶十年（1805）夏，孫星衍在給錢侗的信中言及刊刻宋本《説文》時，即擬撰寫考證，附於卷末。這項工作的初稿，主要由在孫星衍山東平津館幕下的嚴可均擔任其事。其前後原委，具見於嚴可均撰《説文校議叙》、《説文校議後叙》：

嘉慶初，姚氏文田與余同治《説文》，而勤於余。己未後，余勤於姚氏。合兩人所得，益徧索異同，爲《説文長編》，亦謂之《類考》。有天文算數類、地理類、艸木鳥獸蟲魚類、聲類、説文引群書類、群書引説文類，積四十五册。又輯鐘鼎拓本，爲《説文翼》十五篇，將校定《説文》，撰爲《疏義》。乙丑秋，屬稿未半，孫氏星衍欲求先覩爲快。乃撮舉大略，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别爲《校議》卅篇，專正徐鉉之失。其諸訓故形聲、名物象數、旁稽互證，詳於疏義中，不徧及也。（《説文校議叙》）

嘉慶丙寅冬，余爲《説文校議》成，質之孫氏。孫氏繕寫一本，復擇其尤要者，爲余手寫一本，加以商訂。閲二年，又取余底稿手寫一本，亟欲爲余付梓。余以底稿未定，應補改者尚多，且意見不能全合，故力阻之。（《説文校議後叙》）

從中可知，嘉慶初年，嚴可均、姚文田曾一起輯録《説文長編》，並編有“群書引説文類”一種。今國圖藏有題姚文田、嚴可均的《説文解字考異》稿本兩種[43]，其中A02104有多册外封題“群書引説文類”，僅署姚文田名，知嚴可均序中提及的《類考》中的“群書引説文類”初稿，即由姚文田完成。該本於各條下抄録大徐、小徐原文，次抄録群書所引《説文》並注明出處，極少處有案語和考證，是考索群書引《説文》的最初雛形。

圖10：國家圖書館藏姚文田《說文解字考異》稿本（A02104）

應孫星衍之邀，嚴可均於嘉慶十年乙丑（1805）冬，將《類考》中的“群書引説文類”部分“撮舉大略”，别作《説文校議》。嘉慶十一年丙寅（1806）冬，嚴可均在平津館完成《説文校議》初稿後[44]，孫星衍即謄寫爲兩本，略作商訂。今孫顧校本《説文解字》上，孫星衍嘉慶十二年（1807）二月至三月前後第一次校勘《説文》的跋語，大約與孫星衍録出嚴可均初稿的時間一致。嘉慶十三年（1808），孫星衍又擬將嚴可均稿加以修訂，作爲《説文》校記付刊。是年閏五月初九，孫星衍致書在蘇州主持《説文》翻刻工作的顧廣圻：

胡方伯即日東來，中途或可晤見。竹友處當即札屬發銀，《續古文苑》、《説文》俱爲催辦。《唐律》俟弟歸再籌刷印，大約需用百廿部。成無己《傷寒論》得一部，大妙，感佩搜羅之力。《軒轅黄帝傳》先疑即《黄帝東行記》，足下以爲非一書，想已考之史志不誤也。《説文校字》尚乞暇時核定，附各條於後。足下學識素所佩服，必能折衷至當。[45]

其中，催辦《説文》，指刊刻平津館本《説文》一事，而乞顧廣圻“暇時核定”的《説文校字》，當即嚴可均《説文校議後序》所説的“閲二年，（孫星衍）又取余底稿手寫一本，亟欲爲余付梓”一事。孫星衍或即在這時將過録有嚴可均校語的大字本《説文》寄給顧廣圻。

圖11：南京圖書館藏孫毓修舊藏毛初印本《說文解字》

考查孫顧校本《説文解字》上的孫星衍、顧廣圻、洪頤煊校語可知，洪頤煊的校語最早，孫星衍所録的嚴可均據群書引《説文》校勘的校語在後，其次爲孫星衍據宋小字本校勘的校語，顧廣圻覆核引文校勘眾本的審定校語在末。其中，顧廣圻校語年代最早者，見卷一下末的“庚午六月覆勘，澗蘋顧廣圻記”，是爲嘉慶十五年（1810）六月。不難想見，顧廣圻當是在平津館本《説文解字》刊成後，方全力投入校記的核定工作。嘉慶十六年秋（1811），孫星衍致仕並移居金陵冶城山館後，顧廣圻即館於孫星衍處[46]。這一年起，顧廣圻始“專力治《説文》”[47]。在孫星衍、顧廣圻批校本上，顧廣圻核對了嚴可均的引文，並在孫星衍所録的嚴氏校語基礎上，删汰譌誤，撰寫案語；同時，顧廣圻另以“宋”、“影抄《繫傳》”等，注出宋本《説文》、《繫傳》影鈔本的版本異文，校勘汲古閣本《説文解字》。此外，顧廣圻嘉慶三年從袁廷檮處换得的汲古閣初修印本《説文解字》（國圖善07316）上，卷一下有“癸酉六月廿八日校”，卷三下有“甲戌二月廿五日再校”，卷五下“甲戌再校”的跋語[48]，並有核對宋本《説文》篆形、點去譌字、校勘異文的校勘，多與孫顧校本上顧廣圻的校勘相合。這些材料，透露出顧廣圻核對《説文》校記的工作，集中在嘉慶十五年至嘉慶十九年[49]。

今顧校本上，校語不多，當爲核證時所用的參校本；而孫顧校本上，則朱墨爛然，既有孫星衍過録的嚴可均校語，亦有孫星衍的商訂之詞，另有顧廣圻覆勘時的塗乙、訂正和校語，反映出諸人校勘的原始面貌。以下，謹摘録數則，以覘見諸家考訂[50]：

（1）珍，寶也。[嚴可均]《御覽》八百二引作“琛，寶也。”草書“珍”作“珎”，“琛”作“珎”，相似故譌爲“琛”。[顧廣圻]考《御覽》八百二：“《説文》曰琛，寶也。犍爲舍人曰：美寶曰琛。”最爲大誤。《説文》那得有犍爲舍人注耶？必是《爾雅》無疑。類書之難引如是。癸酉六月書。

（2） ， 皃。[嚴可均]《一切經音義》二十一“鬇鬡”引作“薴，髮亂也。”[孫星衍]疑非此文。{整理者案：以上孫星衍過録及商訂之詞，顧廣圻用墨筆塗去，又在“疑非此文”邊加圈。}[顧廣圻]元應引《説文》作薴（止此）。下文“同，仕行反，下女庚反。髮亂也。”（乃元應語）。嚴孝廉總以爲《説文》誤矣。伯淵觀察云“疑非此文”，最爲卓識。癸酉再校。

（3）䰝，鬵屬。[嚴可均]《韻會》引作“甗也”。[顧廣圻]廣圻按：《韻會·二十五徑》云“甑，《説文》甗也”（引今《瓦部》文也）。“本作䰝，從鬲曾聲，鬵屬也”（引今《鬲部》文也）。嚴孝廉以爲《韻會》引此作“甗也”，蓋沿鈕校之誤，其實蓋鈕誤讀《韻會》耳。黄公紹並不引“䰝，甗也”，《韻會》俱在，可覆按而知。今訂正删之。

（4）橘，果出江南。[嚴可均]《韻會》引“江南”下有“碧樹而冬生”。[顧廣圻]顧廣圻曰：《韻會》此類極多。有以《繫傳》語并入《説文》者，又有取諸他書而亦并入《説文》者，皆不可采。

（5），一曰鵻。[嚴可均]鵻，《繫傳》作“騅”，是。[顧廣圻，天頭]不然，汪刻改之耳。[顧廣圻]案宋本《繫傳》、《韻會》皆作“鵻”字，非。

（6）福，祜也。[嚴可均]《玉篇》引作“祐也”，《繫傳》、《韻會》引作“備也”，今作“祜”，誤。[孫星衍]宋本正作“祐也”。

（7）廎，或从广頃。[孫星衍]宋本作“頃聲”。汲古亦有（初印）。《五音韻譜》亦有。[顧廣圻]《繫傳》無。此所謂毛依小徐改者也。訂《説文》者未及此。甲戌再讀。

（8）卒，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嚴可均]：宋本“爲卒”上無“衣”字。[孫星衍]小字宋本仍作“衣爲卒”。{整理者案：顧廣圻改嚴可均校語“無”爲“有”。又在“仍作衣爲卒”邊加圈。}

（9）禔，安福也。[嚴可均]《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安也”，疑衍“福”字。[顧廣圻]《玉篇》：福也，安也。[顧廣圻 地腳]廣圻按：《繫傳》、《韻會》皆有福。

