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诞辰80周年纪念日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1941年6月27日出生于波兰华沙,波兰电影导演、编剧,毕业于洛兹电影学院。1988年,执导犯罪片《杀人短片》,该片获得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1991年,执导剧情片《两生花》,该片获得第4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1993年,执导剧情片《蓝白红三部曲之蓝》,该片获得第50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1994年,执导剧情片《蓝白红三部曲之白》获得第4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年,执导剧情片《蓝白红三部曲之红》,该片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1996年3月13日,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因心脏衰竭在波兰华沙去世。
基耶斯洛夫斯基访谈
译|Angelo2
Q 代表问题 , KK 代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回答
Q:为什么你对法国的精神象征--自由、平等、博爱--感兴趣?
KK:就和我对《十诫》感兴趣是同样的原因。《十诫》用十句话表述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有着与之类似的作用。数百万人为这些理想而献身。于是我们决定看看,这些理想是如何被实践的,它们在今天又意味着什么。
Q:你所感兴趣的是生活(生命)。那么是否是这个原因,而使你放弃了原先设计师的工作,转而进入 Lodz 电影学院,专门从事纪录片工作?
KK:我想在描述这个世界的同时,通过影像,表达我的感受。那个时代属于那些伟大的纪录片导演:Richard Leacock, Joris Ivens。今天,电视终结了这种电影形式。电视工业不愿意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它更愿意的是简单的报道,简单的思想:非白即黑,非好即坏……
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Trois couleurs Bleu (1993)
Q:你是怎么构思这三部电影及其相互关系的呢?
KK:我们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三个概念,看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不过是从个体的观点出发。这些理念和人类的本性是对立的。当你在实际中真正涉及到它们,你甚至不知道怎样带着这样的观念生活。人们真的想要自由、平等、博爱吗?它们是否有名无实?我们总是带着个体的、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
Q:你后来转向虚构(故事片)--不过你仍旧极注重现实生活。
KK: 我想生活比文学作品要聪明得多。在纪录片方面工作了这么久,既有助于我现在的工作,又是一个障碍。就纪录片而言,剧本只是把你指向某一个方向,谁也不知道故事情节将怎样展开。拍摄的时候,关键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素材。所谓纪录片的工作是存在于剪辑之中的。今天,我想我还是这样工作的。我所拍摄的并不是真正的故事--胶片上仅只是组成故事的元素。拍摄时,常有一些剧本上没有的元素被添加进去,而在剪辑时许多东西又被剪掉了。
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剧照
Q: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被深入下去,你不觉得到最后剧本纯粹变成了借口吗?
KK:不,一点儿也不。绝对不会的。对我来说,剧本是我和一同工作的人交流的途径,所以它是关键。它可能只是个纲要,但确是不可或缺的根本。在那之后,许多事情可以被更改:一些想法可能被去掉,结局可能变成开头,但剧本的字里行间,所有的思想,是不会变的。
Q:你把自己称为一个工匠,一个和艺术家相对的称号。为什么?
KK:真正的艺术家总能找到答案。而工匠的知识总是限于他的技术之内的。比如说,我很了解镜头、剪辑室,我知道摄像机上不同按钮的作用,我多少知道些怎么使用麦克风。这些我都知道,可那不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于懂得怎样生活,生存的意义……诸如此类的东西。
蓝白红三部曲之白 Trois couleurs Blanc (1994)
Q:这三部影片是否是分别拍摄,并且彼此之间隔了一段时间?
KK:我们从《蓝》开始,1992年的九月到十一月进行拍摄。最后一天,我们又开始了《白》的工作,因为在法庭的那个场景中,你可以同时看到两部影片中的人物。在巴黎的法庭拍摄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有许可证,于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我们一口气拍完了《白》的30%,因为它的第一部分是在巴黎发生的。然后我们去波兰完成了它。休息了10天,我们又到日内瓦开始拍摄《红》,那是在瑞士拍的,从1993年的三月拍到五月。
Q:三部影片的剧本写得很完整吗?
