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士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说起古代士人的道德，我们很容易想起“仁义礼智信”，想起三纲、四端、五常、八条目，诚然，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子弟在保存三代坟典中也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但是它并非是一切传统文化的起源。

在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春秋时期士人的道德标准和后来人们熟知的以仁为核心、以君子为个人最高目标的儒式的道德体系存在一些不同，这里简要说说春秋士子的敬、仁、让、忠、信。

一 春秋五德

敬，是《说文解字》所谓“肃者，持事振敬也”，可看做一种广泛的对万事万物恭谨的态度。在春秋，敬是士子道德中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部分，实际上是在维护社会关系中的往来秩序、人伦的上下尊卑。

《左传》提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在家庭关系中，子对父要孝敬，所谓敬顺所安为孝；弟对兄要恭敬，所谓兄爱而友，弟敬而顺，礼之善物也；妻对夫要尊敬，所谓敬，相待如宾。

家庭关系之外，国家之中，臣对君要敬，民对官也要敬。既然其事君者言敬，那么，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因此格外要“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 在治国理政时，敬，成为了“民之主”，上位者要注意“敬慎威仪”，这样才能“以近有德”。同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也要敬，《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就是告诫君臣谨慎对待新附之民。

除此之外，五德之中，敬而能够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是仁之则也；又有，礼，身之干也。敬，身之基也，则敬也是礼的基础和源头。人要恭敬才能够谨遵为臣之道，做到忠；与朋友交好，做到信；与亲人相处，做到让；善待百姓，做到仁，如此，而近于有德。

仁，是孔子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核心理念之一，简单地说是以亲人为中心发散的善待旁人，春秋之仁与儒者之仁相差仿佛，这里主要阐释两者的不同。

小而言之，仁者爱人，仲尼曰：克己复礼，仁也。大而言之，在国家之间，则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在君民之间，则“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

这就是说，治国就要体恤百姓，同时坚持道义，正人正己，三者灵活运用，才称得上仁。反例也很显然，“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倘若没有仁德，则即使是国君也很可能不能守国，最终或死或亡而已。

而在个人层面上，仁更要内化为士子的操守，范文子评价楚囚说，不背本，仁也。又有言，度功而行，仁也。可见仁也是士子所以修身的标杆之一。

让，是春秋时期仁、德、敬之外，同样被百家共同推崇的美好品质。老子大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这便是“让”。墨家明鬼而尚贤，墨子认为，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则墨家虽然“尚同”而尊君，却仍有上古以天下让贤人的遗风。

在五德之中，古籍曾说，卑让, 德之基也。又说利天下而弗利也, 仁之至也。更有人盛赞让德，称“让，德之主也，谓懿德。”因此春秋时期，君子贵让，纷纷彼此谦让，交游之间一片和谐。忠，现在看来是对人对事的忠诚，在春秋士子而言，则有忠于国，有忠于君，有忠于民。

所谓忠于国者，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举贤进士，忠于国事，社稷之固也。更进一步说，远图者，忠也。临患不忘国，忠也。这都是要求士子从大局考虑，有洞察局势，择善而从的能力和品德。

所谓忠于君者，以林父和季文子为例，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而季文子“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这里已经有意识地要求臣子克制私欲为君尽忠，正所谓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

而忠于民，在古代是更为宏大也更为难得的“忠”。有道之君之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因此，上思利民，忠也。而刺客游侠见到赵盾的气度，也难免折服于他，自认是贼民之主，不忠。后世有冯道历事蛮夷，保全中原黎民，虽为宋儒所不取，不失为忠于民者。

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春秋时期，君臣之间、国家与百姓之间，都要有信，信是相互的。

在君臣之间，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这就是说君王如果欺骗了臣，不守道义，则前途未卜了。

然而，在君民之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这正是商君变法之前要立木为信的主要原因。有古谚语为凭，所谓民保于信，不信，民不从也。

因此，对于君主来说，正是——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对于士子来说，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这就是一种对上下都负责的态度，反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