（10）玉，尃以遠聞。[嚴可均]《事類賦》“玉”注引作“摶”。[顧廣圻]只作“專”，嚴孝廉誤認耳。

（11）璠，璵璠。魯之寶玉。从玉番聲。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嚴可均]定五年《左傳釋文》，“璵，本又作與”；《事類賦》“玉”注引“孔子”上有“逸論語”三字。[顧廣圻 浮簽]查《事類賦》此條並不引《説文》也。賦云：“魯之璠璵”。注曰：“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哉璠璵。”云云。嚴孝廉之校語，可謂孟浪矣。……（又言引一誤，言在‘孔子’上二誤。）

（12）璧，瑞玉圜也。[嚴可均]《御覽》八百二引作“環”也。[顧廣圻 天頭]在八百六。

（13）鶠，鳥也。其雌皇。从鳥匽聲。一曰鳳皇也。[嚴可均]《御覽》九百十五引作“鳳即皇也。”[顧廣圻]甲戌乙正。{整理者按：顧廣圻用墨筆乙爲“即鳳皇也”}

（14）酃，長沙縣。[嚴可均]《地理志》，長沙國有收酃縣。《郡國志》長沙郡酃縣，無收字。[顧廣圻]顧千里曰：長沙有攸縣，又有酃縣，《地理志》次，攸、酃二縣相連耳，並非有所謂“攸酃縣”也。《郡國志》次，攸縣之下，以荼陵、安成，再接酃縣，可以曉然矣。嚴孝廉乃云《地理志》有收字，《郡國志》無收字，豈所讀兩漢書有異本耶？六月初一日揮汗書。

例（1）至（4）主要涉及類書、韻書等他校材料校勘《説文》的問題。“琛”條，姚文田稿本僅言“琛，寶也。（《御覽八百二》）”。嚴可均進一步認爲，珍和琛當爲草書相誤。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作《重刊序》時曾取嚴可均此説，言“漢人之書多散佚，獨《説文》有完帙，蓋以歷代刻印得存，而傳寫脱誤，亦所不免”，並將“《御覽》引‘琛，寶也’，乃‘珍’字”之説，作爲《説文》“引字移易”之一例。嘉慶十八年，顧廣圻核《太平御覽》，據文下小注知“琛，寶也”出自《爾雅》，論定其爲《御覽》誤引[51]。《説文辨疑》中，顧廣圻更明確提出：“凡讀書不可率意，讀類書亦不可率意，有如此者。孫伯淵觀察不取《説文》有‘琛’之論，最爲卓識。”今《説文校議》中並無“琛”條，應當是嚴可均聽從孫星衍商訂之後删去的。這條校語，突出反映了從姚文田稿本、嚴可均案斷、孫星衍商訂到顧廣圻核定，諸人在校勘上的前後發展脈絡。“”條，姚文田《説文解字考異》“”下：“艸亂也，杜林説：貌（《韻會》八庚）。鬇鬡，作（《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由於孫星衍所録嚴可均校語，將《一切經音義》中後文的“髮亂也”，一併作爲《説文》正文收入，孫氏有“疑非此文”之批語。嘉慶十八年，顧廣圻核對《一切經音義》原文後指出，《一切經音義》引《説文》應當分辨層次，故顧廣圻以墨筆塗去嚴校，圈出孫星衍“疑非此文”，在天頭言：“嚴孝廉總以爲《説文》誤矣。伯淵觀察云‘疑非此文’，最爲卓識。”《説文辨疑》中，顧廣圻更詳細指出：“云‘《説文》作，同’者，因經是‘鬇鬡’，而以《説文》辨其字之正體也”，“云‘仕行反，下女庚反’者，爲經‘鬇鬡’作音。”“云‘髮亂也’者，爲經‘鬇鬡’解義也。至解經‘鬇鬡’之義，則與《説文》所自有之本義，全不相涉。孫伯淵觀察云‘疑非《説文》’，直截了當，萬無異議。不知舊説何以必誤讀而移‘髮亂也’三字并屬之許氏也。”顧氏指出，嚴説之誤，乃是把玄應引《説文》辨析文字正字的部分，誤植爲《説文》注釋。“䰝”條，嚴可均因誤讀《韻會》引書，故將甑、䰝混爲一談[52]。“橘”條，亦見於孫星衍《重刊序》、嚴可均《校議》，孫氏取以説明今本《説文》有“節省其文”之例，但是顧廣圻指出，《韻會》所引《説文》，多有闌入他書之例，不可貿然採用。在全書批校中，“祪、茈、赾、帇、飪、牄、枇、鬥”等多條下，顧廣圻均核對了《玉篇》、《廣韻》、《韻會》、《御覽》、《一切經音義》等原書，作出了“不引”《説文》的校語，否定嚴可均的校勘。可以看出，字書、類書、佛經音義中，有些文字存在引文譌誤，有些則有各自體例，嚴可均或未加辨析，或不明其例，造成了校勘結論的錯誤。

例（5）至例（8），涉及利用《説文》大小徐不同善本的本校材料校勘《説文》的問題。“”條，毛本《説文》作“，一曰鵻”。嚴可均據《繫傳》以爲當作“騅”。在版本上，嚴可均所據《繫傳》，爲乾隆四十七年刊行的汪啓淑刻本[53]。顧廣圻所據的“宋本《繫傳》”，指影宋抄本《繫傳》[54]。顧氏先在版本上説明，汪刻本作“騅”，爲汪刻本刊刻時所改，不符合《繫傳》舊本面貌；同時，顧廣圻“宋本《繫傳》、《韻會》皆作‘鵻’字，非”的批校，在説明《繫傳》抄本確實與毛本同作“鵻”字的同時，也用“非”表明了顧廣圻對“一曰鵻也”的認識。也就是説，顧廣圻同意嚴可均的校勘結論，但又認爲嚴可均的校勘，在版本依據上有不足。與之類似的，启、脠、餀、竷、兇等字下，也有顧廣圻“汪刻脱耳”“汪板《繫傳》之誤”等説[55]，指出汪刻本非《繫傳》善本。“福”條，嚴可均先據《玉篇》、《繫傳》、《韻會》等小學專書，提出毛本作“祜”有誤。孫星衍進一步比較額本，指出宋本作“祐也”，與《玉篇》一致。“廎”條，孫星衍、顧廣圻比較了版本差異，顧廣圻指出，毛初印本同宋本，作“或从广頃聲”，毛剜改本同《繫傳》作“或从广頃”，這一差異，即《説文訂》指出的汲古閣本據《繫傳》剜改之例，顧廣圻“訂《説文》者未及此”，指段玉裁此條失校毛本剜改。“卒”條，嚴可均校語本段玉裁《説文訂》之説，段玉裁“卒”條云：“隸人給事者爲卒，宋本如此。”孫星衍核對額本後，指明宋本作“衣爲卒”。顧廣圻覆核之後，於孫氏之校語邊加圈。此條校語，係由段氏誤校，嚴氏沿誤[56]。在以上校語中，嚴可均主要參考段氏《説文訂》、汪刻本《繫傳》校勘；孫星衍主要以宋本《説文》校勘；顧廣圻則據宋本《説文》、毛初印本《説文》、毛剜改本《説文》、影抄《繫傳》、《五音韻譜》等版本覆核校語。

例（9）至例（14），係顧廣圻核對孫星衍過録的嚴可均校語中的卷數和引用譌誤。比較姚文田稿本、孫星衍過録的嚴可均校語和嚴可均最終刊成的《説文校議》刻本可知，在孫顧校本上，嚴可均校語的引用譌誤，有一些來自姚文田稿本之誤，也有嚴可均、孫星衍過録有誤的情况，具體如下：“禔”條，姚文田稿本引《史記索隱》，亦引《韻會》四支“安福也，從示是聲”，嚴可均不引《韻會》之説，故顧廣圻以《繫傳》和《韻會》的異文補充考證；“玉”條、“璠”條，姚文田稿本引《事類賦》，分别誤作“摶以遠聞”、“魯之寶玉。逸論語：孔子曰：美哉璠璵。”孫星衍過録的嚴可均校語，均承姚文田之誤，顧廣圻予以訂正，並在“璠”條下批評嚴可均核對文獻不細，至有“孟浪”之弊。“璧”條，姚文田稿本“瑞玉環也（《御覽》八百六）”，出處不誤，而孫星衍所録嚴可均校語、嚴可均《説文校議》刊本，均誤作“八百二”，此條當爲嚴可均過録姚文田時，在自藏的稿本上有誤[57]。“鶠”條，姚文田稿本引《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五，作“鶠，鳥也。其雌皇。从鳥匽聲。一曰即鳳皇也”，不誤。嚴可均《校議》亦不誤，則孫顧批本上的校語，當爲孫星衍過録有誤，顧廣圻又另檢原書改訂過録之誤。“酃”條，姚文田稿本上，並未校《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孫氏所録的嚴可均校語，與嚴可均《説文校議》相合，當爲嚴氏校得。然《漢書·地理志》長沙國下轄之“收縣”，即《後漢書·郡國志》長沙郡下轄之“攸縣”，嚴可均誤以收、酃二縣連讀，結論不可靠，顧廣圻重新核對兩漢書，予以改正。這六條校語，嚴可均《説文校議》刊本中，“鶠”條不誤，“禔、玉”兩條不見，“璠、璧、酃”三條，《校議》與孫顧校本上所録的嚴可均校語之誤處正同。

