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世纪到21世纪，高等教育走过了怎样的历史？

#大学的历史#

什么是“大学”？

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元素，“大学”从何时诞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大学的历史——从12世纪到21世纪》从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角度分析全球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各个时期发生的变革，展现数百年来世界范围内文化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演进。

导论（节选）

如何研究大学的历史

这部作品的标题（我们忠实于它）需要做一下解释。大学从来都只是被呈现为人们更广泛地叫作高等教育（l'enseignement supérieur）的一部分。自从书写被发明以来，许多文明（古代的或者西欧以外的）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创造了一种高等教育。其历史必然是值得研究的。由于决定跳出字面意义上的大学——因而让我们不要严格地限定于此——我们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步骤。如果人们同意给予大学这个词以“教师与学生被集合起来，以便保证确定数量学科的高水平教育的（或多或少）自治共同体”这样相对精确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机构似乎就是一种西方文明的特殊创造（不含不妥当的欧洲中心主义）——它诞生于13世纪初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这个模式历经许许多多兴衰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高等教育的形式持续发生变化和更替），并且从16世纪开始，尤其是19世纪和20世纪，遍布整个欧洲与所有大陆。这一模式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元素，非大学的机构，或者来自其他文化、宗教传统的机构都在某种程度上处在补充的位置，或者是多多少少被吹捧出的竞争的位置之中。因此，将大学的历史当作研究的特定对象在我们看来就不是完全抽象的，当然，条件是不把它从教育系统的整体历史中抽象化，更不必说把它从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中抽象化。

大学机构的连续性（经常也是惯性）不应该遮蔽大学在数世纪中的深刻变化。对大学难以寻觅的定义的研究——它卡在了同义反复（“大学就是本身被命名为大学的东西”）与年代错乱（根据大学后来的进化去评判过往的大学）之中——因此应该让步于一种历时性的研究方式，它甚至是不连续的，但却要仅仅扎根于同普遍历史的宏大关联之中。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卷中要做的事情——接连研究中世纪与近代的古老大学（首先是欧洲的）（由雅克·韦尔热编写的一到四章），然后是19世纪、20世纪以及21世纪初的大学（由克里斯托夫·夏尔勒编写的五到八章），这些时期的标志在于编制人员的快速增长、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国家分歧的爆发、研究与教育的联盟（根据国家与时期而不同程度地获得成功）。1945年之后的阶段（作者也曾是其见证者或参与者）更难加以综合理解。一方面，机构与编制人员（学生、教师、行政人员）变得呈函数增长；另一方面，应该将目光扩大到所有大陆和越来越多样的高等教育的替代形式（非大学的）上。我们应该尽量去推测框架（其结果还有待揭晓），也应该考虑“南方”国家的力量增长，或者考虑欧盟中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围绕“知识经济（économie du savoir）”的争论。历史学家（和大学教员）在此都不能完全从其独有的经历中抽身，也不能从其处境或信念中抽身，故而应该尤其在他面对大量从国家的、国际的机构中流露出来的用作辩护的话语或信息时保持警惕与批判性，因为他冒着（由于缺少从原始资料或者从社会学的、人种志的调查而来的基础研究）被“官方的”，尤其是党派观点所影响的危险。这是一段依旧“火热的”，但由于世界范围内分布仍然十分不均匀的智识自由，而并非人人皆可获知的历史，所带来的代价。

尽管有这些巨大的断裂，大学的历史、西方文化以及如今世界文化之历史的确定环节依然允许人们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智识遗产以及我们社会机能的一部分，因此还有文化模式与知识的循环。每个时代都应该解决从保存过去知识、从整合革新之物、从能力评价与欣赏标准的变化中诞生的困境。因此，对时间与地点的比较也许会让读者在历史的目光所提供的批判性距离的帮助下，对高等教育不确定的当下进行反思。

美国模式的浮现，

通往大众高等教育的新道路

1860—1940年这段时期被教育史学家概括为：多样化时期，扩张时期，高等教育专业化时期。与这三种现象相伴而行的，是德国模式的酝酿，这一模式乃是保有传统大学的国家进行改革的灵感来源。然而，由于国家以及国家以下层级的特殊性，二者的趋同只是部分的。欧洲部分地区在教学上的冲突（民族与宗教的冲突）、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的不同程度、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统治或被统治地位，这些都增加了特例。不过至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个人的社会晋升、民族认同、各国在经济和科学上的进步、精英与社会制度的培育，甚至还有两性关系的演变（随着高等教育中女性所占比例的增加），对于上述方面来说，高等教育越来越关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高等教育甚至是上演政治冲突的剧场，这些冲突同贯穿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危机直接相关。我们在世界地图上由西到东的推进，同时也是变化的程度逐渐降低的过程。

