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朱云汉：自由世界秩序还是多元世界秩序?

本文为朱云汉、郑永年合编的《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的导论的中译文。该书英文版为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 and the Emerging New Global Order: Contending View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在作为西方世界核心的美国，人们最为关切和讨论最多的，无疑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前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紧密合作确立了人们日后所见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这个秩序形成的直接背景便是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战和二战，这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建立自由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导致一战、二战那样的国际环境。

二战之前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以“权力”为基础(power-based)的，大国纷纷搞权力平衡、军事结盟、争夺殖民地与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并最终以战争为解决利益冲突的主要手段。自由国际秩序的建构者试图转化这个难以为继的旧秩序，建立一个以“开放”为原则、以“规则”为基础(rule-based)的国际体系。

美国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建构者，试图在国际事务领域建立制度、规范与程序来引导与约束国家行为，通过多边体制来协调行动、促进合作、解决争端。毋庸讳言，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本质上仍属霸权/扈从及支配/被支配的阶层秩序，但通过规范与制度让阶层秩序法制化，并由霸权来分配国际义务，以保障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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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特殊历史条件促成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出现。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血淋淋教训，全球累计超过1.5亿人牺牲了生命，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遭遇战争的毁灭性破坏。第二，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惨痛经验，大萧条暴露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秩序的巨大威胁与破坏潜力，大萧条期间的金融崩溃、社会秩序崩解、贸易保护主义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也导致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主体制崩溃，法西斯主义政权崛起。第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列强殖民体系纷纷土崩瓦解，已经不可能再恢复旧观。第四，战后苏联集团成为挑战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强势竞争者，美国与西欧面临共产主义的共同威胁，不得不捐弃前嫌。第五，二战后美国跃升为唯一超强，传统西欧列强元气大伤，这一特殊历史机遇让美国可强势主导战后秩序的彻底重建。

建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起点是成立联合国体系，尤其是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核心协商机制的集体安全体制。战后五强试图重塑国际安全秩序，对武力冲突进行有效管理，并设置国际条约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以及管制传统武器贸易。虽然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因冷战对峙而无法充分发挥功能，但在法理层次确立尊重各国的平等地位与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排除以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手段，也不承认以武力掠取领土的合法性。再加上日后核武器相互毁灭的巨大威慑效果，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再度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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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在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实际负起战后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两位灵魂人物，一位是代表英国政府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财政部助理部长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他们都认识到要深刻记取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教训，提出经济秩序重建的四个设想：

第一，必须扬弃金本位货币体系加之于各国的桎梏，因为这套机械式的国际收支强制性平衡机制(美其名为市场自动调节)，必然导致经济周期更大幅度地震荡，而且剥夺各国政府的逆周期经济调控能力。

第二，要有效引导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货币竞相贬值的重商主义手段，必须建构全新多边合作体制。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并以金融互助机制来协助成员国渡过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也必须推进更有效率的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谈判与协议，让各国同步减少关税与开放市场，并设置专门国际机构，负责督导各国履行贸易自由化承诺与调解贸易争端。

第三，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固定汇率制度，可以为各国战后经济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并可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也有助于各国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控，而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对资本跨国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

第四，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持帝国体系下与各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西方国家需适应亚非民族解放与殖民地独立的大趋势，必须通过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重设西方国家与广大的前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与经济交换关系，让西方国家仍能享受最有利的国际分工与交换模式，继续以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为西方企业扩张的腹地，以及廉价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可靠来源。

在这样的缜密构思下，美国引领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同盟国集团内4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协定。正如曾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鲁吉(John Ruggie)所指出的，凯恩斯与怀特所筹划的战后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是一种“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1]

这套体制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福利国家体制)的阶级大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与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因为冷战爆发，这套体制与战后国际安全秩序重建并不完全对接，其出发点主要是照顾西方集团核心成员及其外围成员的利益，苏联集团自己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体制，但美国带头创设的这套体制的确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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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吉以“镶嵌式自由主义”概念点出了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关键配套设计，这个配套的精髓，就是要通过国内的社会体制安排，来有效驾驭资本主义必然带来的经济不稳定，以及节制其破坏性与掠夺倾向，让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得到合理保障，以维护社会永续发展，并为战后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奠定牢固的社会支持基础，也就是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的国内合法性基础。