從《説文》上的批校中可以看出，姚文田《説文解字考異》稿本，孫顧校本上孫星衍所録的嚴可均校語、孫星衍案語、顧廣圻案語，與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撰《重刊宋本説文序》、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成的嚴可均《説文校議》、光緒年間刻成的顧廣圻《説文辨疑》，有著前後發展的軌跡——嚴可均校語的原始材料，多見於姚文田《説文解字考異》稿本，另有一些版本異文，本於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然姚氏稿本中，僅列異文和出處，嚴可均則增補了較多的考證和案斷。也就是説，嚴可均《説文校議》“别爲《校議》卅篇”的具體工作，是在姚文田輯佚的基礎上，吸收《説文訂》的版本校勘成果，並嘗試對異文的成因加以考訂、解釋。另一方面，孫星衍過録的嚴可均校語，有一些刊入了嚴可均《説文校議》，有一些則和孫星衍《重刊序》、顧廣圻《説文辨疑》所引的“舊説”一致，但不見於最後付刻的《説文校議》中。這並不是説顧廣圻《説文辨疑》所引的“舊説”是無的放矢，而是由於嚴可均經孫星衍商訂後，將部分條目補改删定，才形成嘉慶二十三年刊刻《説文校議》定稿。由此可知，孫星衍、顧廣圻批校本《説文解字》上，孫星衍過録的嚴可均校語，體現了嚴可均嘉慶十一年至十三年前後《説文校議》的初稿面貌，而顧廣圻的批校，則反映出顧廣圻嘉慶十五年至十九年校勘《説文》的情况。

從校勘思路和校勘結論上看，嚴可均和顧廣圻的觀點有很大的分歧。嚴可均作《説文校議》、《説文訂訂》，鮮據古本、善本，其《説文》版本校勘，多本段氏《説文訂》爲説，至有沿襲段氏《説文訂》誤校之例。在校訂《説文》時，嚴可均多以《玉篇》、《集韻》、《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事類賦》及經傳舊注引《説文》爲依據，“專正徐鉉之失”，意在據他本校勘《説文》。顧廣圻之校勘，一貫主張以本校材料爲主，以他校材料爲輔。由於校記的覆勘工作，是顧廣圻應孫星衍之邀所作，在核對時，顧廣圻主要據《説文》、《繫傳》，兼用黄公紹《古今韻會舉要》、元槧《事類賦》、澤存堂本《廣韻》、澤存堂本《玉篇》等書，詳核引文[58]，指出了嚴可均誤讀前人、割裂引文的一些問題，做了核正、訂補的工作。唯顧廣圻措辭嚴厲，對嚴可均、鈕樹玉、段玉裁等同時學人的批評，亦不乏刻薄之辭，《涵芬樓燼餘書録》所説的“嚴氏所校，孫氏間有商榷之詞，而顧氏乃嚴加駁詰，語不少遜。至洪氏頤煊，則僅承師命偶參末議而已”“且（顧）于毛斧季、錢竹汀、鈕匪石諸氏之説，亦多糾正”[59]，亦是實情。

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在刊刻平津館本《説文解字》時，撰有《重刊宋本説文序》，中云：

吾友錢明經坫、姚修撰文田、嚴孝廉可均、鈕居士樹玉及予手校本，皆檢録書傳所引《説文》異字異義，參考本文，至嚴孝廉爲《説文校議》，引證最備。今刊宋本，依其舊式，即有譌字，不敢妄改，庶存闕疑之意。古人云，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思其致誤之由，有足正古本者。舊本既附以孫愐音切，雖不合漢人聲讀，傳之既久，姑仍之。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别爲條記，附書而行。又屬顧文學廣圻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其有遺漏舛錯，俟海内知音正定之。今世多深於《説文》之學者，蒙以爲漢人完帙，僅存此書，次第尚可循求，倘加校訂，不合亂其舊次，增加俗字。唐人引據，多誤以《字林》爲《説文》，張參、唐元度不通六書，所引不爲典要，並不宜取以更改正文。後有同志，或鑒於斯。

孫星衍指出，錢坫、姚文田、嚴可均、鈕樹玉的《説文》校勘，“皆檢録書傳所引《説文》異字異義，參考本文”，而《説文校議》“引證最備”。同時，刊刻之時，孫星衍擬以傳注等引《説文》的異同，整理爲附書而刊的校記。但嘉慶十五年平津館本《説文》刊成時，原擬“别爲條記，附書而行”的校記未見刊刻。那麽，這份校記有無綫索？比較孫顧校本《説文解字》，筆者以爲，舊題顧廣圻獨撰的《説文考異》和《説文考異附録》，當即平津館本的校記殘稿。

《説文考異》和所附的《説文考異附録》，是潘錫爵録出的《顧氏説文學兩種》中的一種[60]。關於抄本的來歷，潘錫爵於咸豐九年（1859）有跋：

咸豐丁巳季春，余薄游城南書肆，得見鈔本《説文》兩種。一曰《説文辨疑》，一曰《説文考異》、《附録》。《辨疑》者，釆正嚴孝廉説也（每條前列“舊説”，即孝廉説）。《考異附録》者，考校汲古閣本也（汲古閣本，同爲鉉本，且亦出宋本，故别爲《附録》。即此可見先生義例之謹嚴）。《考異》不著名，而《辨疑》則著先生名，皆屬未竟之藳，余初疑其贗，及讀《辨疑》數則，乃彌嘆非精於許書義例者不能作，爰購得之。詢其由來，知爲黄君省齋家故物。省齋與先生爲莫逆交。二書原稿具在其家。併向假來，校勘一過。因得見先生手書條記，迺并録之。時河之適館城中張氏，余遂往詢《辨疑》，冀得全書。豈知先生家無存藳，因假得《考異》，見其上有觀察校語，並有先生自校語。而“玉”字、“瓄”字等條上方，又朱書：“此一條另有辨”。其説今具載在《辨疑》中，以是益信其爲先生所作無疑。余即手自艸録《考異》，屬元和管吉雲明經（慶祺）爲加校正，存諸家塾，而先生《説文》之書，于是備焉。

知潘錫爵於咸豐七年丁巳（1857）在書肆時，見題顧氏撰的《説文辨疑》及未題撰人的《説文考異》、《説文考異附録》，後又從顧廣圻之孫顧瑞清（字河之）處得見有孫星衍及顧廣圻校語的《説文考異》底稿，遂將正文及孫、顧校語一併録出，並請管慶祺校正[61]。

《説文考異》體例，先録《説文》篆文，大字抄録宋本《説文》正文，下雙行小字，爲《説文》校語[62]。上文所舉的條目，見於《考異》者如下：

（1）福，祐也。（《繫傳》、《韻會》“祐”作“備”。）

（2）禔，安福也。（安下當有“也”字。《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安也”。《玉篇》云“禔，福也，安也。”《廣韻》云“禔，福也，亦安也”。）

（3）玉，専以遠聞。（《五音韻譜》“専”作“專”，《集韻》引與之同。《事類賦》注亦引作“專”，《繫傳》作“尃”，徐鍇曰：“尃音敷，布也。”《類篇》引與之同。）

（4）璠，璠璵。（“璵”當作“與”，本書無“璵”篆，在新修十九文。定五年《左傳釋文》，“璵，本又作與”。）

（5）璧，瑞玉圜也。（《御覽》八百六引“圜”作“環”。）

（6），一曰鵻。（“鵻”當作“騅”，本書無“鵻”篆。）

（7），皃。（《集韻》、《類篇》引上有“艸”字，《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作“，髮亂也”。疑非此文。）