新的机构

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种真正的美国式大学体制产生了，它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巨大变革有关。教育，即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在这项事业中找到了施展拳脚的新空间，从而将这个不协调的国家统一起来，提供都市和工业社会所必需的新精英，证明一个正在超越老牌欧洲国家的世界强国。借自英国的、古老的学院（college）模式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不适应这些新需求了。多亏了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一系列新机构才得以根据专业化的应用而成立：农业教育学校、赠地学院（Land-Grant Colleges）、为了培养教师而建的州立师范学校（State Normal Schools）。这些学校渐渐被新的公立大学吸收。这也是来自拥有亿万美元的富豪的赞助——他们想要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些可以同欧洲媲美的科学机构，这些机构部分基于德国模式而运作，即将教学同研究结合起来：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于1876年，其灵感来自德国），而康奈尔大学与芝加哥大学（1892年由洛克菲勒赞助）则同东部的老牌大学竞争着，这些老牌大学以中欧的模式进行现代化。实用主义、对经济进步的信仰解释了过早引入这样一些课程的原因，这些课程在欧洲（根据继承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偏见）不能被算作是大学的内容。这明显是一种培养金融和商业人才的风潮，例如188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始的沃顿商学院；最有名的哈佛商学院可以追溯至1908年。

在欧洲受教育的某些理论家（如亚伯拉罕·弗莱克斯内尔［Abraham Flexner］，他在此看到了一种对大学特有的教学的背叛）否认这种灵活的学科融合（得益于大学生的自由选择）。实际上，这种融合曾允许非常不同的大学生生源共存；也使一些机构得以继续存在——这些机构结合了技术与专业、普通或科学的教育培养，并还因此吸收了大量的主顾和金融投资，从而保证了这些机构在主管人的权威管教下的繁荣。大学行政机关的力量、国家干涉的弱势以及教师的从属地位（尽管他们为达到欧洲水准而努力）深刻地区分了当代德法模式和“美国大学的模式”。

美国大学中科研日渐增长的重要性自20世纪初就显现了，美国大学的科研以完成研究生课程为基础——这受到了德国体制的启发——或者说是那几代在欧洲（主要是德国）完成学业的大学生。人们参与了重建医学研究的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校创办于1893年，它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医学院，因为先前的医学校实际上都掌握在帮人看病的医生手里。在其他领域中，人们建立了实验室和多少有些附属于大学的机构，正式的博士文凭也越来越多了。最终，诸学科都通过学院而构成，而非通过教席（如在欧洲那样），这让创新更加容易了。大学研究活动的另一个决定性元素乃是机构在经济上的富裕，这得益于资助、基金以及毕业生（校友会）的馈赠。这一时期，欧洲所有的旁观者都为美国的辉煌成就、科学设备的奢侈以及各种设施的过剩（图书馆、专业人员的住宅等等）而感到震惊。伴随着流入欧洲的美国大学生的减少，以及大西洋两岸的教授从1914年前就开始的交流，美国的大学从欧洲的规范中挣脱了出来。

朝向大众高等教育

美国大学体制的第二个创新之处在于其较早地进入了大众高等教育之中。这一扩张不仅仅表现在中学教育（中学人数在1920年代从250万增长到了480万，也就是从适龄人群的32%变为51%）的大众化。在高等教育中，增长依旧强势。1900年，学院中的大学生不到25万名，而在1940年则多了五倍不止（将近150万人）。最优秀的大学生（研究生）比例要比欧洲的少（1900年有 5 800 人），但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突破了10万人的大关。同样，授予文凭的课程由于这一大众化趋势而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了。并且，学校的职业教育课程远早于欧洲就发生了变化。传统的职业教育在欧洲几乎依然是主流，但它在美国就变得小众了，因为它面对的是技术性的、符合教学原理的培养方式和社会科学。美国体制的精英主义从1950年代起就随着公立学校的主导地位以及公共资金在教育投资中的增长而消逝了。一种中产阶级——没有智识资本，新近到达美国的人——占据多数的教育，开始替代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教育。相反，平民阶层准确来说并没有比在欧洲更好地得到体现，尤其是在最具大学气质的专业领域中：在1925年的一份来自55所学院和大学的大学生样本中，来自平民阶层的大学生和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大学生仅占了总数的6.8%（德国和英国的相应数据分别是4%和5.1%）。社会中不断增长的异质性被学校的等级制度所掩盖。最具威望的学校发布了特殊的规范，以便让被视作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离开。例如，在1920和1930年代的哈佛、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大学行政部门制定了针对犹太学生（其中的一部分自从1900年代就开始增长了）的歧视性的限额措施。教师长久以来就忍受着令人沮丧的社会规章制度：在不同的大学里，薪水因名声与学科而有很大的不同，这比自由职业人员的薪水要无力得多；对职位的保障并不存在，敢于批评社会秩序的教授被董事会（行政部门的建议）——在其中，是实业家在领导——毫不掩饰地解雇了。