二战结束后的35年“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之所以得到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精英的青睐，有其特殊历史条件。西方国家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惨痛经验后，以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人物的古典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政治精英彻底抛弃，新古典主义深信自由市场配置效率，坚信市场可达成自动充分就业的总体均衡，这些核心假设饱受质疑。主张政府积极利用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与从需求侧选择性干预价格形成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成为西方国家普遍奉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思想。

从美国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推行“新政”开始，接着瑞典与德国政府也采取凯恩斯的政策建议，英国也出现如何有效对抗经济大萧条的政策大辩论，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实践过程中，凯恩斯经济学的确让剧烈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大规模金融危机反复出现的问题得到控制。凯恩斯经济学也成为战后西方国家采行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的指导思想。

“镶嵌式自由主义”的政治功能，就是维持西方社会各阶级在采行某种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下达成阶级共存共荣的妥协，以预防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兴起，并有效对抗共产主义的蔓延。在“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家被迫接受“管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监管、反托拉斯、劳动基准立法、金融国有化、累进税制，以及财政移转支付等机制，抑制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倾向，修正了资本拥有者与出售劳动者在市场中进行不对等交换所必然导致的财富与所得分配两极化倾向，并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与金融压制(financial repression)大幅削弱了资本家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因为资本无法自由跨境移动追求最大利润回报，反而维持了阶级间权力关系的长期平衡与稳定。

更重要的是，“镶嵌式自由主义”为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通过国家主导的补偿与扶助机制，让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潜在利益受损者得到适当的救助与保护；同时，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障、完善的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普及，让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与发掘新的市场机会。“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让西方社会维持经济体系的对外开放，形成牢固的跨阶级、跨地域与超越左右政治竞争的社会共识，也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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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国际关系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这个秩序的产生、维持还是发展，都离不开“美国霸权”这一要素，包括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联盟、威慑他国的核武器等。也就是说， “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如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软实力，更在于美国（西方）所拥有的基于经济、科技和军事之上的硬实力。

不过也同样重要的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存在还有赖于一个“社会主义国际秩序”或“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存在，即以苏联为核心的非西方集团。这一前提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第一，在冷战期间，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域上是有局限性的，即只限于西方集团。第二，这一“自由秩序”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应付另一个“不自由的秩序”。也就是说，这个秩序具有明确的目的和使命。这种目的性和使命感也使得自由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认同感”，有利于西方集团内部的团结。第三，正是因为这个“不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内部的成员国愿意放弃一部分主权给美国来主导和统筹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第四，西方集团对“世界秩序”的界定和理解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没有普世性，因为苏联集团对“世界秩序”有全然不同的理解。

很荒唐的是，这个“自由世界秩序”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起点便是这个秩序的全面胜利，即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尽管苏联和以其为核心的苏联集团的解体有其内部复杂的因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内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少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

第一，冷战的结束导致西方普遍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所能拥有的最好、最后的制度，西方不需要对这一制度进行任何改革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名噪一时，就是西方这种乐观情绪的真实反映。冷战期间因为有一个“非自由秩序”存在，西方政治人物还可以经常用外部“威胁”来对内部的一些问题达成共识。美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政治人物总是用所谓来自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来理解和解决内部所发生的政治问题(例如国内的社会运动)，但在缺少一个明确外部“敌人”的情况下，西方内部党派政治环境反而恶化，多党民主经常演变成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政治。

第二，冷战结束之后，在美国(西方)忽视内部问题和挑战的同时，其外交政策则是另一番情景。因为对西方自由民主过度自信，美国开始花大量的人财物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式民主，无论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还是通过类似于“大中东民主计划”那样的政治军事手段。

