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后代”再聚首，赵蘅深情忆父亲赵瑞蕻：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联后代”再聚首 涵芬楼内忆旧游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王勉

今年的五六七月，画家赵蘅的生活被一部电影和一本书“搅乱”了。纪录电影《九零后》，她观看了六场；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的赵瑞蕻新书《离乱弦歌忆旧游》，她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到苏州，参加了多次分享交流活动。作为翻译家赵瑞蕻和杨苡的小女儿，作为西南联大学人的后代，她觉得这些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电影和书，视觉和文字，联手讲述着西南联大，产生的影响也超出了她的想象。

7月18日下午，《离乱弦歌忆旧游》新书分享会北京站活动在涵芬楼举行。联大后代数人到场并发言，朱方文（许少鸿之女）写下感言请为代读。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到场。涵芬楼咖啡厅座无虚席。北青天天副刊组织“青睐”会员参与了这次活动。会前，招生贴一经发出，十几分钟30个名额即告满员。在分享会上朗诵多篇西南联大诗歌和文选，许多人以为这是一个诗社组织。当天正逢诗人郑敏101岁寿辰，“青睐”会员齐声朗诵了郑敏先生的诗《金色的稻束》，祝贺这位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百岁老人生辰快乐。

西南联大后代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联后代。主持人车巍的父亲车铭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上世纪80年代初，曾执笔撰写了《当代中国丛书》中的“西南联大校史”词条。他说自己从小听着联大故事长大，联大所代表的理念、理想和精神构成了他人生启蒙的重要部分。重温联大前辈赵瑞蕻先生的遗作《离乱弦歌忆旧游》，让他再一次感受了联大人的精神和情怀。

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沈克琦的女儿沈正华在发言中感言：“我们都有联大学子的基因，追求民主科学早已融入我们的灵魂，弘扬联大精神已成为我们共同的使命。父亲与无数联大学子一样，把一生献给了祖国，活成了一个纯粹的人。”

我国两弹一星功勋王希季的女儿王庆苏在发言时几度哽咽，她的父亲当年以高一同等学力考取联大，书读得很辛苦，联大自由却也很严格，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重读一年。说起父亲，她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凡人伟业，家国情怀”八个字。

我国着名物理学家许少鸿之女朱方文写来充满深情的感言，由王庆苏代读。许少鸿一生致力于固体发光材料和器件的研制及其物理过程的研究。他和同是联大毕业生的黄有莘先生一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固体发光实验室，后发展为固体发光研究室，他们是我国固体发光研究最早的奠基人。固体发光材料和器件的应用范围很广，我们在机场、地铁、图书馆等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的浅绿色紧急逃生标志，就是用这种材料做成的。朱方文回忆父亲对自己得到的成绩却毫不在意，甚至事过境迁就忘记了，总觉得做的事情都很平凡，不值一提，以他自己的话说是：“工作兢兢业业，成绩平平凡凡。”

郑天挺之孙郑光回忆，2019年他曾特意刻了一枚印章送杨苡，与朱自清、郑振铎、罗庸、王亭云、朱希祖的孙辈们一起到南京赵蘅母亲杨苡家拜寿。杨先生握着每个人的手，一一述说他们祖辈的趣事，并当面签送自己的译作《呼啸山庄》，西南联大的情怀赓续了三代人。

着名导演傅靖生忆得更为深情：我认识赵老是在1963年，那年我19岁，我南下金陵探望患病的赵蘅。从此直到赵老去世，在他那慈眉善目的脸上我从未见过一丝怒容。世界对他永远美好阳光，即使阴雨绵绵他也笃信太阳正在云外眯笑。他以仁慈对天下万物，我相信他在翻译《红与黑》的时候就已看透了人生的黑，看透了世界污浊，所以他能原谅他人，也善待自己。

画家罗雪村感慨，看到这么多联大后人，感觉像置身在那个“离乱弦歌”的年代。听赵蘅演讲，自己会走神儿地欣赏起她：精心搭配的装束，高雅又素朴，一丝不乱的白发更衬出她由里向外洋溢着的生命的青春活力，从她身上似乎领略到她父母亲以及那一代西南联大人年轻时的神采。

