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变法,相信大家能够侃侃而谈的会有很多,比如说,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等,这些都是在古代历史上,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改革,只不过这些变法大多数都发生在先秦时代,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大一统的时候。
自从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之后,变法出现的次数就远远不如先秦时代了,与此同时,变法的成功率也在大大的降低,尤其是在唐朝之后的后半段帝国时代里,变法更是难上加难。
唐朝后期,唐德宗推行的两税法失败,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失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是如此,虽然,这些变法都是站在为平民百姓考虑的基础上推行的,但它们实施的结果无一不让人大跌眼镜,都与曾经的规划南辕北辙。
“两税法”希望减轻赋税和徭役保护平民,可最终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熙宁变法”也是希望能够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增加国库收入,甚至熙宁变法在某一个地点进行实验的时候还效果良好,但这依旧不能避免最终全面推行的时候陷入僵局。
一条鞭法也是这样,他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简化手续,明确任务,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成了巧立名目,税外加费,最终的局面只能是国家越改革,平民百姓的生活越糟糕。
这种情况在整个帝国时代,尤其是帝国时代的后半段里概莫能外,那么,这样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个为平民百姓的发展做考量的变法,却自始至终未能成功呢?
我们本篇文章就来重点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这些变法的接连失败,展现出来的是帝国发展上怎样的漏洞?
其实从大方面来讲,这些变法的失败,都说明帝国已经病入膏肓,说明王朝已经走投无路,想象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变法?一个发展良好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革吗?大概是不需要的,就像道家所说的那样,真正的盛世根本不需要治理,为什么需要治理?
就是因为时代已经出现了问题,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潮流,或者又无法保证某一个阶层的生存,所以,时代才会需要人来治理,政策才会需要人来制定,社会才会需要人来改革,从这个角度讲,正是因为王朝的走投无路才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
因此,王安石他们是正确的,只有变法改革,才能够让一滩死水的帝国重新焕发生机,重新增添新鲜的血液和动力,焕发王朝发展的第二春。
可问题在于当一个人病入膏肓的时候是不能够乱下猛药的,只能够慢慢温补,不能够动大手术,也就是说,只能采取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王安石他们又不能够是完全正确的,相比于王安石这些人,司马光这些保守派才是对的。
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来看,变法最终都只能够走向失败,因为在帝国时代里变法是一个实践问题,所有的变法都必须全面的铺展实行才能够避免纸上谈兵,可是,一旦变法全面铺开,就没有办法将主动权掌握在领导阶层手中了,他们必须将变法的每一种措施和实施的权利下发到地方官员的手中。
但是整个地方官员的体系何其庞大,曾经的帝国体系管理不了官僚体系,在变法的制度下,他们依然管理不了,所以变法最终只能够走向失败。
也就是说,对于帝国来讲,它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实现自强自救,我们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讲,王安石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他是在政策方面实施的改革,包括青苗法在内的八项新制度,也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他们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
这样的变化按理来讲没有任何的坏处,不涉及帝国的根基,也并没有牺牲某一个阶层人的利益,更是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这个变法有什么理由失败呢?换句话来讲,如果这样的变法都失败了,那么,帝国的制度是怎样的无可救药就不需要继续言说了吧?一个没有触及到帝国和社会根基的变法都不能成功,那么,这个社会的根本又如何去解救呢?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变法触及到了根本,如果想要在社会进行大换血,那么,又将会付出如何大的代价。
这些变法首先就告诉我们,帝国根本没有任何能力进行自我解救,甚至接受不了一切的新兴事物,哪怕这种新生事物不会触及根本利益,也依旧无法在帝国社会中进行推广。
再者,这也展示了农业民族的特点和固执。其实我们就算是不从历史方面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问题所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民族为主,发展群体的国家。
作为农业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在古代是最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讲,农业的生产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照既定的方针办事,谁也不要折腾谁,谁也不要想去改革,大家都遵守同一种规模体系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不喜欢标新立异的,更加不会接受变法多端。
那么,在以这样的一个群体为基础的帝国里,国家最好也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因为一个心血来潮就搞运动,还是像道家所说的一样: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制小鲜的时候,如果不断地翻炒就会一塌糊涂,而治理大国如果频繁运动也一样会民不聊生。所以,哪怕是在变法比较频繁的先秦时代,韩非也一样表示变法不能够频繁举行,因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择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
也就是说,在农业民族发展的特点下,如果一个制度不是烂到了骨髓里,不是真的病入膏肓,或者没有与其它更加先进的制度触碰而产生战争,那么,帝国就只能在同一种情况下进行发展,哪怕变法是为了农业民族的利益进行考量,也不会得到农业民族的支持。
更何况,虽然有些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实施起来却是南辕北辙,就更不可能得到农业民族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帝国制度会在大清王朝进行终结的原因。
实际上,整个清王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堕落,或者说,清王朝在整个以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为根本制度的王朝中,并不是最垃圾的,它相比于晋朝、元朝做的还都是可以的,可问题在于清王朝碰撞了更加先进的制度。
相比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封建帝制显得不堪一击,民不聊生,百姓根本无从在曾经的模式当中进行发展和生存,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命和温饱都保证不了,所以,只能够进行变法改革,企图寻找一种新的能够稳定下来的生产模式。
也正因如此,大清王朝才会轰然倒塌,同样也是因为如此,曾经与变革沾边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好,义和团运动也好,都没能成功。
相比于大清王朝的统治,这几次运动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与清王朝是一样的,而既然根本统治模式相同,那么,农业民族又何必大费周折放弃一个而选择另一个呢?所以说,农业民族的发展特点与他们适应的生产模式对变法的影响是巨大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历朝历代都不是一成不变,实际上,每一个朝代都在进行变化,但是,每一个朝代的变化却也都是文火慢熬,不存在大张旗鼓的变革,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而遵循的原则也是只要能够维持原样,能不变法就不变法。
如果真的遵循这种方式倒也不错,毕竟在帝国制度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能够保证生存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制度内部的整体结构在慢慢的腐朽,帝国无法再保持最开始的初心,制度日渐趋于腐败,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贪污腐败成了官员们之间的潜规则,帝国也开始渐渐无法支付国家开支,农业民族的承受能力又有限度,再加上世袭制度本身的弊端,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保证自家的江山可以千代万代。
所以,王朝更替又成了帝国之流的必然,在这种基础上,帝国没有办法长治久安,农业民族也就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安身立命的固定场所,因此周而复始,每一个王朝的发展都像是上升的抛物线,到达顶点之后就会急速的衰落,之后再由另一个王朝所代替。
正是因为如此,每一个王朝支撑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更不允许国家进行折腾,更不允许变法革新的存在,毕竟虽不是每一次变法都伤筋动骨,都经久弥新,但至少也要换一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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