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涛 | 郑振铎戏曲文献出版实践的特点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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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1958）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学者、评论家、翻译家、收藏家，对我国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同时，他是一位贡献非常突出的编辑出版家，十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奠定了他对图书出版的热爱、熟练、关注和支持。他策划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清人杂剧》等大型丛书，影响甚巨，沾溉学林数十年。郑振铎戏曲文献整理出版实践有着鲜明特点和深远影响。

壹

郑振铎戏曲文献整理出版实践及特点

经郑振铎系统整理出版戏曲文献，既有重要剧作或剧目的单行本，也有大型的丛书。无论大小，皆因其重要性而被郑振铎慧眼识珠。他多方访求，积极出版刊布，主要是出于保存古代戏曲、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实际需要。这里我们按照编纂出版时间，罗列于下，略作介绍。

（一）《新编南九宫词》

1930年3月，郑振铎自费影印了明万历初年毗陵蒋孝三径草堂本《新编南九宫词》，该书作为“西谛景印元明本散曲”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其实际出版时间是当年5月以后。

（二）《清人杂剧初集》《二集》

郑振铎编纂刊行《清人杂剧初集》《二集》，其日记、年谱等有很详细的记载，此不赘述。1931年1月25日，他为所编《清人杂剧初集》作《序言》，指出：“盖六七百年来，杂剧一体，屡经蜕变。若由蚕而蛹而蛾，已造其极，弗复能化。同、光一期，杂剧成蛾将僵之时也。然僵而未死，间有生意。韵珊凌波，窈窕多姿。……是杂剧之于清季，实亡而未亡也。……操作虽㚌，汇辑莫闻。……十余年来，所聚清剧，不期乃逾二百数十本。于王氏《曲录》所载，已增三倍（《曲录》载清人杂剧仅八十四本）。因思论次结集，步晋叔、林宗后尘。所愧为力微薄，未能全刊。爰先以六之一为初集，俾流布焉。”将编纂《清人杂剧》的缘起、构想、进度等详细道出。5月，《初集》正式影印出版，为“西谛所刊杂剧传奇第一种”，收吴伟业、嵇永仁、尤侗、裘琏、张韬、桂馥、曹锡黼、石韫玉、严廷中诸家杂剧共40种。初集告罄，二集即开始了具体工作。1931年7月29日，吴梅为郑振铎所编《清人杂剧二集》作序。1934年5月22日，郑振铎为所编《清人杂剧二集》作《题记》。该书共收杂剧40种，编印历时三年，艰苦备尝。9月，《清人杂剧二集》影印成书，收13家40种，由吴梅作序，容庚题签。

《清人杂剧》的编纂影印原则，是对所收的作品一律照古刊本或抄本影印，原刊本中的序、跋、题词及评释文字均不加删削，力求保持原书原貌，为后人研究清代杂剧提供尽可能完备的资料。初集前有编者的序言，阐述中国金元以来杂剧发展的状况，尤其是对清代杂剧发展的分期，见解独到；如上所言，郑振铎为所选每一作家的作品均作了跋语，考索作家生平事迹及评议作品内容等。二集前的编者《题记》也对本集的作家作品作了简要介绍。可谓体例完备，考证严谨。

（三）《博笑记》《修文记》

《博笑记》，明沈璟撰。沈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是明代万历剧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博笑记》是其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凝聚作者艺术思考与艺术探索的的集成之作，同时也体现了明代传奇、明代喜剧发展中的某些特点与趋势。该剧共28出，由10个独立的戏剧组成，取材于当时市井的传闻异事。每剧二至四出，采用时调[打枣竿]一曲多次重复，以加强滑稽效果。剧作主旨在惩恶扬善，宣扬封建道德，人物描写单薄，情节简单，类似活报剧。《修文记》明屠隆撰。又名《仙子修文记》，48出，是屠隆为其爱女湘灵撰写的追忆之作，写湘灵学道成仙，封“修文仙史”，在她劝导下，一家潜心修道，共占仙班事。《磨忠记》，明范世彦撰。世彦字君澄，号闇甫，明末清初戏曲作家。该剧主要描写魏忠贤擅权专政的黑暗统治，通过魏忠贤之口，罗列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被陷害的忠臣名单：杨涟、魏大中、周顺昌、左光斗等等，批判了奸臣的罪恶。