第三，美西方本身开始背弃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之上的主权国家理论，发展出了所谓的“后主权国家理论”，对他国随意进行所谓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之上的干预，无论是通过军事还是其他手段。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四，美国因此开启了一些学者所说的“新(美国)帝国模式”。无论是推广民主还是人道主义干预，都是帝国扩张的手段和工具。

但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美国帝国的扩张过度。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美西方很快占据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尤其在东欧和中亚。其次，通过上述各种手段迅速将其地缘政治向全世界各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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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过度扩张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缘政治优先，经济基础跟不上，帝国成本过高，难以维持。摆脱了苏联阴影的东欧国家，本来非常欢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到来，但不久这些国家发现，美西方感兴趣的只是它们的地缘政治意义，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既无兴趣，也无能为力。结果，在内部，新兴民主体制得不到巩固，权威主义政治经常回归；在外部，这些国家开始寻找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和中国的合作。在很多区域(尤其是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没有促成西方式民主的出现，反而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盛行，成为区域乃至世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再者，即使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很多问题上，美国不顾其盟友的意见，开始走单边主义路线。“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不管联合国和盟友的反对，对伊拉克采取单边军事行动。近年来，在特朗普掌权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兴盛起来，推出诸多重要的国际协议，包括巴黎协定和伊朗核协议。

同时，因为缺少一个类似苏联那样真正可以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敌人”，美国的盟友开始不那么乐意对美国付“保护费”。如果把“自由国际秩序”理解成为国际公共产品，那么大国应当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因为小国倾向于选择“搭便车”。正如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说，二战之后，美国的确对国际秩序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其他国家都从中获得了利益，但当美国帝国扩张过度，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其他国家尤其是盟国不愿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那么美国要维持其霸权地位就变得步履艰难。

如果说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即自由主义、普世性和秩序的维持，那么今天这个秩序的这三方面全都面临严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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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由主义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实践都在撤退。无论是欧洲还是北美，主要民主国家都面临高涨的民粹主义。各种政党都在借助政治极端化而急剧地扩展它们的社会基础。在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表明政治精英失去了共识，把如此重要的决策交给并不了解真相的大众。这一方面意味着从传统代议民主向直接民主的转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精英政治责任感的消失。围绕着如何脱欧的政治纷争更是加深着英国各方面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在自由主义核心的美国，特朗普总统本人从来没有停止批评和攻击被视为自由民主基础的自由媒体、法院和执法机构。如上所说，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人物，对新生的民主不再那么感兴趣，权威主义开始盛行。

在很大程度上，自由主义的衰落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约翰·邓恩(John Dunn)所说的西方自由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弱点，更应当归因于自1980年代开始兴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破坏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促成了自由主义和内外部实践与制度安排的“脱钩”。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相继发生了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即人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减税、私有化、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对资本主导的金融业)、削弱市民社会、限制和弱化工会、削减福利等。同时，新自由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并不自由，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目标和价值，需要通过一个强政府(甚至政府强权)而加以实现。为了强化内部民众的支持，两国对外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英国因此和阿根廷之间发生了马岛战争，而美国则把针对苏联的冷战引向了一个高峰(即最后的决战)。

人们之所以把撒切尔革命和里根革命称为“新自由主义革命”，就是因为两者的理论基础是此前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从理论上来说，新自由主义是对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回应。二战之后，英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共识，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凯恩斯主义也是当时西方各国的“共识”。在凯恩斯经济学的指引下，西方各国的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和社会福利大幅扩张。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官僚机构急剧扩大。所有这些因素，加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国家1970年代经济的严重滞胀。

经济滞胀导致了西方世界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新自由主义脱颖而出，取凯恩斯主义而代之。新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学派，但主要的思想基础来自人们所说的“芝加哥学派”，主要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新自由主义自始就是对两种趋势的回应。首先是对苏联和苏联集团计划经济的回应。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产生之后，西方动用了巨大的人财物力来批判和围堵。这些努力也是西方更早时批判和围堵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其次是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趋势的回应。尽管西欧社会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不同，但因为凯恩斯主义并不否定政府需要对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新自由主义也因此把凯恩斯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敌人”。这两方面的担忧充分反映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上，这本书一直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圣经”。

