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合一 重质胜于重文

《文心雕龙讲记》是龚鹏程教授2010年在北大开设《文心雕龙》课程的授课记录，内容深入浅出。龚鹏程出入三教、涵泳中西，自出机杼而不苟同于前修，故能以宏阔的视野、活泼生动的语言带引读者学习这本传统名著。

全书探研《文心雕龙》的逻辑起点，乃是刘勰的经学传统。因此书中仔细谈到《文心雕龙》的《序志》《宗经》《征圣》篇中之经学以及全书与五经的关系。尽管齐梁之世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谙熟乃是理所当然，但《文心雕龙》之枢纽5篇一本于儒，却与刘勰自身的经学传统大有干系。诚如作者所言，早在两汉之际，扬雄、班固已尝试将文学与经学结合，魏晋以降的挚虞、李充、裴子野继续阐发此旨，到刘勰也没有例外。

龚鹏程指出，刘勰身处文笔分离的时代，《文心雕龙》之所以宗经、征圣，就是要打通文笔之辨。由于“文”本来是具指一切文明文化，故刘勰对“文”之起源有文道合一的认知。且因《文心雕龙》并非总集，遂可略仿挚虞《文章流别志论》的方式，畅所欲言，并开设《诸子》《史传》等篇，阐发非集部著作的文学性。不仅如此，刘勰对于诸种文体的源流，几乎都回溯到儒家的圣哲与经典。史子集三部，皆肇端于经，与《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自是异曲同工。对经学传统的继承以及对“文之为德”的高度注重，使刘勰在“文”的方方面面皆有仔细的考察与审思，促成了《文心雕龙》广博的特色，举凡本体论、创作论、文类论、风格论、作家论、语言论等范畴皆有颇为深入的探讨。

盛唐以降对于六朝文风的批评，深切影响到“五四”以来对这个时代的判断。加上六朝之世，三教并驱，更令人产生儒学被边缘化的印象——而这种被“边缘化”，似乎也为文学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契机，铃木虎雄、鲁迅等人先后将魏晋南北朝视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此外，西洋近代唯美主义思潮的出现，仿佛遥遥映照着上古中国文学观随着东汉经学时代的结束而逐渐“离开道德论”，甚至唯美主义的某些特质也不难让人联想起那些年辈稍晚于刘勰的萧梁宫体诗家。无可否认，相对于各种诗歌题材，宫体诗在内容和情感上颇具吸引力，也更有脱卸时空束缚与道德说教的“延展性”——这些绮丽柔曼的诗歌未尝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却更具镜花水月之致。如果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趋势观之，也可说是曹丕“诗赋欲丽”的发展极致。

但实际上，无论曹丕、陆机、刘勰还是钟嵘，都没有彻底脱离“文质彬彬”的思想，尤其是刘勰。龚鹏程指出，他重质更胜于重文，“作品如果文采略逊，可是内容还不错，刘勰基本上会给予比较好的评价。反之，若文采很好，义理内容偏离了儒家的道理，刘勰定是批评的”。这与梁武帝最终放任徐摛诱导年幼的萧纲创作宫体诗，乃至萧纲后来提出“为文且须放荡”之论调相去甚远，却正好呼应着《原道》篇中文与道合一、“与天地并生”的主张。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