1914年之后，终身教职（tenure）制度（在副教授那样的试用期之后的正式职位）最终被引入。美国的科学研究逐渐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这增强了教授们的社会威望。被纳粹、法西斯主义或者中欧的专制制度所迫害的教师引进了德国的教授行会概念，这也许同样有助于改变学者地位，只要他们融入了美国的大学之中。

推荐阅读

《大学的历史——从12世纪到21世纪》

[法]克里斯托夫·夏尔勒 雅克·韦尔热 著

成家桢 译

978-7-5760-1313-9

68.00元

# 本书两位作者，一位是中世纪大学研究专家，一位是社会、文化史专家，均为法国权威学者。

# 本书回顾了大学起源与发展的历史，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与地区，视野广阔，资料丰富，内容全面，在帮助读者了解当今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能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不仅是一部世界高等教育史，也可看作一部社会、文化和思想发展史。

13世纪初，大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诞生的？

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这种教育模式如何传播到整个世界？

自18世纪始，大学经历了哪些主要变革？

1945年以来大学的普及化为“知识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 又涌现出哪些新的困境？

《大学的历史》一书从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各国的高等教育在各个时期发生的变革，展现了数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演进，为反思当下大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具备历史纵深的谱系。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夫·夏尔勒 （Christophe Charle），巴黎一大和巴黎高师教授，社会史、文化史、19到20世纪欧洲比较研究专家，也是现代性历史研究专家， 著有《19世纪法国社会史》《19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诞生（1880—1900）》。

雅克·韦尔热 （Jacques Verger），法国中世纪大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著有《12世纪文艺复兴》《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知识分子》《13世纪大学的发展》《中世纪的大学》等。

译者简介

成家桢，1994 年生，江苏苏州人。复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哲学博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法国哲学与人类学，已出译著《马刺—— 尼采的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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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1

第一部分 中世纪与旧制度时期的大学

第一章 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与发展 /3

从中世纪早期的学校（écoles）到大学（universités） /3

最初的大学机构 /11

从13世纪到15世纪的演变 /16

第二章 大学与中世纪的文化 /25

知识的系统与学院的等级制度 /27

学究式的方法 /30

中世纪大学教学的成功与失败 /35

第三章 近世的大学、权力与社会（16世纪到18世纪） /41

机构的变动 /41

大学生人口 /47

社会生源与出路 /54

第四章 近世大学的危机与改革 /59

差距与障碍 /59

改革与备选办法 /64

第二部分 从18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五章 第一次革新：科学还是职业？（1780年左右到1860年左右） /75

日耳曼世界之转变的脆弱性及其缘由 /75

分化了的法国模式：职业反对科学？/82

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欧洲西北部 /87

欧洲大学化进程的边缘：美国、俄罗斯、西班牙与意大利 /94

第六章 第二次变革：是科研还是向社会开放？（1860到1940） /101

美国模式的浮现，通往大众高等教育的新道路 /102

法国体制未完成的改革 /105

英国大学持续的精英主义与市郊和外省的革新 /111

德国模式之使命的演变与危机 /114

中欧与东欧 /120

温和扩张：瑞士的例子 /123

南欧国家与俄国的大学的艰难革新 /124

欧洲外体制的西方化 /131

第三部分1945年以来大学的普及

第七章 从1945年到1980年代初的第一次大众化 /139

世界范围内通往大众化大学的道路 /140

变革的先驱国家 /149

欧洲内部的差距 /156

其他大陆 /167

大众化带来的教育与制度问题 /181

世界上围绕“五月风暴”的大学危机 /184

对变化的总结 /193

第八章 第二次大众化：朝向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从1980年代起） /197

关于“第二次”大众化的整体视野 /198

教育投资与金融限制 /207

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和知识领域的差异化 /222

新的大学生公众和新的大学 /229

南方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特殊性 /242

20世纪末大学生移民与求学的国际市场 /261

结论：一切皆教诲（Omniadocet）？/276

本期编辑：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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