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明出书批判，多处罗列余秋雨常识性错误，找茬？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墨子

世界上凡事皆有双面性。自然界遵守的规则从来都不是理想化的，储存于脑海之中幻想的完美人生只是人性深处的一种寄托。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妄图去评价一个与自己现实生活中并无太多交集的人，这样的行为明显是有失偏颇的。面对面的交流、观察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我们才能较为公正地洞悉其内心。

公众人物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是大众在茶余饭后期望探索的谈资。世俗对于不同维度人类的偏见，往往如同一座大山一般难以撼动。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散文家，理论家余秋雨先生，一生充满着无数的争议。一千个人心中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从众人口中描述的他，仿佛一本传奇的书，每页都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先被质疑作品，再被批判人品的余秋雨，究竟是伪君子还是真文人？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国文学社会开启了新纪元。一批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纷纷涌现。余秋雨便是其中文化进步人的代表。

并不平顺的创作之路

1946年出身于浙江余姚的余秋雨，在196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以善写历史文化散文著称的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中国文脉》、《山河之书》等散文作品，广受大众欢迎。毕业当年,余秋雨恰逢特别时期，遭遇了巨大灾难。

他的父亲余学文先生因"错误言论"被人诬陷从而入狱十年，叔叔余志士被造反派暴徒迫害致死，家破人亡，断绝生计。1968年余秋雨被下放到27军军垦农场服劳役，生活艰苦。直到1971年事件之后，由于总理为抢救教育，急于编制教材，余秋雨才从农场冒险潜入上海戏剧学院和复旦大学外文书库独自编写《世界戏剧学》。

在特别时期，余秋雨默默地用书籍的编撰与当时的极"z"文化相对抗。但1976年初，余秋雨编写的教材仍旧没有逃离被批判为"y倾翻案"的命运，于是无奈之下他只得暂避到浙江奉化县大桥镇的一座藏书楼中。在这期间，余秋雨苦心研读中国古代文献，直至同年10月苦难结束，再次返回上海。

投身当代文化的学术大潮之中

在1977年-1985期间，余秋雨陆续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学》等学术著作，为文化灾难后的教材重建项目做出了巨大贡献。1985年2月，在上海各大学术前辈的联名推荐下，没有担任过副教授的余秋雨被破例直接晋升为正教授，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转战华文作家

在事业逐渐踏上顺遂之路时，1989年-1991年，余秋雨婉拒了几次省部职务的升任，并开始向国家文化部门递交辞呈。刨除多项荣誉和职务后的余秋雨，开启了散文作家之路。在系统考察了中国各处的重要文化遗址后，《文化苦旅》、《山河之书》等沿途所撰写的文化大散文迅速风靡了全球，成为了印刷量最大的现代华文书籍。由此，余秋雨的国际影响力达到高峰。

"畅销作家"饱受作品质疑

1992年《文化苦旅》正式出版，大获成功。十年内该书销量超百万册，余秋雨步入了畅销作家行列。先于各类优秀作家学者之前站上山峰的余秋雨无疑会受到四面八方而来的瞩目，文人相轻，同行之间的审视与评论将余秋雨的作品推上了口碑危机。

辞藻华丽，过于堆砌，是众多文学评论家在批判余秋雨散文的看法。《文化苦旅》畅销时期，曾在打黄扫非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警方在一位从事不法活动的女士身上搜出了三样物品：口红、避孕用品、一本《文化苦旅》。

有人借此机会宣扬余秋雨的作品为文化口红，即许多自认为具有高度理解力的评论者们认为《文化苦旅》是一些人为掩饰自己浅薄、无知的一种武器。

就像本无血色的嘴唇上为了修饰而抹上粉色的口红，只是将自己的苍白文颜隐藏在了假意的姿容之下罢了。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豆瓣的某段评论中，仍会出现一些诋毁余秋雨作品的话语。