士子们往往信以守礼，礼以庇身，盖因这些道德标准是彼此联系的，都服从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人伦道德的需要。在国家之间，同样要诚信。对需要怀柔的小国，要讲究信义。信以行义，义以成名，小国所望而怀也。

即使对存在争端的大国，在礼乐尚存的春秋，也要讲究诚信。人无信不立，君主尤其如此，为一时、一地、一国的得失而失信于诸侯，是竭泽而渔的行为。总之，不论对谁，信都是相当重要的，所谓“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诚信，正是立身之本。

二 士人道德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的士人道德，自然与后世有所不同，而这之所以不同，在于时代。因此可以说，这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对敬、仁、让、忠、信的发展，两者的更迭是如何发生、为何发生的。

关于春秋的时代特点，顾炎武先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如春秋时, 犹尊礼重信, 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 犹宗周王, 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 犹严祭祀, 重聘享, 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 犹论宗姓氏族, 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 犹宴会赋诗, 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 犹有赴告策书, 而七国则无有矣。”

春秋时期礼乐犹存，士人讲求的是宗法制的道德，是奴隶主的道德，战国以后宗法的体系渐趋土崩瓦解，原来的奴隶制道德已经不符这些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士人了。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是新旧势力的激烈博弈，而春秋尤其成为旧贵族最后的荣光，从这个角度来说，后世道德对春秋士人道德的变化发展，正是士这个阶层掌权、越来越强调自身价值的体现。

春秋时代，信首先是对君主的要求。如，《国语》记载，鲁饥, 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 结诸侯之信, 重之以婚姻, 申之以盟誓, 固国之艰急是为。”信既是诸侯间的交往伦理，又是君主所以得民心的基本手段。广而至士人道德，信又不仅仅是守信、践诺，正所谓，复言, 非信也，周仁之谓信。

这就是说当信指向更高一层的人时，才会变得有意义，这又体现了时人的灵活。讲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此时背信弃义的事情频频发生，这就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在先秦，对敬的推崇最广为人知的是“敬天保民”。在世俗意义上，敬又指向恭谨地服从旧有的人伦道德和社会秩序。因此敬之地位的弱化，可以归咎于士人的思想观念从敬神事鬼变为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也可以归咎为宗法体系的土崩瓦解。春秋时期多少有着余晖，敬的重要也就不言而喻。

对仁的格外推崇要从春秋时期国家板荡、四分五裂、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现实去理解。人们寄希望于国君推行仁政，体恤百姓。从春秋到后世，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反映了百姓朴素的愿望。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士阶层的兴起及其地位的上升，于是在治国方面，士时常建议、敦促君主施行仁政，则不免同时以此约束自身。

至于要求士人让，就是说要求他卑让谦退，然而春秋之后乃大争之世，虽然君子贵让，让德深厚的人也只有退隐。

忠在春秋时期遭遇了困境。“受人所托，忠人之事”看来是最容易达成的，除此之外，在士这个位置上，要效忠就时常使自己陷入两难：忠于公室还是忠于私家？ 忠于君主还是忠于道义？

在后世，这个问题因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而被“完美解决”。其中的逻辑是，天下一君，那么士子也无法选择，要入仕就要忠于唯一的君主，如果这个君主没有道义，那么士只能尽力辅佐劝导，随着皇权的加强，士人废立君主的权力从伦理上消失了。

总而言之，春秋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背信弃义；士人迭出，肉食者鄙；国家板荡，民不聊生的时代。春秋士人的道德标准首先说明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是一个基于现实的理想化的状态。其次说明奴隶制道德规范仍然发挥着余热。

三 小结

敬、让、仁、忠、信所涵盖的对象十分广泛，对于这些道德标准，春秋时期有着与后世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阐述。历史地看，春秋时期士人的道德标准既有继承又有延续，随时间而流变，但这样的道德标准首先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要认识春秋士人道德标准，就不能忽视道德与时代的互动，不能忽视春秋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