新自由主义从反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开始，最终演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很显然，新自由主义者只反对政府的经济角色，但并不反对强政府，甚至政治强人统治。实际上，他们足够“实在”，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实现新自由主义的目标需要一个强政府来推行。他们和智利的关系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例如，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哈耶克)最崇拜社会“自发的秩序”，即一个没有任何政府干预下形成的社会经济秩序，但他们大力支持智利军人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独裁统治。撒切尔和里根的强势政治领导也符合他们的理想。

西方自1980年代之后的三十多年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共识”，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自由主义畅行无阻，风行全球。正如凯恩斯主义造就了西方政治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也造就了今天西方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正如索利马诺(Andres Solimano)所指出的，西方今天面临着三重危机：(1)经济危机(滞胀、就业不足、投资疲软等)和经济学危机(经济学没有任何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和现实经济毫不相关)；(2)急剧恶化的收入不公平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顶端极少数人手中；(3)民主政治被强大的经济精英所“俘获”，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工具。[2]

收入和财富差异的急剧扩大是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是汗牛充栋。不管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包括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社会1%富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99%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之和、中产阶级规模迅速缩小等。很自然，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也表现在国家之间，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穷国和富国、北方和南方之间等。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方世界呈现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现象，即政治上越来越民主，但经济上越来越不民主。政治上，自1970年代开始，随着西方民权运动的崛起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民主，迄今“一人一票”成为西方民主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所有民主人士所持有的理想。但经济上又如何呢？经济民主意味着经济上更加平等。西方的左派(政治自由派)也一直期望通过政治上的“一人一票”来实现经济民主。但从经验看来，西方经济已经和人们的期待背道而驰，即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一矛盾很难解释，也是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给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民主政治已经被经济精英所俘获，他们把“一人一票”转化成为“一元一票”了。

从历史看来，资本主义从开始到今天具有同样的本质，即谋利。或者说，谋利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并且这也被视为人类经济进步的动力。不过，资本主义在为人类创造巨量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极端的不平等。英国作家狄更斯和法国作家雨果描述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悲惨世界”，而马克思则从理论上分析了那个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状况。很容易理解，资本主义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

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两个分支：一支为苏联革命，发生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人类苦难的根源，因此社会正义要从消灭私有制开始。苏联革命者希望通过俄国与资本主义的链条脱钩，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另一支为西欧的道路，发生在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一支试图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来保障劳工的利益。一战和二战期间又形成了凯恩斯主义，开始强调政府的经济角色，来弥补市场的失败。1970年代之前凯恩斯主义功不可没，造就了西方全面的福利社会。不过，如上所说，因为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也产生了自身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大转变。正如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所说的，西方战后资本主义是政府管制下的资本主义。英美在与法西斯主义的竞争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并非因为它们是自由主义国家，而是因为它们通过大规模监督与规制经济活动，设法动员其资本经济生产能力，以达到集体的目标。或者说，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是国家管理下的资本主义，是国家主导资本。但在新自由主义运动之下，政府和资本的关系演变成了自由资本主义掌控政府。

正如马克思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很容易理解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什么会触发意在实现社会公平的新一波社会革命。今天，在西方，无论政界还是学界，人们对社会革命的目标并不明确。而各国政府也没有解决引发社会革命问题的有效方案。

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有走向欧洲版社会主义的趋势，主要是想通过增加底层民众的福利，表现在其医疗改革上。但在金融领域，奥巴马政府需要金融资本来创造财富，政府因此仍然服务于金融资本，在这个领域放松管制。 特朗普政府可以说是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动。 尽管特朗普通过民粹主义运动而上台，但其仍然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没人会相 信特朗普的政策能够解决美国问题； 反之，包括种族在内的诸多问题会恶化， 造成更大的内部问题。