但余秋雨的散文当真就如此不堪吗？我个人认为直接相信所谓文评者的言论是不正确的，在看待一类能够博得大众喜爱的作品前，我们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在我看来，余秋雨的散文是有其可读之处的。

其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微小的城市类散文才是大众阅读时的主流方向。即使是如同《文化苦旅》般的游记散文，也只是记录作者细微的感情变化与普通的生活日常。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化苦旅》明显不符合潮流，但正因如此，随着代文学前进的同时，也让更多读者感受到了中国散文的可发掘性。

其二：余秋雨的作品风格在情感表达上具有平衡与融合的特点。文字的晦涩下是豪放与婉约的结合、不偏颇，不过于着重使用一种力度去描绘内心画面。宏大的历史观和论道般的陈述让习惯于欣赏小家碧玉类的散文爱好者能够耳目一新。

其三：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余秋雨的作品能够快速抓住读者眼球。对于新一代的青年学生而言，过于平淡的散文难以捕捉到文章中凝聚的精神力量。然而如《文化苦旅》般的作品能弥补部分对于散文的年轻化冲击。

无法掩饰的作品缺陷

余秋雨在创作过程中，有着大多数文人在书写文章时易犯的通病：将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强加于读者思想里。于是我们在品读其作品时不难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偏激，针对某件事或某一人的片面性批判。例如《道士塔》中，余秋雨对于王道士的定义只是简单地将其描述为历史的罪人，这样的表达忽略了从整个时代来看待个人发展中社会造成的局限性。

除此之外，对自身过多的优质评价也造成了大众对余秋雨文章质量的质疑。自吹自擂，矫情，卖弄文采风骨，写文只是粗浅式的深入……一系列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声不绝于耳，这些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曾有一本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由金文明编写。此书中罗列了多处余秋雨作品中的常识性错误，虽然不排除有故意摘选诋毁之嫌，但基础知识的运用方面的确没有展现其较为严谨的态度。

人品上的信任崩塌

仅仅是文学上的争论也只是专业学者之间相互交流看法的一种方式，在普罗大众的眼里未必能清晰地判断余秋雨的专业性。然而身为一个瞩目的作家，一言一行必将暴露在公共下，余秋雨私下性格与处世态度的展现让当时对公众人物抱有理想化滤镜的人们无法接受。

诈捐事件：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余秋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进行救灾活动。之后他决定向灾区捐赠20万元并援建3座图书馆，但这也让其身陷舆论的旋涡之中。由于余秋雨要求对图书馆中的书籍进行精细的挑选，就避开了红十字会通道，直接悄无声息地捐献。

部分网友在查验红十字会账单时并未搜索到余秋雨的捐赠记录，并对此大力抨击，在网络上肆意散播其诈捐炒作的新闻，就连学者易中天也发长文拷问捐款的真实性。最后由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公司董事长黄育海进行了澄清。

特别时期写作组经历：在前文中曾描述到余秋雨在特别时期期间编写新制教材的故事，但对其是否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一直存在不小的议论。在《问教余秋雨》一书中，吴拯修用独特的视角审视了余秋雨的一生，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无疑是其"石一歌"写作组事件。吴拯修认为余秋雨一直在逃避特别时期时的所作所为，企图通过将自己打造成为一名"反z"战士从而赢得更多的鲜花与掌声。

这一说法一经现世，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其中的细节与真实性还有待考察。与此同时，余秋雨的情史也让人津津乐道，作品抄袭，担任青歌赛评委，"故居门"等事件都将他从国学大师的神坛下逐渐拉下。

余秋雨在文学与人品方面的确呈现出了某种分裂，他的才华和弱点都同样的醒目。他的人生仿佛置于天堂与地狱之间，既走过了通途也穿越了歧路。中国文化界的批评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类学者学术水平的提高，余秋雨身披"伪君子"与"真文人"的名号拓宽了文化人的生存道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持有正确的态度多方面的看待他人，优或劣，世上从未有两全皆得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