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边的广场舞，泰晤士河岸的街头艺人 | 三明治

　　小鱼在上海生活了五年，作为研究生在伦敦住了一年。上海是她生活的一种常态，而伦敦则像是一场意外。在7月每日书摄影班里，小鱼以充满回忆的照片和细腻的文字为媒介，通过她富有关怀的观察视角，两点一线地连接起了这两座城市的一个又一个遥相呼应之处。在单向道的时间里，“在‘未来’的情绪中，重返‘昨天’的现场”。

　　 文 | 小鱼

　　 编辑 | 如新

　　海明威曾说过：“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以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

　　在伦敦这个危险又迷人、历史又现代的地方求学生活了一年，或许伦敦也将一直跟着我。尤其是，当我重新回到上海，生活慢慢展开的时候，当我在时间的意义上，离伦敦越来越远的时候，“伦敦后遗症”反倒更加明显起来。

　　在上海的无数细节里，我重新发现伦敦的许多印迹。它们不是宏大意义上的两座大都市，而是更加日常的、细节的、充满我私人记忆的生活空间。

　　上海：

　　黄浦江边的工人，

　　外卖骑手和广场舞

　　 从家到黄浦江边要走3km，大概1个小时。沿着石龙路一路向东，走到龙耀路的时候，吹来的风已经夹杂了江水气，就在0.01s的时间，风的温度似乎降了1度，湿度则升了1度，你便知道，再走个20分钟就能到油罐艺术中心了。继续走，穿过云锦路，视野便愈发开阔，原本一缕一缕缠绵又温柔的风，此刻像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奔跑着将你围住，我的心也跃动了起来，脚步又加快了几分。黄浦江，我来了。

　　每次来黄浦江边，都有一种first sight的新奇与期待。在江边，我的眼睛和头脑总是忙碌的，但这是一种不知疲倦的愉悦的忙碌，一种一下子掉入了千百种人生的忙碌。沿着龙腾大道往卢浦大桥方向一路走去，一幅社会的胶卷徐徐展开，而我是既是影像中的人，又是拿照相机的那个人。

　　因为附近有建筑工地，常常能在江边看到很多穿着建筑服或者戴着生产帽的工人。他们应该是刚从工地下班，常常举着手机和家里人视频，手机的画面往往并不切向自己，而是切向江对面闪耀的高楼建筑。他们视频的时候，通常没有耳机，并且说得很大声，大抵是想让家里的妻子或是孩子看看他们所在的上海。而这一部分，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大城市，是一种溢出平常生活的想望。这种时候，我往往不敢把摄像头对向他们，我总怕自己的摄像头对于他们是一种冒犯。

　　走到海事塔广场，必须得走过一条桥，才能继续沿着江边走。我已记不得那桥的名字，只记得那条桥上总是会停着很多外卖骑手的电瓶车，他们可能是在等附近的单子吧。面对江景，他们似乎并没有兴致，只是刷着手机上的视频。下了桥，会被眼前广场舞的景象震慑。无论是路灯下的，还是夜色中的，男女老少，大家都整齐地跳着。仿佛是一次经过多次练习的大型街头快闪，在简单的韵律扭动中竟舞出了一种所向披靡的气势。

　　 伦敦：

　　 泰晤士河岸的街头艺人

　　 在伦敦时，我住在Northumberland House，位于诺森伯兰大街。从宿舍出门右转，往东走5分钟，走过Hungerford桥和Golden Jubilee桥，便到了泰晤士河的南岸。那时，应是19年的9月，天气已经转凉，阳光收敛了夏季的热烈，透着秋日的慵懒与缱绻。起承转合，不再那么明晰、尖锐，阳光变为一支温柔的画笔，涂抹每一片树叶、每一辆小推车、每一个路上的行人。

　　 河畔有人在弹唱，这在伦敦不是新鲜事，这是一个街头总有歌声的城市。要是哪一天，你从泰晤士河边走过，没有听到一点乐声，总会觉得哪里不对劲，步子的节奏也会出错。你和那些演奏者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鸣，不必刻意围绕着他们，他们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氛围，一种伦敦城市底子里的精神气。

　　 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小提琴艺人，一个有着浓密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昨天演奏《卡农》，今天演奏《G弦上的咏叹调》。他常在Jubilee桥上或是伦敦眼下演奏，从日暮一直到天黑。泰晤士河的流水承载过他的所有情绪，也承载了所有路过听者的心意。遗憾的是，我多次经过、驻足，却从未与他真正对话。但从音乐里，我可能认识了一个超越言语对话的维度，更为细腻而真实的他。