在欧洲，福利社会已经高度制度化，很难动摇，只能继续走福利主义路线。在较小和发达的北欧国家，新版本的福利主义已经浮上台面，即实行普遍性工资制度。但较大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英国则面临巨大困局，昂贵的福利难以为继，但如法国“黄背心”运动所示，削减福利或者损坏福利的政策又不得人心。

在越来越强大的资本面前，西方民主显得无能为力。资本对自己的力量运用自如，控制选举，操纵媒体舆论，甚至走上政治舞台亲自执政。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从表面上看赋权平民，使得一些“政治局外人”有了执掌政权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又怎样呢？一些局外人从反建制开始，但一旦进入建制，就成为建制的一部分，继续为建制服务；而另外一些局外人执政之后依然是“局外人”，在强大的资本和建制面前显得软弱不堪，他们可以轰轰烈烈地上台掌权，但避免不了无奈下台。

政治和经济所造成的分离状态可说是西方的理想。西方从中世纪的宗教专制和近代君主专制到近代民主的转型，资本是主体，没有资本的力量，很难看到现代西方民主。但资本也为自己构画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经济力量对政治力量所构成的制衡是西方民主的基础。在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是这样，但今天的情况则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民主对资本无能为力。毋庸置疑，如何处理资本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所有西方国家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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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所造成的问题更为严重。美国构造“帝国”的意图就是将自己的原则通过“自由”的名义扩展，并适用到其他国家。但事实上刚好相反。尽管新自由主义促成了数十年的全球化，但今天的世界很难说是一个整体，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改革(包括联合国)没有任何进展。新的全球性多边秩序建设的努力失败了。

美国本来可以说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主体，但自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本身从这个秩序撤退，从维持者转变成为破坏者。“美国优先”导致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崛起。全球层面新的贸易谈判要么无效，要么遥遥无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网络领域根本不存在人们可以达成共识的“规则”。同时，人们所看到的要么是区域秩序的兴起，要么是区域秩序的解体(尤其是中东地区)。简单地说，尽管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但所谓“自由世界秩序”不仅没有扩张，反而变得更加脆弱。

第三，“自由国际秩序”本身难以为继。在西方看来，现存“自由国际秩序”变得软弱不堪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他大国的崛起和大国竞争的回归，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但实际上，很多非西方国家从来就没有认同过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且西方本身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行为越来越具有双重标准。例如，当北约使用武力干预前南斯拉夫时，西方认为这是正义的“人道主义干预”；但当俄罗斯使用武力改变了欧洲边界(克里米亚)时，则被西方认为是侵犯了基本国际规则。崛起的中国更被视为是“修正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构成最严峻的挑战。这也就是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自由世界秩序”敌人的主要原因。

二战之后，英、美之所以能够确立西方所接受的“自由国际秩序”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美国是被“邀请”成为西方世界领袖的。欧洲列强从一战到二战互相厮杀，战后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成为领袖或被其他国家接受成为领袖，美国因此被“邀请”成为它们的领袖。其次，美国当时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有能力为西方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再次，因为同属西方，霸权从英国到美国的转移是和平的。

这个秩序为世界提供公共财并且具有开放性，为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这个秩序强调的是国家主权和各国之间的平等性，这是所有国家所追求的。但这个秩序具有先天缺陷。首先。西方国家已经解决了与主权有关的问题，但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亚洲很多主权纠纷的问题是西方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到今天一些亚洲国家仍然承受着殖民遗产之痛。也就是说，尽管非西方国家认同这个“自由世界秩序”，但很难用这个秩序的原则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关乎主权的问题。其次，“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成员国存在等级秩序问题。以美国为主导的同盟等级森严，但成员国迫于美国的强大和外在“敌人”的存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挑战美国，尽管不时也有不同声音出现。

冷战结束之后，当美西方将内部的“自由秩序”原则毫无节制地延伸应用到国际关系时，这个秩序最深刻的危机便发生了。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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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未来世界秩序会是怎样的呢？很显然，鉴于美西方今天所面临的内外部困境、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的崛起、老牌强权(俄罗斯)的持续，美西方很难在推广扩张“自由世界秩序”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尤其是在将西方内部自由秩序“国际化”方面。