（8）鶠，一曰鳳皇也。（《御覽》九百十五引“鳳”上有“即”字。）

比較孫顧校本《説文》上的校語與《説文考異》可知，顧廣圻在嚴可均、孫星衍等人的校語基礎上，根據文獻的是非，做了不同的處理：一，孫星衍於嚴可均説下有校語者，顧廣圻在《考異》中多承用，如“”字即是；二，嚴可均之説完全不可從者，顧廣圻加以删汰，另入《辨疑》下詳加辨析，如上舉的“琛”“”“䰝”等條即是；三，嚴可均之説可從者，《考異》中承用其説，並補充以顧廣圻的考證，見上舉的“福”“禔”例，以及“一”“元”“下”等多例下[63]；四，嚴可均校語，有引文、版本之誤，顧廣圻在核對之後，則另據正確的引文、出處，録於《考異》相應的條目下，如上舉的“玉”，顧廣圻改爲“《事類賦》注亦引作‘專’”；“璧”，顧廣圻改爲“《御覽》八百六”；“璠”條，《考異》中顧氏篩汰了嚴可均錯誤的《事類賦》引文，吸收了“璵”下《左傳釋文》之説[64]；“”條，删去了嚴可均版本不佳的《繫傳》汪刻本，而從其校勘結論；“鶠”條，訂正孫星衍過録的校語之誤。今《考異》天頭、卷末有録副的孫星衍、顧廣圻再校的校語，由此可知，《考異》的撰寫，是由顧廣圻在嚴可均、孫星衍校語基礎上，經訂補後謄出的校記，並曾交孫星衍審閲修訂[65]。《考異》當即孫星衍《重刊序》所説的，原擬“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别爲條記，附書而行”的平津館本校記的主體部分。

《説文考異附録》體例，先以大字抄録宋本《説文》的正文，隨後另起一行，以“毛本”注出毛本與宋本的差異及其來源。如：

（1）帝，䇂示辰龍童音章。[考異附録]毛改“䇂”下添“言”字，用鍇本。

（2）福，祐也。[考異附録]毛改“祐”作“祜”（初次）。

（3）神，从示申。[考異附録]毛改“申”下添“聲”字，用鍇本（初次）。

（4）祰，从告聲。[考異附録]毛改去“从”字，用鍇本（初次）。

（5）《示部》文六十。[考異附録]毛改“十”下添“三”字，用《五音韻譜》。

（5） [考異附録]毛改作 ，用鍇本（初次）。

（6） [考異附録]毛改作 （初次），此宋本誤。

（7）熏，熏黑也。[考異附録]毛改“黑”作“象”（初次），此宋本誤。

根據宋本《説文》、汲古閣初印本、汲古閣剜改本的文字比照可知，《考異附録》中，凡注明“初次”的，如上舉的“福、神、祰、、毒、熏”等例，指的是汲古閣初印本與宋小字本有異；《考異附録》凡未注明“初次”的，如上舉的“帝”及《示部》下的篆文數字，爲汲古閣初印本與小字本相同，經過第五次剜改後，與小字本有異。顧氏另以“用鍇本”“用《五音韻譜》”等，指出汲古閣本的校改來源[66]。

圖12：國家圖書館藏袁廷檮、顧廣圻校毛初修印本《說文解字》

同時，比較孫顧校本《説文解字》、顧廣圻校汲古閣初修印本《説文解字》可知，《考異附録》的校勘，與顧廣圻在此二本上據小字本《説文》所作的校勘，有著密切的關聯。以上諸例中，“帝”，孫顧校本“言”旁有顧廣圻批校：“宋本無‘言’”；“福”，孫顧校本、顧校本均以朱筆改“祜”爲“祐”；“神”，孫顧校本圈去“聲”字，天頭有孫星衍校：“宋本無‘聲’字，甚妙”；“祰”，孫顧校本、顧校本均在“告”前以墨筆增“从”字；《示部》下，毛後印本作“文六十三”，孫顧校本圈“三”，下有批校：“宋無，《五音韻譜》有。”“”，孫顧校本天頭，有顧廣圻批校：“，宋。《五音韻譜》。癸酉再校。毛依小徐。”顧校本上，則徑以朱筆書“”宋本篆形於毛本篆形上。“毒”，顧校本上，以朱筆書“毒”宋本篆形於毛本篆形上，右邊點去，表示小字本有譌誤；“熏”，顧校本上，以朱筆書“黑”於“象”旁。《考異附録》的校勘條目中，“福、祰、”等例，同時見於孫顧校本和顧校本，“帝、神”等例，見於孫顧校本，“毒、熏”等例，僅見於顧校本。而且，卷五“篎”字的篆形校勘，透露出顧廣圻在毛初修印本上，是以宋晚修本校勘，而非宋早修本或是已經刊成的孫星衍平津館本。可以推知，在撰寫《考異》和《考異附録》時，顧廣圻所能獲見的，當是今鈐有孫星衍、顧廣圻印的趙宧光、錢曾舊藏《説文解字》宋晚修本[67]。從性質上説，《考異附録》是以宋本《説文》爲底本，參校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初印本、剜改本，簡要注出宋本與毛本差異的一部校勘記，當原爲平津館本校記的附録部分。

圖13：國家圖書館藏劉履芬抄本《顧氏説文學兩種》

關於《説文考異》和《説文辨疑》的題名，考孫顧校本，“噭”下有顧廣圻校語：“予别有説，今入《考異》”；“瞯”下有嘉慶十九年（1814）校語“甲戌二月校得，此條擬入《考異》”，今“噭”條在《説文考異》，“瞯”條未入《考異》，僅載《考異附録》，知《説文》校記，顧氏原擬即稱《考異》。而《辨疑》的條目，“”“喁”之説，既見於孫顧校本，亦載入《説文辨疑》。在批校中，“”下有顧氏案語“予别有辨”；“喁”下則作“此條誤，予别有一解”，其中或作“一解”，或言“有辨”，没有明確的題名。據雷浚《説文辨疑序》言：“此澗薲先生未成之書，先生身後，予始見於先生之孫河之孝廉案頭，尚無書名，後河之先生録一副本，借與同人鈔之，則已有書名矣。”“然此四字，實非澗薲先生手定也。”[68]知《説文辨疑》之名，確爲後人所題。

結合相關校跋年月可知，顧廣圻校勘《説文解字》並撰寫校記，大約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次爲嘉慶十五年六月到嘉慶十六年八月，顧氏在嚴可均校語的基礎上，完成了卷一到卷九的校勘，其校語多見於孫顧校本上[69]；第二次約爲嘉慶十八年六月到嘉慶十九年二月，顧氏於孫星衍、顧廣圻校本和袁廷檮舊藏、後歸顧廣圻的汲古閣初修印本《説文解字》上，重新從卷一起，校至卷五。此次校勘，或與顧廣圻從校本上録出《考異》和《考異附録》並别撰《辨疑》同時。今存的《考異》、《考異附録》、《辨疑》均僅至《説文》卷五，其校勘材料、校勘結論，與孫顧校本、顧校本上卷一至卷五的校勘情况，多能相應。同時，“予别有説，今入《考異》”的“噭”條，《考異》中考訂詳贍，已經脱稿，而顧廣圻嘉慶十九年校得，“擬入《考異》”的“瞯”條，今在《考異附録》，極爲簡略[70]，知嘉慶十九年時，顧廣圻在謄清校記的同時，仍在大字本《説文》上作校訂，以期完善《考異》。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這份校記最終未能如願完成。嘉慶十九年（1814）七月，應鹽政阿克當阿之聘，孫星衍赴揚州校刻《全唐文》，往來于金陵、揚州間。這一年，顧廣圻亦赴揚州，校記的工作或就此中輟[71]。

關於嚴可均、顧廣圻在《説文》校勘上的工作，潘錫爵、雷浚二人，曾據顧廣圻之孫顧瑞清之説，有嚴可均“自用其《校議》説，多所校改”，顧廣圻“以爲不必改”，致“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見”，“孝廉頗與茂才不平”的傳聞：

詢諸其孫河之孝廉，孝廉云：“觀察刊此書時，同校者尚有烏程嚴鐵橋孝廉。孝廉擬將宋本酌改付刊，曾著《校議》一書，觀察頗采其説。先祖則學尚持慎，謂宋槧祗當影刊，不可改字，宜别著《考異》附後，觀察從之。先祖遂依許書之序，著有《考異》五卷。嗣與孝廉議不合，遂輟而弗爲。”（潘錫爵跋《顧氏説文兩種》）

陽湖孫觀察星衍得宋小字本，欲重刊行世，延孝廉校字，孝廉自用其《校議》説，多所校改，元和顧茂才廣圻以爲不必改，觀察從茂才言，今所傳《説文》孫本是也。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見。孝廉頗與茂才不平。（雷浚《説文辨疑序》）