据《年谱》载，1931年3月2日，王伯祥来信，请郑振铎速作《修文记》《博笑记》影印序言并开示材料。4月3日，郑振铎为明传奇《博笑记》作跋；4日，为《修文记》作跋。10月14日，上海《申报•本埠新闻》载《传真社之组织》：“文学家郑振铎、陈乃乾等，……专以选印三百年来绝无仅有未经翻刻之孤本为职志。不拘部类，每种暂印一百部为限。第一次出品为影印明刻绘图传奇三种（第一种为屠隆之《修文记》，第二种为范世彦之《磨忠记》，第三种为沈词隐之《博笑记》）。”但《磨忠记》未见出版，后被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中。

（四）《录鬼簿》

《录鬼簿》，元钟嗣成撰，两卷，记述了152位杂剧及散曲作家﹐大略以年代先后排列，著录剧目400多种。有生平简录、作品目录，甚至还带有自己思想痕迹的简评。1946年10月28日，郑振铎为购藏明抄本《录鬼簿》作跋，认为是“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影印《录鬼簿》，先后有两次，1938年，北大出版组影照石印出版郑振铎与、赵万里、马廉三人与1931年8月手录的明抄本《录鬼簿》。1955年10月17日，王利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郑振铎借去所藏明抄本《录鬼簿》。但此次并未出版，而是到1960年，才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五）《孤本元明杂剧》

关于《脉望馆藏元明杂剧》的抢救情况，已有学者专文讨论，此不赘述。由于时局混乱等外界原因，这批杂剧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也颇费周折。先是说服教育部同意影印，但后来商务印书馆又改变了出版方式，1938年5月4日，张元济致信王云五，谈到“借印也是园元明杂剧，已向郑君振铎处领到半部。弟检查一过，恐只能排印。因原书校订之处甚为复杂，且行款尤为参差，抄笔亦欠工整，石印殊属不宜。……”通过往返信件的沟通，郑振铎并没有说服商务印书馆，最终商务决定选出144种排印，请王季烈等负责校勘。

（六）《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

《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是郑振铎编印的一部明清传奇选集，收郑振铎本人所藏的六种传奇作品，原则上“以孤本流传之明传奇为先，汲古已刊者摒之，继以清初诸大家之作”（《序》）。按照他《序》所言，“先成第一集，集传奇六本，墨版行世。继之或将有二集、三集以至十集、廿集之印行，夫唯力是视耳，固不仅以续阅世道人之六十种自域也”。这个计划非常宏大，第一集也出版非常顺利，“自发愿经营至装帧成册，为时仅历二月，可谓速矣”。但由于各种限制，实际上只刊印了第一集。

（七）《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

1949年后，郑振铎先后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学所所长等职务，系统整理刊布戏曲文献，是他多年的愿望，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他所钟爱的戏曲影印事业也迎来了非常好的契机。1953年3月14日，郑振铎致徐森玉信，提及“近力促商务继续《四部丛刊》的工作，已可同意。第一批拟印出戏曲书一百余种，今年年底可出齐。”5月19日，张元济致丁英桂信：“郑振铎先生托印《古本戏剧》已否商定一切办法？未知何时可以着手？”7月18日，史久芸日记：“九时，到社管局，为影印《戏曲丛刊》事开会。”此前，郑振铎建议商务印书馆影印《古本戏曲丛刊》。他并与吴晓铃、赵万里、傅惜华等人组织了编刊委员会，开始编纂这一大型丛刊。编辑出版工作则主要由丁英桂、史久芸等人具体负责。1954年2月，《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影印出版。

1955年7月，《古本戏曲丛刊二集》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影印出版。郑振铎在《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中提到，丛刊二集主要收晚明的剧本，大多为孤本。“不仅可助戏剧作家们的推陈出新之资，可供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以大批的研讨的资料，而对于要论述明帝国没落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期的社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也可提供出不少活泼真实的史料来。”二集影印过程中，还有几个底本的抽换，可见郑振铎对《丛刊》编纂严谨的态度。1954年11月28日，郑振铎致瞿凤起信，谈《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所收《琴心记》拟改用上海图书馆藏本。1955年5月3日，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来信，请示有关《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影印《燕子笺》《四艳记》《冬青记》等事，郑振铎批“同意”。5月6日，他致瞿凤起信，谈《古本戏曲丛刊》拟收上海图书馆所藏《蝴蝶梦》《回春记》《三社记》等戏曲，希望立即告知作者、卷数、叶数等。