但一个更有可能的场景，就是美西方的收缩，“自由世界秩序”重新回到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即一个多元世界秩序。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在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保障多元并存的世界”(world safe for diversity)的概念，主张美国和苏联的和平共处，建议美、苏在一个政治体系多元、价值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世界中和平共存。[3]这个概念和1950年代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类似的精神，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艾利森这里所说的是冷战体系下的多元。不过，预言中美之间会陷入往日美苏之间的冷战还为时过早。实际上，也有令人较为乐观看待之处。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首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韧性。如同前面所讨论的，首先要意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就不具有普世性，即为所有国家所接受。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并不代表这一秩序已经为所有国家所接受。其次，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所论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不存在单一性，之前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在西方自由主义阵营中，各国对这个秩序就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法国的理解并不等于美国的理解。进而，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就经历一个多元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支撑自由主义的原则也在不断变化。在当代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就是美国霸权下的多元区域秩序。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这种多元秩序称为“深层多元主义”，即未来数十年的全球国际秩序会使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更扩散，即只剩大国、区域强权而不存在超级强权的一种状况。西方势力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继续存在，但不再主导国际秩序。从经验上来说，除了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霸权的那段并不长的历史时间，布赞所说的这种情况应当说是国际社会的现实。卡赞斯坦是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多元的，也应当是多元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并没有意图和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对立和抗衡，而是与之进行调适。西方今天所谓的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往往是夸大的。从内政来说，印度一直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西方也一直将印度视为潜在的民主同盟。中国尽管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异类”，但中国的内部政治发展也并不必然和西方发生冲突。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其体制的发展表现为文明性，也就是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国家。但同时中国体制(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也吸纳了诸多西方因素，包括市场经济和民主因素。这一套文明性的体制在中国的环境中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上，中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取代西方体制，至多如其领导人所说，成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

在国际层面，中国并非要取代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而是在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和这个体系相处，并且改善这个体系。王赓武认为，中国和西方秩序之间的矛盾在于对“规则”或者“法律”的不同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想方设法和西方规则“接轨”，但在很多时候，中国也发现，这种“接轨”面临困难，因为西方的“法律”或者“规则”具有其文明性，而中国须小心翼翼地检视基于西方文明的“法律”对中国的冲击。朱云汉也认为，中国并非美国所说的“修正主义”，而是改良主义。

的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通过改革自身的体制而和世界“接轨”。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像当时苏联那样“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进入西方主导的体系。进入体系之后，中国也通过改革现存体系(例如国际货币基金)而使得这个体系更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此外，中国也在努力通过诸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对现有体系进行一些补充。中国非常认同西方的多边主义，不仅学习，而且也仿效。只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必须考虑到自身的定位和利益。这是正常的。美国当年主导建设“自由国际秩序”的时候，首先考量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只不过后来美国所建设的这些制度机制逐渐演变成为公共产品，为大家所接受，并从中获得利益。

如此看来，面对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或者印度，美国很难再像从前那样将自身的价值观，或者基于这些价值观之上的规则，通过强权强加给其他大国。正如博格(Thomas Pogge)所说的，问题不在于西方所确立的价值，而在于西方推行这套价值的方法。很多非西方国家也没有否定西方的一整套价值，很多价值对他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但西方无论是以殖民地主义还是帝国主义等传统方式来推进和建设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都已经不可能。

实际上，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任何单方面强行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模式的行为注定不会成功。大国之间，学会民主，学会相处，一个和平共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并非不可能。这可能也是一个多元世界秩序的本质。

参考文献：

[1]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36 (2): 379-415.

[2] Andrew Solimano, Economic Elites, Crises, and Democracy: Alternatives Beyond Neoliberal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Graham Allison, “How JFK Would Have Confronted a Rapidly Rising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27 June 2018.

★ 本文为朱云汉、郑永年合编的《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的导论的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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