潘、雷二人之説，皆出於顧廣圻之孫顧瑞清。但時隔多年，顧瑞清的説法，恐怕與歷史的真實稍有出入。其一，“宋槧只當影刊”“别著《考異》”一説，不僅是顧廣圻的理念，也是孫星衍刊刻伊始即有的想法。自段玉裁《説文訂》指出汲古閣本改易舊本以來，時人已知汲古閣剜改之弊，自不希望新刻蹈襲前轍、隨意校改。同時，嘉慶年間，依宋本開雕並撰寫校記另附書後的出版模式也已成熟。孫星衍嘉慶十年與錢侗的信札中，已提及“重刊宋本《説文》，爲之考證於後”，這明確表明，孫氏最初就有翻刻宋本和附刊校記這兩項出版計劃。其二，就顧廣圻、嚴可均的分工而言，顧廣圻長於影摹宋本，又有豐富的書籍刊刻經驗，早在嘉慶五年（1800），孫、顧之間就已因仿宋刊刻《孫子》、《吴子》、《司馬法》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故孫星衍在借得額勒布本後，即請身在江南的顧廣圻擔任主持刊刻《説文》之役並幫助核定校記。嚴可均長於輯佚，他在山東孫星衍幕下時，以姚文田輯的《説文解字考異》爲基礎，受囑撰寫《説文》校記初稿。但嚴可均並未實際參與平津館本的刊刻工作。顧瑞清言孫星衍“延孝廉校字”，嚴可均爲“同校者”並“擬將宋本酌改付刊”的説法，與事實不符。其三，嚴、顧的争端確實存在，但這絶不是因“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見”，而是由《説文》校勘中的意見分歧引發的。嚴可均《説文校議序》聲稱，嚴氏擬“就毛氏汲古閣初印本，别爲《校議》卅篇，專正徐鉉之失”。事實上，嚴氏的校勘底本，是毛氏汲古閣剜改本[72]，他主要根據他書引文校勘，旨在正徐鉉之失。顧廣圻核定時，其校勘底本爲額勒布本，其校勘理念，是“照依宋本，不必改字，所有異同，附注而折衷之”。校勘底本的差異、目標的不同、理念的區别，都爲嚴、顧之争埋下了伏筆。嚴可均《説文校議序》中言“或乃挾持成見，請與往復論之”，就寓含著對顧廣圻的不滿。其四，就《考異》的性質而言，顧瑞清言顧廣圻“依許書之序，著有《考異》五卷”，但事實上，《考異》原稿未題撰人[73]，並不是顧廣圻獨立的著作。準確説來，《説文考異》和《説文辨疑》這兩部著作，均與顧廣圻參與平津館《説文》校刊的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説文考異”之名爲顧廣圻所擬，但之所以不題撰人，是因爲這是顧廣圻應孫星衍之邀，以嚴可均校語爲主體，吸納了孫星衍、鈕樹玉、顧廣圻諸人意見後録出的校記。故正文有“顧氏廣圻”“鈕氏樹玉”等案語[74]，抄本上亦有“伯淵閲”等孫氏的審閲、商訂之筆，但該書撰人題顧廣圻之名，爲後人傳抄時所增。至於《説文辨疑》，其書名雖未經顧廣圻手定，但根據其撰作經過看，無疑是顧廣圻獨立撰寫的學術著作。

嘉慶二十三年（1818）一月，孫星衍去世後，嚴可均在金陵，整理孫星衍遺文爲《冶城山館遺稿》，同時在孫星衍族弟孫星海的幫助下，於當年六月，將昔日的校勘成果修改後，以《説文校議》爲名刊於金陵冶城山館，署“歸安姚文田、烏程嚴可均同撰，陽湖孫星衍商訂”[75]。顧廣圻亦曾應吴鼒之邀，赴金陵“料理觀察遺書殘稿”[76]，但嘉道之際，他多所轉徙、羈屑傭書[77]，《説文》校勘的工作，顧氏生前並未整理成書，《虎丘倉頡廟》一詩中，留下了顧廣圻“辛未，予校刊許氏《説文》，頗多疑義，久未勒成”[78]的感慨。四十多年後，潘錫爵、許槤、雷浚等學人，從顧廣圻的親友故舊處，録出了多個鈔本[79]。其中，《説文考異》及所附的《説文考異附録》，是平津館本《説文》校記的草稿，從未刊刻。《説文辨疑》是顧廣圻在校勘過程中，針對孫星衍録出的嚴可均《校議》初稿而作的批駁，《辨疑》目録雖有三十四條，但有考證内容的僅有二十條，其餘則“有目無辨”。《辨疑》後附的《説文條記》，是潘錫爵“得見先生手書條記”後，從顧廣圻《説文》簽條中録出[80]。光緒年間，《説文辨疑》的湖北崇文書局本、雷氏八種本、許學叢書本、許學叢刻本、聚學軒叢書本等刊本先後面世，由於諸人傳抄時内容互有出入，各本在目録、内容、序跋、正文上略有差異[81]。只是《説文辨疑》付刻之時，距嚴、顧的《説文》校勘之争，已如空谷回響，時隔杳渺。

[1] 本文數易其稿，得到了北京師範大學王寧先生、國家圖書館袁媛老師、人民文學出版社董岑仕老師等諸位師友的幫助和指正，特别是岑仕曾一起赴國圖、上圖、南圖、浙圖等地訪書，幫助翻譯相關日文資料，促成此文的寫作，謹致謝忱。

[2] 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頁。爲行文方便，本文所引的諸本，遵循前人習慣，沿用簡稱。《説文解字》簡稱《説文》，《説文解字繫傳》簡稱《繫傳》。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簡稱《説文訂》，嚴可均《説文校議》簡稱《校議》，顧廣圻《説文辨疑》簡稱《辨疑》，題顧廣圻撰《説文考異》簡稱《考異》（不指姚文田稿本《説文解字考異》），孫星衍《重刊宋本説文序》簡稱《重刊序》。《説文》刊本中，毛本指毛氏汲古閣本，涉及毛本試印本、初印本、剜改本的文字差異時，以“毛試印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加以區别；孫本指孫星衍刊平津館本；藤本指額勒布刊藤花榭本，因額勒布撰序稱其底本爲鮑惜分所藏宋板《説文》，學界亦稱“鮑本”；陳本指陳昌治刻一行一篆本；陶刻本指陶升甫翻刻孫本；蔣刻本指蔣瑞堂翻刻孫本；丁本指丁艮善刻仿宋監本説文解字。《繫傳》刊本中，汪刻本指汪啓淑刻《説文解字繫傳》；祁刻本指祁寯藻刻《説文解字繫傳》。藏本之中，額本指額勒布舊藏本（不指額勒布刻藤花榭本），因《楹書隅録》言該本曾藏於汪中，學界亦稱“汪本”；王本指王昶舊藏本；周本指周錫瓚舊藏本；葉抄本指葉萬抄小字本《説文解字》；趙抄本指趙均抄大字本《説文解字》；孫顧校本指孫星衍、顧廣圻批校本《説文解字》；顧校本指袁廷檮舊藏、顧廣圻批校本《説文解字》。各本刊刻或流傳情况詳下。

[3] 周錫瓚本今存佚不詳，其字句情况見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周祖謨根據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所録周錫瓚本，認爲孫本“所祖之本必與周氏宋本相近，或即與周氏宋本爲一槧也”，見《説文解字之傳本》，《國學季刊》，第5卷第1期，1935年，後收入《説文解字之宋刻本》，《問學集》，中華書局，1966年，第767—768頁；倉田淳之助也注意到孫本與《汲古閣説文訂》所載的周本多有一致，並推測孫本採用了與内藤湖南藏本（殘本，存六卷，今藏杏雨書屋）非常接近、漫漶程度也很接近的祖本作爲底本，見《説文展觀餘録》，《東方學報》 第十册第一分， 1939 年。

