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惊蛰》里的虚构和非虚构

来源：封面新闻

文/蒋蓝

作家杜阳林与我近似的是，都是媒体出身；不同的是他游历商界，高起高打，还可以抽身而返：散文、诗歌、小说、企业文化研究等轮番出击。长篇小说《惊蛰》在《十月》2020年6期刊出后，单行本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

《惊蛰》既是一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四川的乡村生活史，更是一个少年的血泪奋斗史。这一时空与杜阳林的小说题记“惊蛰天，春雷起，僵虫惊，山川兴，万物乃复生”寓意完全吻合，他是希望通过一个少年的经历，去昭示东风风来满眼春的时代步履。作为小说主人公，凌云青的跌宕经历一贯到底，而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的遭际也是这样结构的。

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的杜阳林，铁了心要通过凌云青、通过徐秀英和她的儿女们来触及命运的常数与变数。可以发现，凌云青宛如安泰一样，正是从路遥《人生》中汲取了无尽的大地之力。而《惊蛰》明显属于现实主义的奋斗小说类型，读者从凌云青是集高加林、孙少平与孙少安于一身的典型，而细妹子身上也能看到田晓霞的影子……

杜阳林不属于那种抽着雪茄、穿着睡衣，将谜底与谜面可以左右互换的作家。他围绕南部县观龙村而展开的故事，他之所以要在这一越发复杂、纷繁的空间里找到人生的答案，恰在于：他的相信！他相信有一个局势的大限，犹如他相信惊蛰之后万物乃复生。这一执念，就决定了他抛弃了系列叙述花招，与其说他老老实实叙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故事，不如说他讲说了一段亲身经历。他甚至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取舍之间，显示出了某种犹豫。

我经常想，当红的很多小说家们早已不会老老实实讲故事了。他们把“怎么讲”凌驾于“讲什么”的高空。按照西方小说函授的程式，他们把小说的十八般武艺统统上演一回！他们脸上泛起了猪肝红，太阳穴高高鼓起，听觉还沉浸在镀铬铁片儿大刀呼啸的声浪里。

杜阳林呢，不过是在叙述那些卡在自己骨头缝里的痛。所以，他的小说看起来一马平川，少了波澜，少了“策略”。他对母亲徐秀英的描写，是用一连串置身不幸、脱身不得、只能死命抗争的方式去描述的，没有雷鸣电闪，只有残酷命运烤逼出的一抹汗青，成为了小说里通透而澄明的液体，映照着鬼魅魍魉的周遭世界。

近日一个访谈中，作家莫言说：“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一口深井！”“过去语言上最喜欢浓墨重彩，现在觉得过多的形容词和描写会成为理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障碍，反倒是平淡朴实的语言更能直入人心。”也许存在着方凿圆枘的可能，但我以为杜阳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小说写作的。

在很多作家笔下，那个物是人非、已经回不去的乡村，往往成为诗意栖居的净土终极地。但杜阳林没有把观龙村描绘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没有将其绘制成山美水美人更美的乌托邦，刻骨铭心的人与事，不会随风明灭。凡是石头当要说话，唯有心者聆听。作家冷眼睨视那片乡土的蝇营狗苟，他没有淡化乡土上颟顸、算计、阴暗与落后，而是以刻骨的笔触，把那些“本已不幸却又变本加厉加剧别人不幸”的群体性格，钉在小说的天幕。这——恰是小说讲述生命故事的人性力量。

侧身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杜阳林的《惊蛰》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地理空间的可感性，不抑不扬的平直叙事中，深藏一种不易察觉的冷酷与荒谬感，从而完成了对往事与乡土的一次隔空抓取。这样的写作结构方式，体现了他之于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写作的一种融合和创新。小说的这种线性结构，出乎意料又合乎情理，毕竟生活并不是处处闪耀着腰线与奇迹的。奇迹，只是为那些火种不灭、摩顶接踵的人而备。也就是说，故事的安排，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比贫困更为坚硬的是一种无物之阵的气场。考上大学的凌云青，鲤鱼跳龙门地逸出了观龙村的沼泽，他该如何去面对一个陌生城市里的善与恶呢？！博尔赫斯说过：英雄远走他乡，恶棍横行乡里。但这不是杜阳林的结论。小说里的那位老爷爷，总让我感到了洋溢在乡土的温暖。

马克·吐温说：“有时候现实比小说更荒诞。虚构还要在一定的逻辑下进行，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而一再标榜来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谓写作，其实也是毫无逻辑可言的，甚至与现实无关，而只与个人的审美相连。在这个向度上，小说《惊蛰》反而凸显出一个作家讲好当代故事的坚实、沉潜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