罗雪村继而说，可我记得她也有严重的眼病、腰疾，她的一句“爸爸一定能看见她的小女儿拼命地为他的新书奔走……”其实，她不仅为这本书奔忙，每年每月每一天，她都在不歇地画画、写书、编书，她太忙了，忙得忘记了疾病，也忘记了年龄，而且，她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和那些诚挚的朋友也在滋养着她……

《离乱弦歌忆旧游》让罗雪村想起不久前读过的另一本书《巨流河》。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代人，经历相近，他读出两本书里蕴蓄着的同一种力量，那是那一代学人活着的最大依靠，即“人生没有绝路，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当赵瑞蕻的照片出现在投影屏上，赵蘅说：“这是我爸爸，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他的故事，这一定是令他欢喜的事。”

不到最后一日 弦歌不辍

父亲赵瑞蕻笔下的西南联大

文/赵蘅

被朱自清先生表扬过的年轻诗人

年轻时的赵瑞蕻

都说人杰地灵，温州出生意人，也出文人，守着雁荡山、梅雨潭，又有谢灵运这样的山水大诗人，陶冶了父亲一生追求美和诗意的情操。一颗文学的种子早早在他的心里种下，伴着同情心，热爱故乡和中华文化，以及对不公正和黑暗的义愤。所以当七七事变发生，京津三所大学搬迁到长沙的消息传来，他和两个同乡同学毅然决定投奔这所国立临时大学。

很巧的是，我妈妈杨苡和我父亲走了一样的路线，不过她的出发地是天津。他们乘船到上海，再到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最后回到昆明。当闷罐车打开车门的一刹那，看见了中国国旗和中国军人，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起一首首高唱起抗日歌曲。1938年西南联大正式成立，我的父母幸运地成了联大学生，这也是他们一生命运转折的开始。

在徒步赴昆明途中，外文系的向长清和刘兆吉在湘西沅陵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向闻一多先生说到达昆明后想组织一个诗社、出版诗刊的心愿，并请闻先生担任导师。闻先生说自己好久不写诗了，但仍很关心年轻人的创作活动，欣然同意，朱先生也表示支持。到蒙自后，他们以南湖命名，约了20几个喜爱诗歌的同学，成立南湖诗社。

这本书的封面照片就是南湖诗社部分成员的集体合影。据我父亲的回忆，师生们经常一起讨论新作。一次父亲写下一首怀念家乡亲人的抒情长诗《永嘉籀园之梦》，后将诗题改为《梦回落霞潭》。原稿已遗失，只剩下开头四节。朱先生知道籀园在温州落霞潭，所以对这诗歌很感兴趣，说是一首“力作”，使父亲非常激动。

我在蒙自海关展厅看过一张老照片，朱自清先生去火车站送文法学院同学去昆明。碧色寨老火车站至今还保存。我去过那两次，每次都会想象当年联大的师生们从越南入境，就是从这里下车，转道去蒙自的情景，那种战时求学，青春扑面，带有壮士悲歌的场面，就像电影画面一样。

和穆旦好到换衣服穿

据我母亲在影片里回忆，她和我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高原文艺社一次欢迎新成员的会上。她和几个女同学叩门进去，正赶上在场的人在责怪会议主持人迟到了。不一会儿此人来了，一脸抱歉的窘态，还用英文说“Sorry！Sorry！”我母亲说这就是赵瑞蕻，给她留下了很滑稽的印象。而我父亲说与母亲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带几个研究生去温州讲学，在一个文学文艺晚会上，我母亲“穿一件黑底碎花的旗袍，外罩一件红色短袖毛线衣，美极了”。我从没向我妈核实过这事，不知是否是父亲夸张了。我妈妈总说与我父亲志同道不合，意思是说他们都有文学理想，后来都是翻译家，但写作风格不同，喜欢的诗人也不同，比如我父亲喜欢弥尔顿，我母亲不喜欢，认为太古典了，她更喜欢现代一点的。

就这样，我的双亲和三千多名从全国各地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开始了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

1940年8月13日，我父母在昆明登报结婚，这是为了纪念上海吴淞口打响抗敌第一枪。他们没有婚礼婚宴，没有证婚人。国难时期，一切从简，两个爱国青年走到一起，建立了我们这个家庭。