1956年4月28日，郑振铎看到了《古本戏曲丛刊》三集的第一批样本。但因纸张等关系，未能及时付印，一直到1957年2月，《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才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影印出来。

在郑振铎生前，马不停蹄地已经做好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的前期准备工作，并看到了印出的部分样书。据日记，1957年4月17日，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的目录，定好付印。6月2日日记载，商务印书馆戴孝侯、史久芸来谈。关于《戏曲丛刊》事，他们已允承印，则大可省却一番周折了。23日，丁英桂、史久芸、戴孝侯来谈。关于《曲丛》四集事，已谈妥。25日，致刘哲民信，介绍丁英桂联系印《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事。30日，趁早凉做《古剧丛刊四集》的编目工作。7月31日，八时，到部办公。伊见思送《古本剧丛四集》的目录来。1958年1月12日，史久芸、丁英桂来谈《古本戏曲丛刊》四集事。4月28日，伊见思持商务已印出的毛边本《古本戏曲丛刊四集》样书16册来，甚为高兴。此外，郑振铎开始筹划古本戏曲丛刊外集事宜。如9月12日日记载，七时半许，到文学研究所。和吴晓铃、周妙中二同志谈《古本戏曲丛刊》外集事。

（八）《刘知远诸宫调》

《刘知远诸宫调》是我国宋、金时代的诸宫调作品。作者无考。残存42页。1907—1908年俄国一探险队在发掘古代西域黑水域（今甘肃境内）时发现，原存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1958年归还中国，现存国家图书馆 。《刘知远诸宫调》在艺术方面，风格遒劲浑厚，语言朴素自然。该刻本的发现，可见前期诸宫调这一曲艺门类的乐曲结构形式，为研究诸宫调的形式和发展以及李三娘、刘知远故事系列的发展轨迹，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除了以上所述，郑振铎所编《玄览堂丛书》三集中有：《旧编南九宫谱》《十三调南曲音节谱》等，也是其对戏曲文献的影印。从以上戏曲文献整理出版的实践活动，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郑振铎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对戏曲文献的系统挖掘和珍稀品种揭示相结合。系统规模汇编戏曲文献，是郑振铎一以贯之的宏伟理想，尤其体现在《清人杂剧》和《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上。按照《清人杂剧》二集书后《预告》介绍，原计划出版五集，选收作品 320 种，其中初集、二集、三集各收 40 种，四集、五集各收 100 种，同时还刊印元明杂剧初集20种。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只出版了两集。但这是开汇辑清人杂剧之先河的工作，对研究清代戏曲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直到现在，此书仍是研究清代戏曲的必备书目。同样，在《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中，郑振铎就提出了他的宏伟构想：“我们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老是想把古戏剧搜集起来，大规模的影印出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却始终不曾有机会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乃征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公私家所藏，并联合国内各大学、各图书馆、各戏剧团体和戏剧研究者们，集资影印这个《古本戏曲丛刊》六百部，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二代戏文传奇一百种，二集收明代传奇一百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一百种，此皆拟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则收清人传奇，或更将继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并及曲选、曲谱、曲目、曲话等有关著作。若有余力当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当可有一千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当然，系统挖掘并不代表郑振铎对个别珍稀戏曲文献的忽视，恰恰相反，他几乎留意和关注能够听到见到的每一种或一宗戏曲文献。1938年，脉望馆杂剧留出，郑振铎对这批资料极为看重，他在《劫中得书记·新序》说：“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而在随后的购藏和出版过程中，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郑振铎很早就注意到了《刘知远传诸宫调》这个珍贵的戏曲文献。后来1957年11月16日，他出访列宁格勒，见到了《刘知远诸宫调》。1958年4月，苏联将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送归中国。6月3日，郑振铎看到送回的《刘知远诸宫调》。