[4] 王昶本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庫，鈐有“青浦王昶字曰德甫”“一字述庵别號蘭泉”“阮元私印”“汪印士鐘”“濟陽蔡氏”“廷相”“蔡印廷楨”“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等印章，曾爲王昶、阮元、汪士鐘、蔡廷相、蔡廷楨、陸心源等人經藏或寓目，影印本收入《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陸心源《北宋槧説文解字跋》：“愚謂平津館所刊，即祖此本（指王昶本），行款匡格皆同。”見《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中華書局，2009年，第299頁。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於《説文》下云：“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北宋刊本（指王昶本）善，此即平津館、藤花榭所據刻之本，乃大徐本第一刻也。”見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第51頁。孫星衍另藏有影寫王昶本，《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平津館鑒藏記書籍續編》著録。葉德輝曾得見影寫王昶本，並根據藏書源流、文字比較，提出孫本依據影寫王昶本刊刻：“余借閲旬日，手校一過，知孫刻即據此本（指影寫王昶本）雕刻”“孫刻源出王本，而以孫刻相校時，有與《段訂》所引周氏宋本同者。”見葉德輝撰，楊洪升點校《郋園讀書志》卷二“《説文解字三十卷》（影寫宋本校平津館館本）”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92頁。

[5] 錢曾本今藏北京大學（LSB/9084），存卷一、卷八至卷十三。鈐有“趙氏凡夫”“有明黄翼收藏”“錢曾”“陽城張氏省訓堂經籍記”“葆采印信”“星衍私印”“廣圻審定”“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李印盛鐸”等印章，爲趙宧光、黄翼、錢曾、張敦仁、張葆采、孫星衍、顧廣圻、袁芳瑛、李盛鐸經藏或寓目。錢曾《述古堂書目》載“許氏始一終亥《説文》三十卷，標目一卷，四本”，當即此本。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録》著録。張玉範以爲“孫氏平津館翻刻宋本即據此（指錢曾本）”，見張玉範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3頁。沈乃文亦有“孫星衍翻刻《説文解字》，依據的是自藏宋刻本”説，見《古籍書目的三種功能與傳統目録學的三個層次》，《書谷隅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0頁。

[6] 額勒布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09588），曾爲毛晋、毛表、季振宜遞藏，約乾嘉年間歸額勒布，鈐有“額勒布印”“鄂爾崐索佳氏”等額勒布章，標目頁有“顧印廣圻”，經汪喜孫、楊以增、楊紹和、陳澄中等人遞藏，楊紹和《楹書隅録》著録，影印本收入許慎撰《宋本説文解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丁艮善刊《説文解字》，跋云：“右仿刻《説文解字》十五卷，原本即世傳毛氏所得北宋小字本也。其本今藏山東聊城楊氏海原閣，卷中唯毛氏印記及孫淵如先生印最多”“乃知孫所據者即其本也，而與孫本頗有異同，蓋仿刻時略有變動也。”然額本上並無孫星衍印章，丁説有不實之處，辨詳下。潘妍艷據孫星衍與顧廣圻書札指出，“孫氏刊本終改以額鹽政宋本爲據”，見《孫星衍山東幕府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第33頁。但就額勒布本的出借始末、孫本翻刊的前後經過，及孫本翻刻與底本之間的版式及文字異同等問題，文中考論尚有不足，這也是本文所重點關注的。

[7] 關於汲古閣本的底本、校樣、初印本、剜改本問題，參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五硯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孔毅《汲古閣刻説文解字略考——兼與潘天楨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2期；潘天禎《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2期； 楊成凱《汲古閣刻説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議》，《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第二輯，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9年；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説文解字》十五卷”條，中西書局，2015年，第347—349頁。諸家觀點稍有不同，對各本的真僞問題和具體刊刻情況的看法不一。今案：結合趙宧光、趙均的藏書及具體校勘看，趙均抄本篆文順序，基本依始一終亥的宋本《説文解字》，間有因趙宧光舊藏本漫漶造成的趙抄本篆次訛誤。趙均抄本的篆形、説解，則多源出明嘉靖以後自郭雨山本翻刻的白口左右雙邊的《五音韻譜》的古字、異文。從《説文解字》和《五音韻譜》的版本系統看，趙均抄本並非以宋本爲主底本，而是趙均參考家藏的宋本《説文》篆次，以半頁七行的行款，自明刻《五音韻譜》抄録而成。汲古閣本刊刻寫樣時，主底本即趙均抄本（或其録副本），並曾據毛晉舊藏的小字本《説文》及其他字書、韻書校改。毛扆汲古閣本《説文解字》校樣，目前可知曾有兩本。南京圖書館藏毛扆校跋汲古閣本（GJ115366）爲汲古閣本的試印校樣，有毛扆甲申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朱色校跋、乙酉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藍色校跋，知初刻不晚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毛扆另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五次校改的校樣，即淮南書局摹刻本的底本。根據淮南書局本可知，上有毛扆題寫的“家刻説文校改第四次樣本”，標目末有“癸巳年修板第五次，凡上方有青圈者要修，無者不動”的跋語，段玉裁云，該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之”，即有朱筆校字，以藍筆圈改。何煌於雍正三年（1725）借得此本校勘，“以朱筆糾正而識之”。乾嘉之際，該本藏於周錫瓚處，段玉裁於嘉慶二年（1797）借得此本，撰成《汲古閣説文訂》，並撰跋文於上。嘉慶五年（1800），顧廣圻又借得此本，另撰跋文指出段氏失校之處。至光緒七年（1881），淮南書局由洪汝奎自荆塘義學借得此本並依校樣上的版刻文字影摹開雕，惜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序》中介紹的毛扆朱藍校改及何煌朱筆批校，淮南書局本並未摹刻，而毛扆第五次校樣今下落不明。段玉裁《説文訂》指出，乾嘉通行的汲古閣本，即據第五次校改校樣剜改後刊行。段氏對汲古閣本的版本源流的考訂大體不誤，唯書中有部分失校、誤校，並誤以康熙癸巳（1713）爲順治癸巳（1653），致清人多有沿誤。郭立暄考察汲古閣本的印本先後，根據典型異文，將汲古閣本分爲試印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和後印本，這一考察基本正確，但據筆者經眼的汲古閣本《説文解字》看，尚有待進一步的辨證和細化。一，增刻“附録自毛扆跋以下十一則”，爲五次剜改以後的印本特徵，郭氏歸入“初印乙本”，有誤；二，印次的討論上，修版特點和印本先後的認識亦可細化。就五次剜改以前的印本而言，毛試印本多古字，與趙均抄本的面貌有相合，但亦有據小字宋本校改處，蓋毛氏所云“北宋本校刊”，即謂此。初印甲本已改去部分古字，並據小篆修正了部分楷書字形，初印乙本則剜去“有明”二字。淮南書局的底本（亦即第五次剜改校樣），實爲較早的初印甲本。而就五次剜改以後的印本而言，段玉裁已指出，第五次剜改多據小徐，在具體的印本方面，國圖藏袁廷檮跋汲古閣本（善本07316），袁廷檮跋云，該本經顧廣圻鑒定，爲“初修印本”，“較未修初印本已遜，然比時俗印本遠勝也”。筆者考察發現，“初修印本”與乾嘉通行的五次剜改後印本（如上圖綫善T12153—68等），文字異文相合，均屬於經過毛扆第五次剜改之後的印本。但在各卷卷首字數、部首字數上，初修印本仍多與宋本、汲古閣初印本一致，而五次剜改後印本的字數則似依據各部内的實際字數進行了剜改。如卷一首行，初修印本同宋本、毛試印本、毛初印本作“重八十一”，毛剜改後印本改“重八十”。由此可知，經過第五次剜改之後的汲古閣本，亦有版片剜改修補的細微差别。袁廷檮所説的“未修初印本”，指的是未經過五次剜改的早印本，“初修印本”指的是經過五次剜改之後的早印本，“時俗印本”則是經過第五次剜改後，再剜改字數的後印本。就汲古閣本的刊刻底本和各印本的校改情況，筆者擬另外撰文。本文根據文字的差别，採用“毛試印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作爲大體區分，“毛試印本”，專指南京圖書館藏毛扆校跋汲古閣本（GJ115366），“毛初印本”概指包括初印甲本和乙本、淮南書局本的底本在内的，反映五次剜改以前的早印本面貌的版本，“毛剜改本”概指包括初修印本、五次剜改後印本在内的，反映五次剜改以後的晚印本面貌的版本。

[8] 椒華吟舫本内封題“乾隆癸巳開雕/説文解字/椒華吟舫藏板”，篇首有朱筠《重刻説文解字叙》，其正文至附録内容，基本依照汲古閣本翻刻，每卷卷首在“徐鉉”下增加“大興朱筠依宋本重付開雕”“宛平徐瀚校字”字樣。文字上間有校改，如《説文訂》指出卷十四下“”字例。

[9] 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序》，《汲古閣説文訂》，第329頁。又淮南書局本《説文解字》卷首段玉裁跋毛扆手校《説文解字》：“《説文》始一終亥之本，亭林未見，毛子晋始得宋本校刊，入本朝版歸祁門馬氏在揚州者，近年又歸蘇之書賈錢景開，當小學盛行之時，多印廣售，士林偁幸矣。”知汲古閣本《説文》書版，乾嘉時在蘇州萃古齋錢景開處。