父亲和穆旦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相识。对于这个出类拔萃的天才同学，在联大期间他写过长诗描写。穆旦逝世后，父亲晚年写下了很多真诚的回忆。

他这样写他们初识的情景：文学院十一月十八日正式上课。我读了柳无忌先生的“英国文学史”和罗皑岚先生的“西洋小说”以及吴达元先生的“法语课”。穆旦上了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我们还一起上叶公超先生的“大二英文”课。另外，穆旦旁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旁听了罗庸先生的“杜诗”课。至于燕卜荪先生所开的“莎士比亚”和“英国诗”这两门课，几乎所有外文系学生都听了。父亲认为这位英国诗人燕卜荪的课对穆旦未来的诗有深刻影响。

父亲说在南湖诗社，大家把自己的诗抄写到壁报上时，穆旦总是认真地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纸上，字迹端正而秀气。到了昆明，父亲和穆旦同住一个宿舍。上下铺，我母亲说他们还交换衣服穿。

有最好的老师和学友

我非常惊叹父亲作为一个联大学生，在晚年竟能详尽追忆他的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当年所教授的教材和教学特点。电影《九零后》中描写罗庸先生讲杜甫的那段富于想象力的文字是出于父亲的笔下。

父亲回忆吴宓先生的课：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吴宓先生记忆力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他讲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我国古典文学作些恰当的比较，或者告诉我们某个外国作家的创作活动时期相当于中国某个作家，例如但丁和王实甫、马致远，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等。他把中外诗人作家和主要作品的年代都很工整地写在黑板上，一目了然。这方法我后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史时也用上了，很引起同学们的兴趣，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父亲在联大毕业前夕，请吴宓先生在他的一本英文原版《丁尼生诗集》扉页上写几句话，作为纪念。过一两天父亲取书时，吴先生说这个集子很不错，问是哪里买来的。父亲告诉他是1938年路经香港时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的。先生嘱他好好读读丁尼生的诗，在书上面抄了几句话，叫他回头仔细看看。回到宿舍后打开书一看，大为激动，原来吴先生用红色的自来水笔工整地摘录了马修·阿诺德的“甜蜜与光明”的三行原文。父亲联想到，“一百五十年前，歌德临终时是说他快死前，叫人打开一扇百叶窗，让外边的光线射进，使屋里明亮起来。”

译作《红与黑》

一部外国文学名着被多人翻译是很正常的。父亲有幸成为翻译司汤达名着《红与黑》的第一位，这和他早年受到中学老师夏翼天先生的影响分不开。这个老师很迷恋于连，父亲也崇尚个人奋斗的人生。但那时还没条件看到原版书，直到在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图书馆里见到原版，他才有机会在嘉陵江畔的柏溪开始翻译。第一次出版时间在1944年。

1998年9月18日，我陪父亲出席了江苏译林的《戈宝全翻译文学奖发奖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做了一个简短而意义深刻的发言。他的追忆带我又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莫斯科，为了跟上新时代，他自学了俄语。他说：“翻译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交流。地球上有40亿人，3000多种语言，我们的工作要永远做下去。”他还特别向获奖的女作者祝贺，使我这半个外文盲羡慕不已。20日这天晚上，父亲设便宴为即将赴法工作的研究生饯行。应邀的都是南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同仁。席间，他感慨岁月如梭，45年前是高教部杨秀峰部长为年轻的他饯行。如今头发白了，风烛残年。然而他要告诉大家，他完成了一本文学回忆录，一个晚秋的金色夙愿！

父亲和母亲，还有我舅舅他们，在翻译工作上都始终坚守“信、达、雅”，这也是我小时就知道的准则，也从没怀疑过。也听过前辈对翻译界分歧的议论，但总是相信父母是对的。直到许渊冲的名字在“朗读者”上火起来，我母亲的排斥，让我感觉他们这代人还是有不少的不同。