7月28日，即撰写《刘知远诸宫调跋》，8月交给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他对这部诸宫调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其他如对《录鬼簿》等文献的关注，也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二是重视反映文献原貌，尤其是大规模戏曲文献的揭示，他更推崇影印出版。首先，郑氏编辑出版的戏曲文献，基本上都是通过影印的方式，这是最为直接的证明。其次，在脉望馆杂剧出版的问题上，影印与排印之间的矛盾，表现得非常突出。郑振铎先是说服教育部同意影印，但后来商务印书馆又改变了出版方式，郑振铎则就此事与张元济反复沟通。商务印书馆新出的《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收录上海图书馆所藏与《元明杂剧》出版事宜相关的信函档案，其中有先期郑振铎与张元济就影印出版《杂剧》事宜、契约等进行沟通的信札16通，现将目录抄录如下：1938年6月22日《郑振铎为购买摄印抄录出版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事致张元济函》、6月24日《郑振铎为再次申述摄印抄录出版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事致张元济函》、7月1日《郑振铎为摄照留存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事致张元济函》、7月2日《张元济为影印出版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事覆郑振铎函》、11月3日《郑振铎为由商务印书馆承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已获教育部同意事致张元济函》、11月4日《张元济为商办影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事覆郑振铎函》、12月27日《张元济为驻港办事处王云五允为承办影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及应否订立正式契约事致郑振铎函》；1939年1月3日《郑振铎为出版权授与契约及录呈元明杂剧目录事致张元济函》、1月24日《张元济为影印元明杂剧契约及全目事致郑振铎函（录副）》、1月30日《郑振铎为拟签订契约并奉上元明杂剧全目及论刊印等事覆张元济函（录副）》、2月17日《教育部为洽办影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契约补充意见事致郑振铎公函（录副）》、3月10日《张元济抄寄教育部原函并拟遗员商定移交元明杂剧全书等事致郑振铎函（录副）》、3月22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沪办事处录呈遵办影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契约补充意见覆教育部录副函事致郑振铎函（录副）》、6月21日《郑振铎为印行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应竭力保全原书面目事致张元济函》、6月26日《张元济为本月廿一日来函所论各项校勘问题事覆郑振铎函》；9月3日《郑振铎为契约寄渝候覆事致张元济函》。当然，郑振铎并没有说服商务印书馆。对于此事，1940年9月15日《王伯祥日记》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昨有多事可记：一，调孚示予英桂取到商务印《元曲》改窜底本。振铎所得脉望馆藏本，其未经流布者检付商务印行，张菊生属王君九、姜佐禹校之，逞肊点改，而菊生复加厉焉。将来刊出，谁其得原本对勘之，庐山真面恐终难睹矣。实一大憾事。”对于此次的出版，郑振铎也是遗憾颇多的，所以他才在1958年将这批杂剧全部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出版，实现了二十多年的夙愿。关于此事，汪家熔《略叙郑振铎与脉望馆抄校本》一文也可供参阅。第三，在编辑出版《古本戏曲丛刊》过程中，他也遇到了阻力，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中提到：“又有些人，根本上对于这种影印的方法有了意见，感到这样的印刷方法是浪费。我们以为，这部丛刊本来是内部参考资料性质的图书。凡是参考资料，应该是要尽量地搜集更多的可能得到的一切资料，和供给一般读者们作为精读之用的选本或读本，基本上是不相同的。又这些参考资料，原来也可以用铅印、油印或抄写的方法流传的。但铅印费力太多、太大，绝对不适宜于只印行几百部的书籍，且排校费时费力，不知在何年何月才有出版的可能。油印和传抄，则浪费更大，错误更多，且极不方便。试想传抄或影抄或油印一部一百页左右的传奇，要浪费多少时间财力和人力呢?这种用照相石印的印刷方法，乃是用以替代钞胥之劳和油印本子的费多而不精的办法，且足以解除铅印工厂的紧张情况的比较最可能想到的最经济而且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似乎是应该坚持下去的。”可知当时郑振铎为了保存戏曲文献原貌，力排众议，坚持进行影印出版。

三是重视题跋的撰写，提要勾选，揭示所印戏曲文献的内容和价值。为收藏和经眼的戏曲文献撰写题跋，几乎已经称为郑振铎的习惯，其戏曲理论也建立在这些文献钩沉的基础之上，上文已有提及。他在编辑出版戏曲文献时，除了撰写序言，也非常重视每种文献题跋的撰写。如在编辑《清人杂剧》时，1930年12月18日，为石韫玉《花间九奏杂剧》九种作跋，认为：“以烧毁淫词小说之卫道士，而写杂剧，殊是异事。……九作之中，惟《桃源渔父》《梅妃作赋》二剧，题材略见超脱，曲白间有隽语。其他胥落庸腐，无生动之意。”后载入《清人杂剧初集》第9册……日记中这样的记载随处可见，而今天我们阅读《清人杂剧》等书，也受益于他的题跋勾勒。上述出版的单种戏曲文献，也都有郑氏的解题或题跋。到编辑《古本戏曲丛刊》，由于工作的原因，无法一一题跋了，但他仍然坚持亲自撰写精到的序言，这些工作，都值得今天我们在做古籍整理工作时认真学习。