　　 图片截图自视频

　　 上海：

　　 在梅雨时节邂逅电影

　　 6月的上海，正是梅雨季节，湿漉漉的、黏糊糊的。6月的上海，有电影节，这是一场影迷们的聚会。我和电影的缘分很早，和电影节则起始于2018年。

　　 法国影评人、新浪潮大师特吕弗有这样一段话：“我常被问及，在与电影谈的这场恋爱中，我是什么时候想要成为导演或影评人的，说实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想离电影近一点，再近一点。”仔细想想，我对电影的爱其实很卑微，但它又足够强大到照亮我自己的一隅暗房。从大学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常常一个人跑去影院。我喜欢挑人少的场次，我喜欢坐在后排，我喜欢灯暗与灯亮的那一刻，也喜欢在所有人散场后离开。我能做的，也是我想做的，就是离它近一点，再近一点。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选择了去电影节实习。纵使干的活非常琐碎，与电影的联系也甚是微弱，但好像只要有了“电影”二字，一切便都可以和解。从小到大，我的性格都极淡，很少对某样东西有刻骨铭心的喜爱，对于电影，也有一部分要得益于毛尖老师，跟着她的专栏看电影，成为了我上大学以来偷偷的习惯。每次看到毛老师的影评，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你心中郁结的，你看不明晰的，她都能帮你一点点拨开，干脆而又利落。

　　 这次电影节的时候呢，我没怎么抢票，混迹于豆瓣的转票小组，因为电影认识了好些人。讲两个小故事。一是看《双重危险》，这是一张免费得来的票子，豆瓣的陌生人赠票。他被朋友放了鸽子，又是一部非常小众的影片，所以干脆送票了。影城正好在我家附近，就决定去看看。看完后，他和我聊起自己从DVD到现在的观影经历，观影次数4000+。我问他，看了这么多电影，你会不会有想要自己拍电影的冲动。他说，自己曾经拍过电影，只是半途剧组出了问题，没能完成全片。他一个人总揽了现场副导演、编剧、分镜头、统筹等各项工作。我感到震惊，更是好奇他是否还要继续。可能心里为他有点惋惜。他淡淡地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当时拍电影还是众筹的资金，剧本写了120多稿，写了4年，一部艺术品，虽然最后遗憾地没有结局。他好像很乐观，或许也是巨大的阅片量给了他能量，他反而来宽慰我，“人生总有曲折，看开一点”。

　　 第二个认识的，是一个从南京特意来上海看电影的学生。我从他的手里收了《感受》的票子。因为期末季，他赶着回去写论文。我好奇，他为什么买了这部电影。一部黑白片，湿漉漉的，几乎每一帧都像在轻轻地呼吸。他跟我谈起他电影节买票的习惯，和那些挑选热门片的影迷不同，他不大喜欢选择已经看过的，而是会挑选一些尚未上映的，没有影评的片子，最好还是小众的。不过，他也坦言，这几乎是一次冒险。片子的好坏无法预知，每进入影院，都像是一次意外邂逅。但我想，这大概也是电影节的意义吧，一次又一次遁入电影院的黑暗里，和未知的一个又一个世界相逢、和一种又一种人生共振。

　　 伦敦：

　　 在西区每日上演的戏剧

　　 住在伦敦西区，看剧就成了一件非常便利的事情。或者说，这个因果关系应该被倒置，我是因为对于看剧有一种隐秘的渴望，所以才选择了西区。上学的路上，或是进行日常生活的采购时，都会经过很多剧院。西区的每个剧院，基本都是固定上演一部戏。由此，一部剧就成了我们对剧院的另一种更为直接的也更加心照不宣的命名。一定程度上，它们构成了我的伦敦坐标体系。剧院，是一定要走进去的，每一家剧院，都有强烈的风格和意外的惊喜。比起电影院，它馈予你更真实的抽离感与投入感。

　　 《妈妈咪呀》看了两遍，票子是前两排的折扣票，限量的。为了省钱，和室友早早起床，在剧院门口排队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全程几乎都是仰着头在看剧，这是一次巨大的生理考验。但无妨，我喜欢这部剧的热闹，喜欢最后的时刻大家一起合唱和舞动。你会觉得，演员和观众的边界消融了，我们一瞬间都成为了戏中人。

　　 《玛蒂尔达》也是早早买的票，只要5镑。带着睡意来到剧院门口，却发现只有我们俩人。一会蹲着、一会站着，甚至打开电脑看起了上课的文献。当然，偶尔也会抬头看着尚未苏醒的伦敦，是安静的也是明亮的。街头时不时有人走过，踢到了昨晚残留的啤酒罐头。清脆的一声，仿佛是昨夜欢腾的余音。这部剧啊，最打动我的是秋千那一段，可能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的怀念。谢幕的时候，后排的小孩子们跟着台上的演员一起唱 Naughty，就觉得真是太美好啦！温暖。