2018年我出席云南师范大学，也是西南联大原址的八十年校庆典礼，见到了许老，他坐在轮椅上，我上前向他问候，并自我介绍是赵瑞蕻、杨静如的女儿。他顿时大为惊叹，大声嚷嚷他们是他的同学，同班，之后马上当众直言他和我父母在翻译上的分歧，让我吃惊于他的直率。第一次见我，他简直像小孩一样。后来我随博物馆工作人员去他的下榻处看望他，他又一次提出他和我父亲在翻译上的不同看法。他说他提倡美，一切都要美。

回京后，他托人寄我一本《包法利夫人》，扉页上用大字写上“赵蘅世妹瑞蕻静如爱女许渊冲”，让我大为感动。2020年年初，许老的联大日记在云南首次出版，我被邀出席发布会。会后一起去北大畅春园看望老人，他真是狂得不得了，得意于他翻译的绝妙，那种自信的眉飞色舞的表情，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这是我见老人的最后一面。他的突然离世让我有机会好好了解他，以及他和父亲这一批翻译家的分歧在哪儿。也在这时，我重读父亲1997年给许老的信，深为父亲的胸怀和治学的认真态度感动，他是值得我骄傲的父亲！

联大后人会后合影

没见到这本书出版是最大憾事

父亲越到晚年信写得越多，写得越长。他有强烈的紧迫感，对生命的眷恋，对往事的回顾，谈诗歌，谈写作，尤其是对西南联大的怀念和回顾，都在信中热切表达。非常幸运的是，父亲非常珍惜自己寄出的信，那时已有了复印店，每次寄出前他都会先去复印留个底再寄出。于是在他去世后，让我这个有心的女儿获得了相当数量的书信复印件。

编辑这本书时，我有意挑出父亲和他联大老师同学的通信。比如教过他的冯至先生，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每次来北京都会去看先生，他还带我去过一次，这也是我见冯先生唯一的一次。

应该说从纪念抗战50周年起，父亲和母亲就开始着手写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他们都荣获了中国作协的纪念奖章，像是比赛一样，各自都写了很多。父亲喜欢写一篇发表一篇，然后结集出版。开始是散篇，酝酿出书有一个漫长过程。我感到晚年的他，很想给自己的文学道路做一个回顾。

父亲写东西总是反复推敲，修改无数遍。这本书拖了好几年，我几次劝他不要再添加了，该交稿了。终于在1998年9月的一天，我在南京，陪他去邮局亲自把这摞书稿寄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这就是《离乱弦歌忆旧游》第一版，责编是徐坚忠。徐坚忠也是非常认真的人，他和父亲为编辑这本书的通信很多，但从未和父亲见过面。

1998年年末至1999年年初，中国文坛一连去世几位大师级老作家，冰心、钱锺书、萧乾。父亲非常悲痛，每走一位，他都写文章悼念追思。写钱锺书的有好几篇，到写萧乾时他身体已很差了，他只写出八百字，题目是《中国失去了一个翻译健将》。一周后他就随之而去了。徐坚忠赶到南京，才见到了作者的遗容。有人说赵先生是写死的。他没能见到自己在生命最后写下的这本呕心沥血的书出版，是最大的憾事！

在这本书里，父亲引经据典，反复举例、论述，就是为了告诉读者和后人什么是西南联大的精神，这样的学校为什么行。我作为后代深受其影响，小时是熏陶，后来是有意吸纳，现在是自觉传承。

这篇手稿延续了他做学问一向的严谨，书写一丝不苟，包括标点符号，字字斟酌。父亲喜欢用钢笔，蘸着墨水，因而他的手迹饱含深深浅浅的墨迹。我甚至认为他的字形像他飘逸的白发，字行像他的步履，缓慢而有重量，似乎在渴求每一个脚印的内容，就像他终生追求着完美纯净的文学理想。

父亲生前电脑还没普及，他早就开始将自己一生的文稿分包归类，但已无精力细整了。文稿的每个封套上都用红蓝色笔注有内容说明，有的还用大字写上：重要信件！千万保存！这分明是给我看的。

我一向认为家世不由人，身为后辈无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父母的家境悬殊，俗称门不当户不对，但赵杨两家都崇尚文化，这始终是我要铭记和传承的财富。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功名显赫，还是普通平凡，我们都不必炫耀或自卑。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才由我们自己选择。

供图/赵蘅

编辑/王勉

图文排版/雷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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