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15日上午8时，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在指挥战友倒车的时候，汽车碰倒了一根电线杆。不幸的是，这根电线杆倒下的时候，正好打在了雷锋同志的左太阳穴上。虽经全力抢救，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同志还是于当日12时5分不幸英年早逝，年仅22岁。
雷锋同志逝世后，他那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传遍了神州大地，大江南北。1963年初，《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纷纷报道了雷锋同志的生平和光辉事迹。沈阳军区的《前进报》甚至用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了雷锋同志的32篇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不仅有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名句，还有一首名叫《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小诗。
《雷锋日记》也引起了上海实验歌剧院专职作曲家朱践耳的关注。朱践耳解放前曾在新四军前线剧团工作，建国后给上海、北京等电影制作厂作曲。一九五五年，朱践耳远赴苏联，师从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巴拉萨年门下，潜心钻研交响乐创作，并创作了《节日序曲》、《英雄的诗篇》（歌词选用毛泽东的诗词）等优秀音乐作品。雷锋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充满激情的音乐家，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另辟蹊径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谱上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随后，朱践耳就把这首歌寄到了《文汇报》。
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歌，并附上了300字的唱法说明。为了配合宣传“雷锋精神”，标题也改成了“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这首歌最初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后来才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当时，才旦卓玛正在上海学习音乐。有一天，她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首歌，觉得这首歌简直就是为她这个藏族翻身农奴写的。于是，才旦卓玛就找到了她的老师，著名声乐教育家王品素，向他请教这首歌的唱法要点。在王品素的精心辅导下，才旦卓玛在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饱含深情地演唱了这首歌曲。没想到，这首歌一经唱响，就引发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共鸣，才旦卓玛和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夜间家喻户晓。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是谁？
雷锋同志在日记里记载《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的时候，标明了“抄录蕉萍原词”。但是“蕉萍”是谁，一时众说纷坛。有人说，“蕉萍”是江南某大学的一名女生，也有人说“蕉萍”是雷锋同志的女朋友，甚至还有人说，“蕉萍”其实就是雷锋同志的化名。
给《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朱践耳同样也想搞清楚“蕉萍”到底是谁。朱践耳通过多种渠道打听，终于将“蕉萍”锁定在了陕西铜川矿务局。于是，朱践耳就给陕西铜川矿务局寄了一封信函，希望矿务局能够帮助找到“蕉萍”本人。
朱践耳
朱践耳的信函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后，立即引起了矿务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然而，经过多方查找，“蕉萍”本人始终没有现身。很多人也开始表示疑惑：唱红大江南北的这首红歌，怎么会出自咱们这个穷山沟呢？就在寻找“蕉萍”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人向局领导“举报”，说被下放到焦坪煤矿井下挖煤的姚筱舟总喜欢背着人写写画画，还时常看见他把自己写的散文、诗歌向外投稿。
姚筱舟于1933年出生自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铅山解放的时候，16岁的姚筱舟和十几个同学一块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朝鲜战争爆发后，姚筱舟又作为一名铁道兵，奔赴到了朝鲜战场。朝鲜战争结束后，姚筱舟随所在的部队，来到了陕西，成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的一员。
解放前，姚筱舟的叔父是国民党军联部的少将，哥哥是国民党某工厂的军官。解放前夕，叔叔和哥哥都逃到了台湾。如此复杂的家庭关系，也给姚筱舟一生的政治生涯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1957年初，陕西铜川矿务局的采煤工人因为违规点火取暖，引发了火灾，造成了14名矿工遇难。作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矿区技术员姚筱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遭到了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被下放到焦坪煤矿矿井挖煤。
姚筱舟
铜川矿务局领导接到“举报”后，就找来了姚筱舟，问他是不是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姚筱舟经常因为海外关系而遭受批斗，每天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姚筱舟不知道自己发表的哪首诗又出现了政治问题，因此，他矢口否认“蕉萍”为笔名发表过诗歌。但是，整个铜川矿务局除了姚筱舟有这方面的才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因此，铜川矿务局领导又对姚筱舟进行了耐心地劝说与开导，姚筱舟终于承认自己曾经以“蕉萍”为笔名发表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
至此，《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蕉萍”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经过
“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姚筱舟对党有着深厚的情感，特别是他被下放矿井的那段岁月里，是党和工友们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让他感到了党的温暖。在当时，矿井里流传着矿友们自己编写的顺口溜：“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怀着对党的无比热爱，姚筱舟根据矿友们口语相传的顺口溜，并根据童年时期听过的江西民歌，创作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歌。
姚筱舟后来回忆说：《唱支山歌给党听》全诗共有12行，以民歌作为表现形式，通俗浅显，朴实无华。在创作中，我借用和提炼了平时矿友们的顺口溜，比如“我把党来比母亲”就是借自顺口溜“党是咱是妈”。只是诗中的“鞭子”一词让我想了许多。起初，我写的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新社会推倒大山作主人”，这样写出来总觉得味道不足，难抒胸臆，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句子。苦思冥想中，随手翻开了一本小人书，书中地主正用皮鞭抽打长工。顿时让我茅塞顿开，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于是，就有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的经典诗句。
兴奋不已的姚筱舟，就以单位名称“焦坪煤矿”的谐音署名“蕉萍”，把这首诗寄到了省城。1958年6月26日就被发表在了《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后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汇编到《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全诗文如下：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现在，我们无法考证雷锋同志是通过《陕西文艺·总路线诗传单》还是《新民歌三百首》发现这首小诗，并工工整整地抄录到了自己的日记之中。不过，雷锋同志在抄写的时候，将其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了“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并将原诗的第三段，表现“大跃进”的四句诗全部删掉了。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看到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诗歌，就是雷锋同志改写过的。雷锋同志对原诗的删改，可谓是神来之笔，对《唱支山歌给党听》能够传唱至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才旦卓玛
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并在北京举行了颁奖晚会。由于姚筱舟家庭关系复杂，未能被通知前去北京出席颁奖大会。事后，文化部将一套《毛泽东选集》寄到了铜川矿务局，并由矿务局领导转交给了姚筱舟，作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奖品。
转眼三十七年过去了。1997年，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上海开幕。东方卫视邀请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曲作者朱践耳和演唱者才旦卓玛相聚东方明珠，并同台演绎了这首红色经典歌曲。舞台现场，当《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姚筱舟首次与相知30年却从未谋面的朱践耳、才旦卓玛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现场的观众热泪盈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2017年8月15日，《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朱践耳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2019年9月1日，《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在铜川逝世，享年86岁。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信仰历久弥坚。当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再一次唱响天安门广场，那天籁般的声音，仍然让我们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欣赏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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