[10]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中華書局，1984年，第633頁。

[11] 關於《説文解字讀》的年代，陳鴻森指出，“北京本寫成年代至早應該在乾隆五十五年前後，甚至在《尚書撰異》五十六年成書之後”，見陳鴻森《段玉裁説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中國文化》2015年1期。

[12] 《説文解字讀》“蓍”“”“槎”“叒”等條下，曾引及麻沙宋本，分别見段玉裁《説文解字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1、138、302、306頁。

[13] 據黄丕烈《蕘圃藏書題識》載，乾隆五十五年（1790）冬，黄丕烈“從萃古齋主人錢君景開借得手校《説文》善本”，“今人校書多據宋本，亦有高下之别，即如《説文》汲古閣校刊據北宋本，而錢君所據以校汲古閣本者，又爲麻沙宋本，是二本者，安知不有瑕瑜耶。金壇段君玉裁，爲今之名儒，取錢君校本，于宋本之謬者，旁抹之，誠爲有識。”知段玉裁所言“麻沙宋本”，即出自錢景開舊藏，非後來《汲古閣説文訂》的周錫瓚本、王昶本。值得注意的是，《説文解字讀》“叒”、《説文解字注》“中”下段玉裁所引麻沙宋本，與今所見諸宋元遞修本皆異，當是由於過録校語的緣故。

[14] 趙均抄本《説文解字》，今藏日本大谷大學，存標目、卷一至卷二上，卷十二上至十三下、卷十四上至卷十五下共三册，何煌、周錫瓚、段玉裁、蔡廷相、蔡廷楨、張之洞、王秉恩、王文燾、神田喜一郎等人遞藏或經眼。參《大谷大學圖書館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贈圖書善本書影》，大谷大學圖書館，1988年，第3—4頁；白石將人《〈説文解字〉文本的歷史獻學研究——以宋代校訂爲中心》，北京大學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

[15] 葉萬抄本今下落不知，乾嘉之際，該本藏周錫瓚處，段玉裁作《汲古閣説文訂》時曾借觀。關於段玉裁所用的三個小字本，《汲古閣説文訂序》有“三小字宋本不出一槧，故大略相同而微有異”之説，並於文中録出周本、王本、葉抄本的文字異同。筆者考察存世的《説文》宋元遞修本的刻工、版刻和文字異文，知小字本《説文》，有早修本和晚修本之别。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所言的周錫瓚本與王昶本、葉萬抄本的差異，除個别爲抄寫、描潤的譌脱外，多由於《説文》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本差異所致。周錫瓚舊藏本，當與額勒布舊藏本同版，屬早修本，經過元代一次板片修補後刷印，而葉萬抄本自錢曾舊藏本抄出，該本與王昶本同屬晚修本，經過元代兩次板片修補後刷印。詳拙文《宋元遞修小字本〈説文解字〉版本考述》，《勵耘語言學刊》2019年第1輯。

[16] 據清人藏書志及今日傳世的《説文解字》宋元刊本來看，均爲小字本系統。唯毛晋汲古閣本爲大字本系統。關於汲古閣本的底本及汲古閣本與趙均抄本的關係，段玉裁的看法前後稍有變化。嘉慶二年（1797），段玉裁作《汲古閣説文訂序》，云：“趙靈均所鈔宋大字本，即汲古閣所仿刻之本也”。嘉慶三年（1798），段玉裁又於趙均抄本上作跋，云：“宋刻《説文》多小字，獨此本大字。蓋宋刻有此大字本，而趙氏影抄也。”“毛版方幅字數，正與此本同，未知毛氏有此槧本，抑或當日趙抄在子晋家，故仿刻也。”此後，孫星衍《重刊序》亦言“毛晋初印本亦依宋大字本翻刊，後以《繫傳》刓補，反多紕繆”。段玉裁手跋及大字本《説文》相關問題，參辛德勇《也談宋刊〈説文解字〉之大小字本問題》，《書品》，2014年第2期。

[17] 袁廷檮《跋汲古閣説文訂》：“今海内承學之士，户讀毛氏此書，而不知其惡，試略箋記之以分贈同人，則人得一宋本矣。”《汲古閣説文訂》，第366頁。

[18] 顧廣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賦》，收入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卷一，中華書局，2007年，第4頁。

[19] 嚴可均《説文訂訂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許氏古均閣刻許學叢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61頁。

[20] 孫星衍《與錢同人書》，録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古典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76—497頁。

[21] 今王昶本卷末有嘉慶十年（1805）“乙丑閏六月錢侗借觀”之跋文，又前舉孫星衍嘉慶十年八月致錢侗札中有“蘭泉師府中朱朗齋諸人，均祈道念。”知孫星衍因錢侗在王昶幕下，托錢侗影抄。

[22] 額勒布，姓索佳氏，名額勒布，字履豐，號約齋，生平參包世臣《額侍郎别傳》（《藝舟楫雙》卷七）。據張召南撰、王德福續《孫淵如先生年譜》（《藕香零拾》叢書本）嘉慶十年（1805）條：“九月，返至濟寧，隨同欽使鹽政額勒布鞫事泲上，十一月回德州。”知孫星衍在山東督糧道任上已結識額勒布。

[23] 國家圖書館藏孫星衍、顧廣圻校跋《説文解字》（善本07315），涵芬樓舊藏，鈐有“王稺之印”“王岡印”“南后”“葉鳳毛印”“恒齋”“海鹽張元濟經收”“涵芬樓”“北京圖書館藏”諸印章，《 涵芬樓燼餘書録 》著録爲“嚴鐵橋、孫淵如、顧千里、洪筠軒校”，並云“今觀是本，乃知即雷氏所指，初由嚴氏校改，孫氏從而審之，繼得小字宋本，又校一過，而顧氏最後爲之抉擇也。嚴氏所校，孫氏間有商榷之詞，而顧氏乃嚴加駁詰，語不少遜。至洪氏頤煊，則僅承師命偶參末議而已。”關於該本的入藏，張元濟日記1916年11月21日：“還孫、顧校《説文解字》，五十元。（黄祉安經手）。”12月6日：“買入孫星衍、顧千里校宋本《説文解字》，計十二本，洋五十元。由黄祉安買入。”知張元濟於1916年爲涵芬樓購入，後入藏國圖。其上校語，嚴可均校語均係孫星衍過録，另夾有顧廣圻手校浮簽四紙，洪頤煊手校浮簽一紙。《北京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著録爲“清初毛氏汲古閣刻本，孫星衍、顧廣圻校並跋，十二册”。今考該本，内封雖與汲古閣本相同，實並非汲古閣原刻，而爲據汲古閣剜改後印本的翻刻本，如“尌”下説解有譌，顧廣圻批校“依宋本改，汲古本亦不誤”，即指出其爲翻刻之誤。

[24] 南京圖書館藏汲古閣初印本《説文解字》（GJ117527），孫毓修舊藏，鈐有“孫毓修印”“星儒”“小緑天藏書”“南京圖書館藏”諸印章，書中夾有顧廣圻手校浮簽八紙，孫星衍録嚴可均浮簽五紙，並洪頤煊手校浮簽九紙，書上另有孫毓修自涵芬樓舊藏本過録的部分孫星衍、顧廣圻校跋。就國圖藏本、南圖藏本的源流看，嚴可均、洪頤煊曾同在孫星衍山東平津館幕下，顧廣圻則在江南校書，今國圖藏本上的校跋爲孫、顧手跡，而南圖本上的校跋筆跡與孫毓修相近，係過録本，内容遠少於國圖藏本。另一方面，南圖藏本的浮簽則爲孫、洪、顧手跡，考卷十三上頁三“繙，冕也”條，南圖本有洪頤煊浮簽：“頤煊案，《玉篇》‘繙，冤也。’《莊子·天道篇》，繙，十三經《釋文》引司馬注：‘繙，煩冤也。’此作‘冕’字誤。‘冕’與上下文不類。”國圖本無浮簽，板框内另有孫星衍録嚴可均校：“《玉篇》‘冕’作‘冤’，如洪説。”由是可知，南圖藏本上的所有手校浮簽，原當附於今藏國圖的涵芬樓舊藏本上。校勘層次上，洪頤煊校語在孫星衍録嚴可均校之前。由於南圖藏本舊藏孫毓修處，孫毓修曾任職於商務印書館，並參與《四部叢刊》等書籍的影印，蓋孫毓修曾從涵芬樓借得原書並過録校語，而涵芬樓藏本原有的部分浮簽，亦隨之流入孫氏藏書，並最終入藏南圖。 關於孫毓修校本，黄永年《跋阮元校本〈説文解字〉》曾云：“余嘗於修文堂見孫氏小緑天舊藏孫淵如校本《説文》真迹，後見其他藏家書目著録孫校《説文》數部（間有與他人合校）。”見黄永年《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論集》，中華書局， 2007年，第15—16頁。