　　 《悲惨世界》只买到了站票，站在观众席的最后面，发现倒也不是只有一个人。看大悲每次都是要流点眼泪的，音乐响起就会有血管沸腾的感觉。这部剧也基本是我心中音乐剧的顶峰。或许，就是适合站着看的吧。适合以伸长脖子，只能看到2/3舞台的姿态看。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可以无数次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打开，随着音乐，慢慢地把自己从低谷中托举出来，继续澎湃、前行、飞翔。让生活继续 One Day More。

　　上海：

　　明亮可爱的陌生人

　　 和室友在江边走的时候，身边一辆小助力车缓缓驶过。一位瘦弱的老爷爷，载着一位身型略胖的老奶奶。奶奶戴着可爱的红色渔夫帽，白色棉布衬衫的袖口有可爱的蕾丝卷边，一条蓝色印花的睡裤，应该是那种薄薄的舒适面料，在江边的清风中，偶尔贴着腿，偶尔又飘扬开去。

　　如果猜得不错，他们大概率是夫妻吧，年龄应该在七八十左右。奶奶的身上系着安全带，两只手松弛地拽着爷爷的衣角。她坐得很端正，也不向四处张望，就这么直直地盯着爷爷的后背。爷爷很瘦，肩胛骨贴着白色的T恤，像是隆起的一座小小山丘。

　　我的心一下子被这个画面击中，就像是电光火石的一瞬，在闷热的黏糊糊的空气里，馈予了我无数的清凉。生活，这个我始终琢磨不透的词，在这里有了最简单的却也是最有力量的解释。当然，我也几乎一下子想到了“爱情”，或许褪去了年轻时的激情，也能在缓慢行驶的助力车、舒适的睡衣睡裤、甚至江边的晚风中找到新的也是持久的确认。

　　所以，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对于“美”的本能追求拿起了相机。他们的车在缓缓向前，我跟着一路小跑，咔擦了好几张，却都模糊。

　　正当我苦于无法捕捉到清晰的画面时，爷爷停下了车。奶奶似乎行动不便，爷爷先从前座下来，把奶奶的一只手挂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他小心地搬着奶奶的一条腿，帮助她从后座上下来。车还没停稳，爷爷先搀扶着奶奶走到了江边。奶奶的手扶在栏杆上，望向远处。爷爷呢，则回到车子旁边，继续停车。我终于拍到了清晰的图片，奶奶的小红帽映衬着深蓝的天空和淡蓝的江面，在广阔的天地间，显得明亮、可爱又动人。

　　伦敦：

　　广阔天地中的朋友们

　　2020年的5月，伦敦疫情严重，买不到回国的机票，偶尔因为焦虑难以入眠，但大部分时候还是怀着“及时行乐”的心态纵情地甚至用力地生活。宽慰的是，我那几个最好的朋友都在。因为人类学，我们相识，在无数次漫无天际的聊天中走得越来越近，动不动就“混”在一起。我们有很多相似点，比如，底子里那股不急不躁的缓慢；比如，对于周围人和事的关注与投入；再比如，总是寻求平常生活中溢出的时刻，这可以是一次以“逃离”姿态进行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是一次以“靠近”姿态进行的与陌生人的深入交谈。

　　当周围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全副武装回国时，我们“漫不经心”地选择了留下，没有任何提前的商量，更像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计划。好像，我们都在等待着一个时刻，等待着“伦敦”这台机器从它发烫的运转中慢慢冷却下来，从它紧张的关节中慢慢松弛下来，这是伦敦的另一幅面孔。

　　我们常常一起出门，搭乘公交或地铁在伦敦的某个公园汇合。我们都无法忍受长时间宅在家里，这使我们浑身难受，甚至精神涣散。大自然是我们的氧气，也是我们最常拜访的邻居。照片上的那一天，我们一下午都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坪上。听歌、聊天、拍照，我已经记不清具体聊了些什么。但我们的谈话，大体也就两个部分，一是分享日常的见闻或是聊聊对实时新闻的看法，这显然不再重要，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我们轻飘飘的观点早就消散在风里。但我怀念这样的交谈，它是一种小小的共同体，是彼此意义的建构，也是彼此希望的传递。另一部分，我们喜欢追溯彼此的故事，好像是要贪婪地把曾经的“不在场”都弥补回来。要把这短暂的一年时间以回忆的方式不断扩充、丰富。

　　等到天色渐晚的时候，我们往西走，朝着肯辛顿公园的方向。夕阳一点点落下，天际呈现出一片壮丽的玫瑰色。一朵朵云彩被落日的余晖染得亮亮的，有点瑰丽的紫，又有点深沉的蓝，边上还镀着一层透明的橙，漂浮在天空里，像是海洋上一艘艘晚归的渔船，又像是翻滚着的海浪。

　　太美了。我们把手机架在草坪上，利用定时拍摄，拍下了这些剪影。在广阔天地里，我们随心所欲地奔跑、旋转、跳跃。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大声地笑，我们把自己的身体解放，也把体内的自由与反叛，甚至那股疯狂和野性，都毫无保留地释放了出来。我们不再高深莫测，而是在这一刻，在大自然与天地间，全心全意地把彼此交了出去。

