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佩妮·西纳格鲁，《划分巴勒斯坦：英帝国末期的政策制定》

佩妮·西纳格鲁的《划分巴勒斯坦：英帝国末期的政策制定》是一本具有深入研究性的书。书中探讨了大英帝国在管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时的法律和政治机制。这本书剖析了大英帝国在建立“犹太家园”的同时，尝试实行区域自治（强制性宪章第3条规定，领土应根据强制性制度的目标争取地方自治。第6条详细说明了巴勒斯坦自治与定居点之间的人口现实）和代议制社会的相互冲突以及最终的失败，这两者都在授权托管的章程中有所概述。

英国在1920-1947 年间利用了包括白皮书（这些是英国的政策文件，通常是在授权托管期间政府调查或委托后发布的）、地图、委员会等在内的工具对托管地进行管理。在这一系列的工具中，西纳格鲁把皮尔委员会的成立（Peel Commission）（1936-1939年）视为大英帝国试图将这些特权工具结合在一起的重要事件，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要点。

西纳格鲁强调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划分不是拍脑袋凭空决定的。划分巴勒斯坦土地这一举措在法律上受国际联盟的监督，通过英国的各种官僚机构对土地进行管理，并借助大众热点和新闻通过欧洲舆论法庭进行调解。同时期，巴勒斯坦发生了大阿拉伯起义，因此他们还受到起义暗流的影响。该起义催生出了皮尔委员会，并对英国的人口管理战略造成了挑战。

● 图为1948年英国人离开海法。来源：维基百科

本书三个相互关联的论点追溯了政治、人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动态，这些动态决定了划分土地作为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崛起和衰落。

首先，划分巴勒斯坦的法律宪章和政治本体的性质使这种方式在管理、监督和接受本质上具有国际性。正如西纳格鲁所解释，对巴勒斯坦土地进行划分的对话不仅是在大英帝国和托管领土之间进行，也不仅是在定居者、原住民和英国之间进行，这场博弈里还参杂着国际上其他参与者的意见，包括国际联盟、欧洲新闻机构以及欧洲和中东的大众舆论等。那些在这场分治中参与、辩论和谈判的本身就是国际人物，像雷金纳德·库普兰和皮尔委员会的皮尔勋爵这样的人都曾在大英帝国的其他属地担任过官员，特别是印度和爱尔兰 。他们从以往的海外经历中获取经验——特别是分治作为控制多样人群的一种工具，这些经验影响了他们关于巴勒斯坦的立场。

● 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来源：The Central Zionist Archives

其次，为了反映当地原住民人口分布情况而进行的区域划分、区域自治和实行代议制社会这个举措，似乎和履行倡议建立一个犹太家园的《贝尔福宣言》条款互相矛盾，且二者之间的互斥性无法抹去。定居者和托管当局通常认为建立一个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而共存的民族国家不可行。因此，从决定进行区域划分开始，到皮尔委员会解散，大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划分方法：包括瑞典式的以区域划分和区域之间设立硬边界，这些方法都被当作首选方案。

在其统治巴勒斯坦地区期间，英国当局起草了将当地的巴勒斯坦人隔离的计划。书中包含的各种地图为大英帝国的“定居-殖民剧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在整个托管期间，大英政府起草的地图始终如一地揭示了英国计划给予巴勒斯坦人对土地、水和其他资源的次优权利。对于英国人来说，在整个帝国内划分殖民领土具有双重好处——既可以对空间和人口进行调整，又使其顺从军事控制。另外，这也让当地人口更易于接受现代民族国家的机制。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这些目标对试图控制这场起义的英国人来说变得愈发重要。

● 阿拉伯大起义路线图。来源：awayfromthewesternfront.org

最后，还有一个“隐形的力量”在推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官员进行管理解决方案的探索：英国对这片土地实施帝国管控的欲望。巴勒斯坦是一个政治负担，但在大英帝国眼中也是一个潜在的恩赐。如果新国家建设得当，它可能会在这个异常重要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刻给英国政府提供可靠的支持，加强英国对战争局势的控制并扩大其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无论英国政府决策者更偏向于哪一种管理方式：推进分治还是建立一个统一国家，他们都保持着高度敏感，特别关注这些计划是否会对其地缘战略利益产生有害影响：“例如基督教圣地、机场、军事设施和一个地处地中海的深水港——维护石油管道的安全和海陆空三军的维护”。在其他方面，分治也与英国试图建立跨区域地缘战略计划有关。比如说，“将阿拉伯国家和外约旦合并是许多英国政客的目标，他们将这种统一视为保持进入关键地缘战略地位的一种方式。”。