[25] 國家圖書館藏汲古閣初修印本《説文解字》（善本07316），涵芬樓舊藏，書末有袁廷檮嘉慶三年戊午（1798）跋云：“顧君千里知予重出，以所校《荀子》易去。”《涵芬樓燼餘書録》云：“嘉慶戊午，袁氏以是本歸於顧千里。越十餘年，至癸酉、甲戌之際，復有人依初印本以朱筆改正。”《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録爲“佚名校、袁廷檮跋”。今考該本上的校語，實出顧廣圻之手，校勘亦多取宋本，而非初印本，具體詳下。

[26] 跋語除卷十五外，均在各卷卷末，或有顧廣圻跋語在孫星衍之左，引用時以[孫]、[顧]標明跋語撰者，並依時間先後排列。

[27] 國圖07315上的顧廣圻跋語，除各卷跋語的嘉慶十五年庚午、嘉慶十六年辛未、嘉慶十八年癸酉外，天頭上校記所署時間，最晚至嘉慶十九年甲戌，見卷四“瞯、鶠”、卷五“廎”等字下，與國圖07316卷三、卷五下的甲戌跋語相合。

[28] 孫星衍《與顧千里書三》，録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影印件見《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别集叢刊》（25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146—150頁。此札署“二十六日”，考顧廣圻於嘉慶十二年（1807）冬歸吴門，疑即嘉慶十二年十二月所作。

[29] “橦”條後，顧廣圻圈去嚴可均校語的“宋本作‘帳柱也’”，並在天頭覆校：“審視是‘極’字。”顧廣圻校勘宋本時，在板框中的文字，或直接校於字上，或在校訂的文字右下書“宋”字；或在天頭，亦在文字右下角書“宋”字。

[30] 段玉裁《汲古閣説文訂》中，有一些失校、誤校之處。清人的《説文》批校中，多有過録段玉裁《説文訂》者，以《説文訂》的失校、誤校爲線索，可以判斷諸人的校勘，究竟是吸收段氏校語，還是親自校勘。《説文訂》“”條：“宋本作‘神’也，恐是‘伸’之誤。”“橦”條：“宋本、葉本‘極’作‘柱’。”“庾”條：“宋本、葉本作‘漕’。”此三條，《説文訂》所説的“宋本”，均與王昶本相合，但段玉裁没有説明王本、周本是否有差異。今案，從宋元遞修本《説文解字》看，額本等早修本，此三條分别作“引”、“極”、“槽”，而王本的異文乃修版後産生，段玉裁當失校與額本同版的周錫瓚本。孫顧校本中，於“”條孫氏校語後，另有顧廣圻校語：“描寫之誤耳。自段大令不察，載入《説文訂》，而遂成故實矣。”鈕樹玉《説文解字校録》卷三“”下亦引顧廣圻説：“王蘭泉藏本經人描寫，故誤‘引’爲‘神’。其實予屢見宋槧，皆作‘引’。傳之失真，不可不辨。”見鈕樹玉《説文解字校録》，《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江蘇書局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5頁。顧、鈕之説，可以旁證段氏失校。又，《説文訂》“喬，从夭从高省”條下：“兩宋本一有‘聲’字，一無，餘本皆無。”今按，“喬”字，額本無“聲”字，王本此頁爲抄補，作“从夭从高省”，同額本，另於下文“南有喬木”之“木”字下衍“聲”字，段玉裁《説文訂》所説的“兩宋本一有‘聲’字”，當出自王本，而校記有誤植。在《説文校議》中，“橦”例，嚴可均吸收孫星衍説，云“一宋本亦作帳極”；“庾”、“喬”二例，《校議》則承段氏之説，云：“庾，宋本及《集韻》九噳、《類篇》、《韻會》七麌，引作‘水漕倉也’，此作‘槽’，誤。”“喬，宋本作‘高省聲’，一宋本脱‘聲’字。”考此四條，俱爲段玉裁《説文訂》校勘中失校和誤校宋小字本，孫星衍則未從段氏，依據額本出校，並指出了段校的失誤。

[31] 今案，神，額本、王本作“从示申”，趙抄本、毛本、《繫傳》作“從示申聲”；中，額本、王本作“而也”，趙抄本、毛本、《繫傳》作“和也”；官，額本、王本作“史事君也”，趙抄本、毛本、《繫傳》作“吏事君也”，這幾則毛本與小字本的差異，《説文訂》均未出校，亦爲孫星衍目驗所得。

[32] 孫星衍舊藏錢侗影寫王昶本，《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孫氏祠堂書目》著録，共八册，無綫格，行款、板心處大小字及刻工、正文文字悉依王昶本。鈔本鈐“趙堂校本”“孫星衍印”“頤煊審定”等錢侗、孫星衍、洪頤煊印章，後歸袁芳瑛、陳鼎，今藏上海圖書館（ 綫善 756314—21）。葉德輝、李盛鐸曾經眼此書，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録》於“《説文解字》（影宋抄本）”條下抄録此跋，見李盛鐸著、張玉範整理《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84頁。按李氏所録，“正月”誤爲“三月”，其他文句亦有小異，今據原件迻録。

[33] 孫顧校本《説文》，“嬃”天頭，孫星衍校：“宋本作‘蟬媛’”，又，孫星衍録嚴可均校：“《説文》無‘嬋’，當從手。”“”天頭，孫星衍校：“宋本作‘蜉游’”。

[34] 今案，“嬃”字趙抄本、毛試印本作“蟬媛”，與額本合，毛扆於試印本上圈改“女”，故初印本、剜改本均改作“嬋”。

[35] 孫星衍《與顧千里書五》，録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影印件見《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别集叢刊》（25册），第157—160頁。此札言“家君于廿六日南歸，必至吴門，住孫子祠，刻貲帶上”。考《孫淵如先生年譜》嘉慶十三年（1808）二月條“父即於是月歸常州，奉贈通奉公神主入大宗祠，又奉許太夫人主入郡城節孝祠。始至金陵祠屋。”與此札年月相合，則當爲二月所作。

[36] 孫星衍《與顧千里書四》云：“《續古文苑》、《説文》俱爲催辦。”録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影印件見《國家圖書館藏鈔稿本乾嘉名人别集叢刊》（25册），第151—156頁。此札云“閏端陽前一日回署”，“弟陛見之日，已得請三個月省親假，面奉俞旨允准，當可交卸回南，商辦刻書事宜”。據《孫淵如先生年譜》，孫星衍於嘉慶十三年（1808）五月十五日入京覲見，閏五月回德州道署，六月乞假南歸，則書作於閏五月初九。

[37] 《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一“《説文》”條下有：“一星衍仿北宋小字刊本。一影寫宋本。一明毛晋刊本。一大興朱氏刊本。”該書刊於嘉慶十五年（1810），則平津館本刊成，至遲不晚於嘉慶十五年。

[38] 《説文解字》收入平津館叢書時，有的印本另有平津館叢書的内封。

[39] 藤花榭本内封題“仿北宋小字本説文/嘉慶丁卯年開雕/藤花榭藏板”，即嘉慶十二年。從文字大小上看，汲古閣本板框高213毫米，寬161毫米，每半頁七行，大字十五字，小字雙行，約二十字，爲大字本。平津館本板框高182毫米，寬127毫米，每大字二十字左右，小字二十五至三十字左右，爲小字本。藤花榭本與平津館本行款基本一致，翻刻時增大文字，板框高215毫米，寬150毫米，故《書目答問》“《説文》”條下有“藤花榭額氏刻中字本”之説。

[40] 藤本的刊刻與毛本類似，均有不遵照底本隨意改動的弊病，孫氏之言誠是。據筆者考察，藤本的底本亦爲額本，然刊刻中多據毛本改字，且間有採用段氏《説文訂》之“宋本”説改動底本者。這些校改，顯示出《説文訂》在當時推動刊刻《説文》的影響。關於藤本的刊刻始末，參拙文《藤花榭本〈説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待刊。

[41] 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説文”下：“王本余曾見之，通體皆黄紙，印本較後，已遭俗人描寫。”見黄丕烈撰，余鳴鴻、占旭東點校《黄丕烈藏書題跋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80頁。顧廣圻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