KK:拍摄的第一天之前,它就被很好地完成了,提前了6个月。要知道,选景是要花费时间的。你得考虑100个情节,3个国家,3个不同的摄影导演。你必须提前组织、准备,以完成和制片人达成的协议。
两生花 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1991)
Q:剧组人员在三部电影中有所变化吗?
KK:摄影导演是不同的:《蓝》中是 Slawomir Idziak,Edward Kojinski 拍了《白》(他和 Andrzej Wajda 合作过几次),还有Piotr Sobocinski,很年轻,但很有才干,他拍摄了《红》。其他人,比如声效、布景设计、音乐的工作人员是一样的。这样的原则在《十诫》中很有效,所以我们保持了下来。
Q: 在没有全部拍摄完三部电影之前,你是否就开始剪辑了?
KK: 是的,从第一个礼拜开始,我就一边拍摄,一边剪辑。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我都在剪辑。
蓝白红之《白》剧照
Q:你的影片越是切实,看上去就越有形而上的意味。特写越来越多,你和人物、物体靠得更近了:你似乎在寻找超乎具体与物质的东西。
KK:当然我希望能超越具体的事物。但这很难。非常困难。
Q:你在试图捕捉什么?
KK:也许是灵魂。无论如何,我自己还没找到的一种事实。或许是悄然流逝却无法捕捉的时间。
Q:人物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KK:我尽量想一些既容易被观众记住,又能反映人物性格的名字。现实生活中,有些名字让我们很惊讶,因为它们和其人并不相称。
蓝白红三部曲之红 Trois couleurs Rouge (1994)
Q:对于《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你当时是不是想到了《福音书》中的维罗尼卡?
KK:后来我想到了,但在选这个名字的时候并没有。尽管是无意识的,不过看起来是个不错的联想。对于《红》,我问 Irene Jacob ,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最喜欢的名字是什么。她说是 "Valentine"。于是我把那个人物叫做 Valentine 。至于《白》,我把男主人公命名为 Karol(波兰语中的 Charlie),是为了向卓别林(Chaplin)致敬。这个青年人,既天真又精明,颇有点卓别林式的性格。
无休无止 Bez końca(1985)
Q:《十诫》中充满了偶遇--有些是失败,有些是成功。而在“颜色三部曲”中,从一部电影到另一部,人们看上去也常有偶遇。
KK:我喜欢偶遇--生活中充满了这些。每天,毫不知觉地,我与本应认识的人擦肩而过。在此时,在这个咖啡馆中我们与陌生人紧邻而坐。每个人都会站起来,离开,继续他们自己的路。他们再也不会相见。即便遇见了,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这并不是初次见面。
在三部曲中,这些相遇没有在《关于杀戮的短篇》中那么重要,那里面,未来的杀人者和律师没有碰面是关键。在三部曲中,加入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满足一些影迷,他们喜欢在一部电影中找到另一部的影子。这对他们来说像个游戏。
蓝白红之《蓝》剧照
Q:每部电影中,都有个老年人想要把瓶子放进垃圾桶里。这是什么意思?
KK:我不过是想,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衰老,我们终有一天,会连把瓶子放进垃圾桶的力气都没有。在《蓝》中,为了避免这个场景看上去有说教意味,我把它过度暴光了。我估计这样 Julie 就看不到那个女的,就不会想到她自己的未来。她太年轻了,不知道终有一天她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在《白》中,Karol 笑了,是因为他发觉这个人的处境比他还糟。在《红》中,我们看出了 Valentine 的同情心。
Q: Valentine 知道博爱的价值,Julie 也将重新学会去爱。这样的话对于 Karol 和Dominique 也能说得通。即便当你讨论自由和博爱时,爱总是决定性的。
KK: 老实说,在我的作品中,爱总是与原则相对的。它产生两难境地,它带来苦楚。有了它、没了它,我们都无法生活。你很少能在我的电影里找到幸福的结局。
杀人短片 Krótki film o zabijaniu (1988)
Q:不过《红》的剧本似乎说明你相信博爱。而《蓝》的结局是乐观的,因为 Julie 又能哭泣了。
KK:你这样想吗?对我来说,乐观是两个有情人手挽着手走在夕阳的余辉之中。也许是走向日出--随便什么你喜欢的。可如果你觉得《蓝》是乐观的,那么为什么不呢?相反的,我觉得真正幸福的结局是《白》,尽管那是个黑色幽默。
Q:一个男的去监狱探望他的妻子。你把这叫做幸福的结局?