● 英国托管地区示意图。来源：Jewish Virtual Library

从某个层面上说，这本书讲述了帝国既脆弱又狂妄自大的故事，痴迷于内向性管理，确保所有的决定和政策不会让他们陷入“尴尬”并威胁他们的利益。他们乐观地相信，会有那么一种解决方案，既可以让自己为家长式的教育感到“自豪”，反映欧洲帝国晚期试图“文明化”的心态；又同时让他们巩固本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皮尔委员会是帝国主义乐观主义的一个典型又现实的例子：如果不牺牲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部分利益，就不可能实现分治。巴勒斯坦不能既是殖民地又是犹太家园，更不可能建立一个代表政府——因《贝尔福宣言》是在没有考虑巴勒斯坦利益的情况下产生的。之后，这种帝国的乐观想象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断裂在伍德黑德委员会（WoodheadCommission）产生了一个彻底的政策转向，这预示着以帝国为中介的分治方式已经行不通。

因此，通过回顾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声誉和权力地位所做的努力，这本书颠覆了大英帝国以往的说法，告诉读者：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政府是怎么在分治问题上融入一些“人为的意见”，使分治这个决定变得更加必然。

研究大英帝国史和现代中东史的学者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在检索新证据和重读其他被大量引用的文献时，西纳格鲁这本关于英帝国史的书将这些文献置于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的政治和法律历史的框架中，这注定其将产生影响。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感兴趣的学者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展开研究。这本书还介绍了在20 世纪早/中期中东地区探究帝国权力的新方法，其中某些思维在今天依旧影响着定居-殖民的今天。

● 凡尔赛和平会议阿拉伯委员会及其顾问。来源：AI Jazeera

西纳格鲁的文献呈现能力和她的创新论点，为以后研究的继续铺平了道路，在此基础上扩展对参与分治方法讨论的关键成员是如何将殖民地视为创造牢固经济机会的地方，并在可能的程度上将新建立的民族国家内的人口同质化的研究。与此同时，她发现大英帝国并不是全能的——在关键时刻，英国政府很容易受到在欧洲的国际对话者以及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定居者的抵制和操纵。 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在殖民时代被占领土地的巴勒斯坦原住民以及以色列诞生时发生的事件至关重要。

以后的研究可以使用西纳格鲁书中概述的全面的法律和政治依据，明确地将划分巴勒斯坦事件与以色列目前的班图斯坦化（bantustanization）（班图斯坦制度又称黑人家园制度。是南非政权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班图人实行政治上彻底“分离”的制度，此处可理解为将推行以巴政治彻底分离制度和吞并巴勒斯坦土地的战略联系起来。并且，历史学家也可以继续深入研究英国政客如何与巴勒斯坦现有的法律传统（奥斯曼帝国和当地）抗争，例如，解决土地索赔问题。《划分巴勒斯坦》展示了不同群体、原住民和定居者是如何操纵或抵制英国的法律政策。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基于西纳格鲁的研究，进一步构造大英帝国在划分巴勒斯坦时所展现的复杂法律环境。

● 1946年犹太人撤离耶路撒冷老城区。来源：google

作者介绍：

凯莉·布罗德里克 (Kylie Broderick)，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现代中东历史学生和梅隆研究员。她还是Jadaliyya（阿拉伯研究所制作的独立电子杂志）的总编辑和the Resistance, Subversion, and Mobilizationpage（抵抗、颠覆和动员网站）的联合编辑。目前在国家人文中心教授现代中东概论课程。她的研究兴趣是中东政治经济，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性别、社会动员和社会经济阶层建设的历史。

作者：凯莉·布罗德里克（Kylie Broderick）

编译：李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