　　记得那一晚，我嗓子干涩，可能是说了太多话，也可能是笑得太大声。

　　上海：

　　我不期而遇的今日

　　中午去吃鸭血粉丝，就在公司旁边，建国西路和高安路的路口。以往的聊天中知道，老板一家从南京来，在这条小路上开店已经十几年。他们家卖得单一，只有鸭血粉丝和汤包。这个汤包很是正宗，得到过我扬州朋友的亲口确认，皮薄汁多，常常让我欲罢不能。

　　店铺很小，只能勉强放下3张桌子。是那种走过去不太会被发现的店铺。这家店铺就和开店的这家人一样，朴素、简单得可爱。我第一次去是被同事推荐，后来就成了我的自发行为，就像是进入了赌场一般，基本算是回头无岸了。隔壁桌有三个人，吃得火热，一笼一笼汤包上来。我一个人坐一桌，点了一碗鸭血粉丝汤。相比之下，似乎显得落寞。但有时候，我是享受一个人吃饭的，更加心无旁骛地专注食物，更何况是在这家熟悉的店铺。我是自如的。

　　这时，外面走进一个男生。来这吃饭的基本是在这附近工作或是居住的人。他大概也是老熟客了，老板像招呼朋友一样，直接问了一句：“鸭血粉丝和荠菜汤包，对吧？”男生爽朗地说了句“是嘞”，直接把钱转了过去，30元，没有计算的时间，一切都像习惯一般自然。他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手机，汤包随即就上来了。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的，其他人都是要等上一些时间的。

　　这一笼汤包，就在离我几厘米的地方热气腾腾。男生却丝毫没有要动手开吃的意思。我心想：他不会以为是我点的吧！不然怎么能忍住呢！于是，我把汤包往他那边推了推，说道，这是你的。他抬起头，笑了笑，说，你也可以吃。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我顿了一下，但立马回过神来，连忙说不用。他很松弛地，说，没事的，想吃就吃。

　　我最后当然还是拒绝啦。但又觉得这么温情的小事也就只能在这方能摆下三张小桌子的店铺里发生了。好像，大家都是熟人一样。

　　伦敦：

　　我不断重返的昨天

　　我在伦敦过的23周岁生日很特别，到现在我还能把大部分的细节想起来。因为时差的原因，原本24小时的生日偷偷变成了32小时。一大早收到了两束花，一束是男友送的，一束是朋友提来的。lulu呢，提着西瓜和水果来，昊哥用纸包着一个神秘礼物。她们在我家吃了饭，然后我们一起沿着伦敦眼，走到圣·詹姆斯公园，坐在河边的长椅上。

　　他们不怀好意地笑着，说是准备了惊喜游戏。lulu拿出三张折叠好的纸条，让我猜猜分别是他们谁写的。猜错了自然是要惩罚的。年轻的时候，没什么真心话可说，我们彼此太了解了。那就只能大冒险了，这些“坏”透了的人，想出的点子也常常让我招架不住。比如，跟一个外国小哥搭话，比如打电话给国内的男友让他唱首歌，诸如此类。不过，虽然被小小捉弄了一把，他们的话还是让我感动。书写，有一种超越对话的浪漫，在笔尖，一个人的底子和气质会无意识地流露。这也是我喜欢给朋友们写明信片的原因。

　　晚上，和他们还有我的室友一起去预定的餐厅吃饭。去往餐厅的路上，天空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远处是明亮的近乎燃烧的色彩，就像是一卷曝光过度的影像。那种色彩近乎无色，仿佛是天空被掀开的一角，神圣的、遥远的又虚无的。接着是一抹浓厚的橙黄，那种黄色，若是在画布上，肯定不是用彩铅画成的，而更像是选取了植物油调和而成的颜料，画笔重重地蘸一下，继而肆意地重复涂抹，有一种坚硬的立体感，又不损害一丝的光泽。天空一点点地被更深的色彩吞没，最终几乎成了托马斯·曼笔下的威尼斯，“一半是神话，一半却是陷阱”，但依旧销魂。

　　“昨天”，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命名，可能是为了和上海偶然“今天”的刻意对照。但仔细想想，这个命名又是正确的。在这里写下的关于伦敦的碎片，都是过去的日子，是抽象意义上的“昨天”。无可挽回地，它们只能以回忆的方式被叙述，无法像我写上海一样，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我只能，以渐渐远离的姿态来写它，在不断的褪色中，在日益增加的经验中，甚至是在“未来”的情绪中重返“昨天”的现场。但在书写中，我一点点地治愈着“伦敦后遗症”，也以更加坦诚的、更加热情的姿态投入到上海的街头巷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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