贰

郑振铎戏曲文献整理出版和研究的深远影响

郑振铎从事戏曲收藏、研究和编辑出版工作，无论是从直接还是间接，对其后的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其戏曲收藏除了保护了大批珍贵戏曲文献，还为后人开发郑振铎藏曲提供了直接文献资源；其次，郑振铎对戏曲理论的研究，对当今戏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也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第三，郑振铎编辑出版戏曲文献的实践，为我们发掘了大批可供研究的戏曲资料，滋养了几代戏曲研究者；第四，郑振铎出版戏曲文献的特点和方法，为当下戏曲文献的开发和出版做出了优秀的范本。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郑振铎藏曲的开发与利用

文章第一部分提到，郑振铎收藏的戏曲文献，在其身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除了编制《西谛书目》等目录书，还非常重视对西谛藏戏曲文献及其衍生品的开发，这无疑也是郑振铎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兹列数种如下：

1.《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全二十五册），收有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九十七种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并将莲勺庐主人张玉森为二百八十二种戏曲传奇所撰写的提要——《传奇提纲》八卷也收集完备，列于卷首，并编制了提纲目录和索引目录，方便使用者检索。

2.《苏州博物馆藏古吴莲勺庐戏曲抄本汇编》（全四十八册），张氏藏书散出，郑振铎闻讯赶赴苏州，挑选其中百种，后捐给国家图书馆，已经影印出版。其余部分目前藏于苏州博物馆，虽不如郑氏所选孤罕，但也有很多珍贵的资料，是与前者合璧，将“古吴莲勺庐抄本”文献完全披露于世，为戏曲学界进行研究提供了助力。

3.《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丛刊》（全二十册），收录国家图书馆藏《西厢记》善本35种，如容与堂本、玩虎轩本、文秀堂本、天章阁本、笔峒山房、萧腾鸿师俭堂等等，全部为明刊及清初珍稀刊本，是西厢记的文学和版本研究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些珍本《西厢记》有3/4经郑振铎旧藏。

4.《郑振铎藏珍本戏曲文献丛刊》（全七十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郑振铎藏曲中善本、珍本部分合计108种辑录出版。这些戏曲绝大部分为元明清时期的传奇与杂剧善本，不少版本此前从未影印出版过。如清代《鹦鹉梦记》，《御炉香》稿本，《三星圆》刻本，《御香亭》清素堂本等，此次将这一批珍贵版本汇集出版，既反映了西谛藏曲的情况，也有助于学界对古代戏曲的深入研究。

（二）郑振铎戏曲理论的直接应用——《明清孤本戏曲选本丛刊》

上文述及，郑振铎提出了“戏曲选本”的概念，并深入阐述了选本的价值。当代戏曲研究者陈志勇和程鲁洁按照郑振铎的这一概念，系统梳理明清两代的戏曲选本，策划了《明清孤本戏曲选本丛刊》，第一辑46册，收录明清时期孤本戏曲选本20多种，对明清戏曲史的研究、昆曲、花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项目，也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期待第二辑、第三辑的陆续面世。

（三）《古本戏曲丛刊》等对戏曲研究界的滋养

郑振铎编纂出版的戏曲文献，对我国现当代戏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滋养了几代戏曲研究者。仅就《古本戏曲丛刊》的价值，就有很多学者给出高度评价。2016年的8月22日，《古本戏曲丛刊》六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上，不少老学者一说到郑振铎当年的工作，感情仍不能自已。程毅中先生说道：“郑先生主持《古本戏曲丛刊》，对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作用，‘我深得它的好处。’”黄仕忠先生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研究为什么能兴盛，就是因为有了《古本戏曲丛刊》”。卜键先生说：“《古本戏曲丛刊》的编纂出版，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几代研究者都受惠于此。”朱万曙先生说：“我是学着《古本戏曲丛刊》长大的。”廖可斌认为：“‘丛刊’中的语言、文字资料极为丰富，是一座宝库，有很高的思想史、文化史的意义。”刘祯先生认为：“‘丛刊’奠定了戏曲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苗怀明先生在其文章中将其总结为：“其规模、其质量已远非古人能比，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编印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爱好和兴趣，而是有着更为明确的学术追求和目的，因而《古本戏曲丛刊》质量精良，具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戏曲研究结合得更为紧密。全书的特点和文献价值据邓绍基的总结，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收录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版本；第二，收录梨园传抄本；第三，辑印前代戏曲总集；第四，收录大量孤本和罕见剧本。除第四点，其他三点都是前代曲籍未能做到或忽略的，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不仅如此，近年来学界整理的《全清戏曲》、《曲海总目新编》等大型项目，也无一不受益于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等文献的出版。

