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志愿者讲党史 | 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吉林隐蔽战线的斗争

吉林省拥有光荣的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吉林省就有先进知识分子和党员传播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并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创建了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吉林人民率先抗日，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联先烈就壮烈殉国在吉林大地上。吉林是东北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和前沿根据地，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三季攻势等重大战役都在吉林展开，吉林人民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吉林省妇联、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推出《巾帼志愿者讲党史》栏目，重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特别是吉林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引导全省广大妇女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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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吉林大学学生 邹欣欣

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吉林隐蔽战线的斗争

东北抗日斗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以后，东北青年救亡会逐渐成为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一支重要力量。东北青年救亡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情报组织，其成员主要由爱国进步的留日学生组成，他们多为伪满高官、富豪子弟，分别在伪满军政要害部门任职，具有优越的掩护条件。他们利用自己的家庭地位、合法身份以及工作的便利条件，曾为党获取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东北青年救亡会最早成立于日本东京，由三个读书会性质的东北籍留日学生进步团体合并组成。

1936年，受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和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的东北籍学生张为先、丁宜等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东京反帝大同盟。大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开始，大同盟只有3人，到1937年春已达15人。大同盟创办了不定期秘密刊物——《前进》，至1937年共出刊10期。由于大同盟的成员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了解，使抗日爱国思想得到了升华，为以后回到东北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东京反帝大同盟成立后，深感没有党的领导，很难有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冬，大同盟决定派张为先回国寻找党组织。

当时，在东京的一些进步的东北籍留日青年学生中，还有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的读书会。1937年春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后改为新知识研究会），就是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愿望的东京早稻田大学东北籍学生侯洛、田琛、丁非（张绍伟）等人组织起来的。该会会章明确规定：反对旧民主主义，主张新民主主义，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发展组织，蓄积力量，准备回东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救亡活动。1937年冬，东京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人赵家斌和新知识研究会的领导人侯洛、田琛协商决定将两个读书会合并，成立以赵家斌、侯洛、田琛、丁非为领导成员的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1938年末，东京明治大学的东北籍学生夏航、刘焕启、肖玉章等人领导的读书会也合并于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

张为先早年留学英国，曾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1934年6月，张为先奉命回东北工作，但始终未与规定的联系人接上关系，后于1935年1月赴日本留学。张为先从日本回到东北后，首先寻找曾在英国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共党员何松亭。1937年2月，张为先在天津找到了何松亭。在何松亭的帮助下，张为先在北平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南汉宸见面。张为先向南汉宸详细汇报了他在英国入党和奉命回国的经过及到日本后的活动情况。南汉宸首先肯定了东京反帝大同盟的成绩，希望他们利用这个组织，做好东北的工作。同时指示他们在东北建立一个由张为先为负责人的情报组织，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敌伪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报和资料，供中央参考。

张为先离开北平回到沈阳立即给丁宜发函，催他速回东北。丁宜见到张为先的来信，料到他已经找到了党组织，立即将大同盟的领导工作移交给大同盟的骨干赵家斌，于1937年3月下旬回到东北。丁宜来到沈阳后，张为先向他详细讲述了见到南汉宸的情况及党交给的任务，共同研究了如何建立组织和开展情报工作等问题。开展活动的首要条件是找到合适的掩护职业。不久，丁宜进入伪满奉天协和会的舆论喉舌——青年月刊社，担任社长的助手。一年后又转入奉天志诚银行，担任总务科长，成为志诚银行的大管家。张为先和丁宜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于1938年春成立了党在东北地区的第一个情报组织——觉社，在日本学习并负责东京反帝大同盟工作的赵家斌以及巩天民、余渭、郭尊三、刘贯一等人陆续被吸收为觉社成员。此后至1939年，由于局势变化，觉社的上级领导关系和领导人也几经变化，致使觉社与上级的联系时断时续。尽管如此，张为先和丁宜始终充满信心，不畏艰险，兢兢业业地工作，既抓国内的觉社，又与东京的赵家斌等保持联系。