KK:但他们彼此相爱!你难道愿意结局是,丈夫在华沙,妻子在波兰--他们都很自由却并不相爱?
Q:乍看上去,平等的主题在《白》中并不明显。
KK: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找到:丈夫与妻子之间,在雄心的层面,在金融领域。《白》更关乎不平等,而非平等。在波兰,我们说“每个人都比别人更渴望平等”。这实际上是一句谚语。它表明平等是不可能的:它与人类的本性对立。于是有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不过这是个美丽的词,必须不惜余力的达到平等……牢记着我们无法达到它--这很幸运。因为真正的平等带来的是集中营之类的组织。
十诫 Dekalog (1989)
Q:如今你已在法国生活了一年了。这种经历是否改变了你对自由的看法--于是而有了《蓝》的主旨?
KK:不,因为这部电影,和其它两部一样,与政治无关。我讨论的是内在的自由。如果我要讨论外在的自由——社会运动的自由——我会选择波兰。因为显然,那儿还没有变。举一些愚蠢的例子。你有护照,能去美国。我不能。有一份法国的薪水,你可以买一张去波兰的飞机票,但反之并非如此。然而内在的自由是普遍的。
Q:《蓝》像是《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的延续,后者又是《十诫》第9集中的元素的延续(患心脏病的歌手)。我们还能一直继续下去.……每部电影看起来都为你的另一部电影给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KK:当然,因为我总是在拍同一部电影!不过那没什么新奇的。所有的导演都这么做,作家们也总在写同一本书。我说的不是“专业人员”,我指的是作家。注意,是作家,不是艺术家。
《两生花》剧照
Q:每种“颜色”都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拍摄。这是出于对欧洲电影工业的责任吗?
KK:欧洲电影工业的概念完全是人为的。那其中有好的片子,也有糟的:就是这样。把《红》——出于经济原因我们在瑞士拍摄的——拿去瑞士是为了合作拍摄。但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开始思考……像《红》这样的故事应该在哪儿发生?我们想过英国,然后是意大利。然后我们决定瑞士是最合适的地方,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希望离中心远一点的国家。证据就是有关对欧洲关系的公民投票。它是欧洲中间的一个岛。而《红》是一个关于孤立的故事。
Q:在法国拍摄而不说法语,困难吗?
KK:当然,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可以在这儿得到资金。而在其它地方,我没有。同时,这比在一个我太熟悉的地方工作要更有趣。这丰富了我的观点。我在发觉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一门如此复杂而丰富的语言!这可以体现在,当我建议——当然是用波兰语——在对话上做点微小的改变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用法语向我提出20种改变的建议。
爱情短片 Krótki film o milosci (1988)
Q:你们在三次电影的拍摄中,创造了一部欧洲交响曲……
KK:像你可能推断的,我们说法语、英语、波兰语,还有德语。我们创造了一种每个人都感到很舒服的氛围。与不同国籍的人在一起,我没遇到什么困难。
Q: 你感到欧洲化吗?
KK: 不。我有波兰的感觉。我感觉我来自波兰东北部的小村庄,在那儿有一座房子,我喜欢生活在那里。不过我在那儿并不工作。而是伐木。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波兰的殿堂级电影大师。影片被认为“既有伯格曼影片的诗情,又有希区柯克的叙事技巧”。他被称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电影诗人”,但自认为是“朴素的、地方性的”导演。主要作品有《十诫》,“蓝白红三部曲”,《生命的烙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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