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脚下 | "大正民主":明治荣光褪色,扩张思潮来袭

109年前，大正天皇即位，年号出自易经。“要是明治天皇便很难想象，但他（大正天皇）会很放松地坐在椅子上与别人对谈，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天皇”。

历史学家原武史在著作《大正天皇》（2000年）里如此评价。研究中，他发现大正天皇与明治天皇一代完全不同，会很坦诚地与身边侍从乃至政治家诉说自己的想法。

不仅如此，与宫内省官员吃饭，大正天皇会要求唯一的妻子（他是第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天皇）贞明皇后给大家倒酒；

面对首相原敬汇报工作，他会主动递过烟卷以示好意；甚至于出席议会觉得无聊，他还会把“敕语”卷成圆筒，当望远镜一样观看离自己很远的议员，这与他的父亲——明治天皇时刻保持神秘与威严完全不同。

原因多种多样，比如日本的国际环境不再险恶，国内经济也逐步腾飞；明治天皇时期天皇制还处于草创，仍需完善，而大正天皇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但无论原因如何，大正天皇相比父亲与儿子，都是一个更为“庶民”的天皇。

而日本，也从明治英雄时代走入了大正平民时代。

Part 1

思想繁荣：从根本大法开始变

明治最后一年起，变化的种子就已经埋下。

1912年5月，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一套新的宪法解释：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条虽然提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是君权神授的国家化身，而仅仅是立宪君主制的一个统治机构（机关）。

“天皇机关说”就这么诞生了。

整个明治时代，政府致力于宣传天皇“万世一系”的光辉形象，塑造“天皇即国家”口号，法学界也以“天皇主权说”为主流，表明天皇是国家不可动摇的神权领袖。

然而美浓部达吉认为，1889年帝国宪法第4条有“天皇要根据宪法履行权力”一言，换言之天皇“统治权”本质上也是宪法赋予。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将国家比作人体：想要运转人体（统治国家），就需要人体各个器官，这就好似国家各个机构；至于如何决定人体运转（决策），就需要大脑，而天皇就是最高决策机构。但即便是大脑，天皇也只是一个机构，而不是整个国家。

围绕“天皇机关说”，传统势力自然猛烈反扑，但舆论却对美浓部达吉表现出支持。从1912年底开始，东京帝国大学为美浓部达吉开设宪法课程，报名人数众多，每堂课都座无虚席。

经此一战，“天皇机关说”成了大正时代宪法的主流解释，美浓部达吉的著作更成司法考试必读书目，学说影响极为深远。甚至于昭和天皇在回忆里都提到，“我认为（天皇）机关说更有道理”。

除去“天皇机关说”之外，大正时代还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思想家与行动家，给整个社会增添活力。

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解读宪政本意、论宪政有始有终之路》，针对“德谟克拉西”提出了两种解释方法：一是国家主权法理上归于人民（民主），二是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是利于人民（民本）。

由于日本宪法确定国体为“君主国”（虽然立宪），再主张“民主”（主权在民）思想会遭到政府弹压，为免灾祸，吉野作造便放弃前者，而以后者理念为基础，以“民本主义”作为“德谟克拉西”的日语翻译。

虽然这种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德谟克拉西”原意针对“君权神授”的反诘，但伴随着“民本主义”思想勃兴，吉野作造对于民众的期待还是成为了现实。

大正时代的民众思想逐步开化，明治时代对于“英雄主义”的向往也逐渐过去，平民阶层成为新的“英雄”，他们站出身来，左右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再度高扬。1920年11月，“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成立，意在让本国全体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1922年7月15日，共产国际资助下，日本共产党成立，日共党员山川均提出“方向转换”策略，要求共产党人贴近工人群体，展开下一步革命进程。

虽然二战结束前，日本共产党在日本的活动都属非法，组织更遭到残酷打击，但社会主义思想却深入民间，促使大量青年人走上街头，反抗政府弹压。

1923年12月27日，皇太子裕仁乘汽车出席国会开幕式，途经东京市中心的虎之门附近，备受打压的社会主义者难波大助突然抱着霰弹枪出现，高喊“革命万岁”，对着裕仁座驾一通乱射。裕仁虽然幸运地毫发未损，但难波大助却以“大逆罪”而进入法庭，他没有争取减刑而认罪，相反却借助法庭陈述而慷概陈词：