从1938年3月至1940年春，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的大部分骨干和会员陆续毕业回国。他们大都出身于伪满政权上层人物家庭，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和侄子张绍伟，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静远的弟弟于静纯，伪满皇帝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的儿子佟志彬，溥仪的侄子宪东，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诚和侄子王谦，伪满哈尔滨军管区上校旅长的儿子孙为等。他们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先后在伪满军政等要害部门谋到了较好的职业。这些“重要职位”，不仅使他们的自身安全有保障，而且有利于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1月，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与张为先、丁宜接上关系，遂接受其领导，并更名为东北青年救亡会。从此，东北青年救亡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情报组织。

1940年春，张为先和丁宜到北平向何松亭汇报情报工作和东北青年救亡会的情况。此时，中共中央鉴于东北抗日斗争的险恶形势，已于1939年夏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以许建国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分局（1941年改称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社会部，以加强对华北、东北地区情报工作的领导。何松亭向张为先和丁宜传达了许建国的指示，即东北青年救亡会成员大都出身豪门，并获得了很好的掩护职业，容易迷惑敌人，容易得到敌人的信任，容易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为其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是一支难得的情报队伍。但是，东北青年救亡会人数太多，彼此了解，往来频繁，保密性差，不符合情报组织的要求。因此应立即整顿，停止发展，割断相互联系，加强隐蔽，严格实行单线管理和指导。并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打入伪满洲国的军事机构、上层机关和要害部门，长期潜伏，巩固提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许建国的指示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如何开展情报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0年4月，张为先、丁宜赴长春，同东北青年救亡会领导成员及骨干田琛、侯洛、高亮、夏航、关克等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如何搞好东北地区情报工作。会议决定东北青年救亡会停止发展组织，精干队伍，着力巩固提高，同时实行单线领导和联系，积极搜集情报，加强隐蔽性和保密性。会议调整了力量布局，总站设在沈阳，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及日本东京设立分站，并确定了各分站的负责人和管理范围，从而形成了东北地区的情报网。会议还特别强调了情报工作的纪律性，制定了防止意外的措施。

1941年6月22日，德军悍然对苏联发动进攻，日军也在中苏边境蠢蠢欲动，国际法西斯的嚣张气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非常需要了解和掌握日军在东北的动向和情报。为此，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特派遣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前往沈阳，加强对东北青年救亡会的领导。1942年冬，李振远、周梅影来到沈阳，首先听取了张为先、丁宜的工作汇报，然后向他们介绍了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传达了上级领导对加强东北地区情报工作的指示，其中心任务是整顿巩固组织，明确情报任务，深入敌人内部。并对觉社和东北青年救亡会进行了整编，更名为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总会。随后，李振远在丁宜的陪同下，先后对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四平、公主岭等地的情报组织进行视察，会见情报工作者，传授情报工作经验，进行保密和纪律教育，并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审查，发展部分情报工作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秋，在救亡会中成立了党支部，李振远任支部书记，机关设在沈阳志诚银行。

在伪满洲国的军政、文化及宣传部门，都活跃着救亡会员的身影。在伪满军事系统，关克曾任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石迪曾任伪满军事部中校参谋，金有声曾任伪江上军（海军）司令秘书，关明修曾任伪航空兵（空军）飞行军官，佟志杉曾任伪陆军中校军官，宪东曾任伪炮兵中校团长，于静纯、张进曾任伪军官学校教官。在伪满警察系统，杨文翔曾任吉林市伪警察学校学监、扶余县伪警察署署长，张克诚曾任沈阳市郊区伪警察局副局长。