（四）出版特点和方法的继承——当下戏曲文献的后续披露

郑振铎的突然离世，《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一度中断。但显然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出版史和文化史的优秀项目，值得后人踵继之，完善之。在《古本戏曲丛刊》之外，以藏家或收藏机构或时代命名，成规模系统化地披露海内外戏曲文献，也成为当下戏曲文献出版和研究的热点。

1.《古本戏曲丛刊》的后续出版

《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五集、六至八集的出版，是建立在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的总体构想和规划选目基础之上的，是其整理戏曲文献实践的具体接续。1958年郑振铎不幸逝世后，在文学所举行的郑振铎追悼会上，何其芳就代表文学所表示，要继承郑振铎遗志，把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工作继续下去，出齐这套书。同时，文学所决定，以后各卷不设主编，不设编委会，以保持郑振铎主编的地位。之后，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的积极支持和指导下，这项工作由吴晓铃接续主持，与赵万里、傅惜华、阿英、周贻白、周妙中等学者合作，于1964年先出版了第九集，收录宫廷大戏剧目十种。可惜，第五集还未出版，“文革”浩劫来袭，续编工作再度中断。1983年，第二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又抓紧了《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工作。《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明清传奇剧目八十五种附二种。由于个中缘由，第五集出版后，项目又一次中断，而且一断就是三十年。戏曲研究界对急需的文献望眼欲穿，多方奔走呼吁。

转机出现在2012年底，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原编审程毅中上书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恳切建议完成《古本戏曲丛刊》。得到时任规划小组组长柳斌杰批复，并将《古本戏曲丛刊》列入《2011年——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重新启动《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集的编纂工作。文学研究所高度重视，所领导中，刘跃进就是研究古典文献出身，对《古本戏曲丛刊》巨大的学术文化价值当然非常清楚。所方积极与各方沟通联络，迅速组建由文学研究所牵头、有关老中青学者共同参与的“丛刊”六、七、八集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工作。所里参与此项工作的学者则主要是古代文学研究室研究戏曲的李玫、李芳等人。与此同时，程毅中先生的建议，在2012年《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刊出，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殷梦霞看到了，她敏锐地意识到此事意义非同寻常。她迅速与各方联络，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提出申请并上报出版计划，争取这一重要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丛刊》继续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吴书荫先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三方的密切合作，在众多收藏单位和专家的鼎力支持下，2016—2018年，第六集、第七集顺利出版。目前第八集也已经编好付印，即将出版；九集之外，编委会又增加了“十集”，底本工作也完成过半，预计在2020年前后出版。 出齐这套书，几代学人的夙愿，看到了实现的希望。 （编者注：“八集”已于2019年10月出版，“十集”已于2020年12月出版）

2.以藏家或收藏机构或时代命名，成规模系统化地披露海内外戏曲文献

近年来，由学者、图书馆、出版社构成的三个主要群体，在吸收借鉴郑振铎戏曲文献整理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陆续刊布了大量的海内外戏曲文献。如《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齐如山小说戏曲文献汇刊》《绥中吴氏钞本稿本戏曲丛刊》《明清钞本孤本戏曲丛刊》《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富连成藏戏曲文献汇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丛刊》等等。这些文献虽然表面看不出与郑氏有太多的联系，但从其编者所遵循的戏曲理论到编选方法，再到影印出版的出版方式，无疑都是对郑振铎戏曲整理出版理念的继承。

（本文节选自南江涛《论郑振铎对戏曲文献整理出版的贡献》一文，配图为编者所加。编辑本文时对原文注释有删减，引用时请详参《戏曲艺术》2019年第2期。）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南江涛 编辑 | 田秀丽

监制 | 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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