“我的行为说到哪儿都是正确的，我有权对我身为社会主义先驱这一事实表示骄傲……皇室不是共产主义的正面敌人。皇室只在一种情况下是敌人：那就是皇室作为统治阶级压迫无产者工具的时候！”

难波大助之所以敢于站出来，一方面是受到民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鼓舞，一方面也是有了当时民众运动作为行动支援。

Part 2

民众运动：

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大正元年（1912），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就在东京爆发。

1912年11月，陆军大臣上原勇作提出扩军两个师团计划，遭到否决。在明治时代官僚体系里，陆军大臣有权直接向天皇“上奏”军事，上原勇作便立即上表辞职。

由于明治宪法体系存在缺陷，一旦陆军、海军大臣辞职，整个内阁就必须整体辞职，首相之位也从颇具人望的西园寺公望转交给陆军军人出身的桂太郎。

由于西园寺公望出身于内阁第一大党派——立宪政友会，整个国会便对这起内阁颠覆事件大为光火：12月19日，日本各党派议员在东京召开“第1次护宪大会”，不仅议员、记者，就连工商业者、普通百姓都参加到运动之中，听众超过3000人。他们以“打破藩族、维护宪政”为口号，护宪运动就此展开。

1913年1月21日，众议院本应开会，但桂太郎担心护宪运动会影响自身地位，宣布推迟15天。这个缓兵之计让护宪派更加恼火：1月24日，“第2次护宪大会”召开，护宪运动从东京走向全国。

桂太郎赶忙请旨：如今离明治天皇去世不到一年（1912年7月去世），还在服丧期间（1年），应下诏禁止政治斗争。拿到旨意，桂太郎立刻命令议会停止内斗。

本以为护宪派不再敢攻击政府，谁承想2月5日众议院重新开会，有着“宪政之神”称号的尾崎行雄就发来亲切问候：“政府拿龙椅做挡箭牌，拿圣旨做炮弹，把政敌一个个打倒！”

随着一番批判，尾崎行雄代表国会对首相提出不信任案，桂太郎不得不决定休会五天；2月9日，“第3次护宪大会”召开，超过2万人参与；紧接着10日，数万民众齐聚国会附近的日比谷公园，要求桂太郎下台；最终11日，刚刚就任62天首相的桂太郎就被这场“大正政变”逼得仓促下野。

桂太郎是第一个被民众运动赶下台的首相，却不是最后一个。5年后，同为陆军军人出身的首相寺内正毅也遭到同样对待。

1918年，日本大米歉收，米价暴涨。以大阪堂岛米市为例，1月只是1石米15日元，到了6月便超过20日元，紧接着7月攀过30日元大关，8月初更是已超过40日元。

就在8月2日，首相寺内正毅宣布：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脱离协约国，为了惩罚他们，日本要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这一举措更抬升了米价：8月9日，神户米店价格达到了1石米60.8日元。短短8个月时间，米价上升4倍多，当时一般百姓每月收入也就是15～25日元，生计根本无法维持。

稍早一点的7月23日，日本富山县的46名渔妇跑到港口恳求米店降价，遭到警察强行驱散；以这一事件为导火索，8月6日，一千多富山县普通渔民也加入运动，他们强行用一石35日元的价格，买走了一石50日元的大米。

为阻止“米骚动”扩大，寺内正毅严禁各大媒体报道，结果却反而让全国百姓都受到感染。老百姓纷纷走上街头，强行买米，打砸政府设施。

这场“米骚动”遍布日本1道3府37县369个地区，先后数百万人次参与，日本官方出动10余万军队镇压，直到9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出了事自然要承担责任，9月底，寺内正毅内阁辞职。首相职位本想交还给1912年下野的西园寺公望，但西园寺以69岁高龄为由固辞，转而推荐了自己的后辈，当时的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