田琛回国后进入伪满国务院经济部军需局任文书股股长，凡伪满洲国调拨给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的军粮及中苏边境设防所需的钢筋、水泥、木材等，都要经过文书股办理手续，田琛利用这个职位掌握了不少重要的日伪军事设施情况和军队调动情况。高亮、王焕墀、马昆山回到长春后，进入伪满洲国通讯社，以记者身份为掩护，自由出入于伪满国务院、经济部、民生部、司法部、产业部、军事部、弘报处等伪满上层机关，频繁接触伪满国务总理及各部大臣，逐步扩大了情报来源，了解掌握了一些日伪的高层机密。夏航先后在伪满协和会、图书会社和文教部编审部任职，搜集了不少伪满奴化教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和动态。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利用自己的条件，经常解囊为党的情报组织提供活动资金，还通过其父的关系，帮助一些救亡会员安排掩护职业，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沈阳情报站站长侯洛的掩护职业都是张绍纪出面活动安排的。夏航曾任过张绍纪的家庭教师，在张公馆后院的一个屋子给张绍纪教书。因此，很多救亡会的会议都是在这个屋子里召开的。党的情报工作者还经常来这里抄写情报、汇集资料，经常将一些秘密文件和革命书刊藏匿在这里。张景惠和他的秘书松本义雄，对这些年轻人从未产生过怀疑，以为来找张绍纪的人都是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哪里知道党的情报工作者就像走自己家门一样，将张公馆当成了党在长春的“情报站”。

1943年秋，身为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的关克，跟随军事部次长真井鹤吉到中苏边境视察，在边防二线海拉尔一带看到日本关东军为防备苏军突破防线而增修了不少坚固的国防工事，视察回来之后便将所见所闻写出材料交给长春情报站站长田琛，然后逐级上报。从1943年冬到1944年夏，晋察冀的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致使冀东日伪军处境十分被动。华北日军要求关东军予以援助，关东军抽调伪军主力铁石部队1.5万人秘密开往冀东，企图配合华北日军消灭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在伪满军事部任职的关克等人得知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想方设法搞到了铁石部队的行动计划，并将该部的人员、装备、战斗力、指挥员的特点以及部队出发的时间、路线等写成详细材料，及时交给田琛。田琛亲自赴沈阳将这些情报交给丁宜，丁宜又通过山海关、天津交通站转送晋察冀社会部。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遂根据晋察冀社会部转来的这一重要情报，制定了有效的对策，使铁石部队遭到冀热辽军民的沉重打击，日伪合谋彻底破产。

长春情报站还负责领导吉林、四平、扶余、图们等地的情报工作。1943年，长春情报站派王谦到四平，以商工会调查股股长身份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1944年，石迪随伪军部队从哈尔滨移驻四平。同年末，长春情报站派夏航到四平建立情报小组，其掩护职业是伪四平省公署文书股股长。情报小组由夏航、王谦、石迪3人组成，夏航任组长，主要了解和搜集四平伪政府的统治情况、伪政府官员的思想动态及军事情报。

打入伪满军政内部的救亡会会员，将搜集到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关内抗日根据地。这些情报主要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的反战思想；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作战能力以及官兵的思想动态；海军的舰种、数量、性能、航线及港口要塞设施情况，空军的机种、性能、机场、基地情况，其中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都绘有详细地图；长春、沈阳、鞍山等地重要设施、交通要道的详细地图；日伪袭击东北抗日武装的情报；敌军警特联防镇压、防谍等措施；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等重要经济情报以及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等。

1943年夏，晋察冀社会部派张友恒赴东北视察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张友恒在沈阳期间，详细了解了东北情报工作站的情况，分别同长春、沈阳、哈尔滨分站的负责人谈话，并与部分救亡会会员见面，决定吸收11名救亡会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友恒结束对东北情报组织的视察回到晋察冀根据地后，写了《满洲工作报告》，全面报告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情况。1944年4月，中共中央情报部收到晋察冀社会部报送的《满洲工作报告》，随即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高兴地说：满洲不是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总会已经发展到70多人。他们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在日伪统治中心坚持斗争8年之久，搜集了大量日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始终未被敌人察觉。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总会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又投入新的战斗。

本文摘录自《中国共产党吉林历史 第一卷》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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