需要留意，自1888年伊藤博文就任初代首相以来，日本经历了18任首相，每一任都拥有华族封号（贵族），然而第19任首相原敬却不是华族，而是平民，其发言也舍弃“本官”这种高高在上的自称，转而以日本人最常用的“私”加以自称，走起平民化路线。

这位“平民宰相”虽然在两年后不幸遇刺，但日本政治走入一般大众的步伐却再也无法停止。

1924年日本爆发“第二次护宪运动”，再一次将政党党首加藤高明扶上首相之位，而加藤高明也不负众望，在1925年通过《普通选举法》，允许25岁以上的男性全体拥有选举权，日本也成为东亚第一个实现普通选举的国家。

但即便如此，《普通选举法》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群体：女性。

Part 3

民众百态：新女性运动

“米骚动”由46名渔妇肇始，而也就在“米骚动”如火如荼的1919年，另一女性权益团体“新妇人协会”也得以创始。

最著名的创始人便是大正女性运动家平塚雷鸟（平塚明）。早在1911年，他就为自己创刊的女性杂志《青鞜》撰写“元始，女性曾是太阳”一语，成为大正年间女性权益的重要象征；

1918年前后，她在报纸上同著名作家与谢野晶子论辩“国家是否应该保障母性”，受到市面广泛关注；再到“米骚动”这一年，她便与其他几位女性政治家一起成立“新妇人协会”，批评矛头直指当时的《治安警察法》第5条。

《治安警察法》出台于1900年，其中第5条第1款严禁女性拥有“结社权”（无法成立或加入政党），第2款禁止女性的“集会自由”（不允许参与政治演讲）。时人针对这条禁令做出大量请愿工作，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平塚雷鸟参与进来，事情才有了转机。

新妇人协会提出：“我们不相信日本妇人什么时候都是无知无能。相反，我等妇人界如今已有学识能力之新妇人，而且我们从不怀疑在已经出现的妇人之外，还有见识更高、思虑更深的妇人隐藏在民间”，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股罕见清流。

首先1920年2月，新妇人协会动员2057名支持者联合署名，向众议院提出修改法律的要求；随后2月21日，几名女性运动家不顾违反现行法律的风险，在东京神田举行了公众演讲，争取市民支持；随即在当年大选中，新妇人协会支持的16名议员当选，并在7月提出修改 《治安警察法》议案。

1921年2月，修改法律的议案再度提请审议，终于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随后在3月26日，贵族院 （相当于参议院）议员藤村义朗男爵代表传统势力发表一大段反对演说，最终整个提案功败垂成。

1922年2月，新妇人协会改变策略，同反对派藤村义朗谈判。为了争取对手同意，他们不再谋求修改整个第5条，而是仅寻求解除第5条第2款。

这一次调节起到了很大作用，最终3月25日，这条限制女性“集会自由”的条款终于从整部法律中削除，可谓是新妇人协会的一次重要的政治胜利。

平塚雷鸟的胜利不仅是女性运动的里程碑，也成为日本争取自由权利的重要节点。战前的女性权利虽未再进一步，但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选举法适用的选举范围由美军修正为“成年男女”，平塚雷鸟也得以看到自己的理念在有生之年得以成功。

Part 4

尾声：死亡与圣诞节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走完了47岁的人生，比起父亲明治天皇（60岁）与儿子昭和天皇（88岁），多少有“英年早逝”之感。

由于天皇的忌日需要哀悼，从1927年开始，12月25日就成了国民“公休日”，恰好与圣诞节杂糅在一起。昭和时代一共有64年（1926-1989），虽然中间有过军国主义的疯狂，但当这些疯狂与二战一同走入泥土，圣诞节却成为日本普通人的标配，某种程度上也是大正天皇留给日本国民的一份“礼物”。

大正时代的礼物还不止这些。后人回首历史，猛然发现在“荣光的明治”与“黑暗的昭和”之间，曾有很多人强烈呼吁民众权利与女性解放，主张维护宪法权威与普通选举。

“大正德谟克拉西”虽然被不久之后的军国主义运动所打断，一度成为历史旁流，但在1945年之后，当年未能实现的理念却与新生的日本一道，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国家。

编辑说明

文字 / 萧西之水

校对 / 王某人

排版 / 每天都好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