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浅说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浅说

选自《文物世界》2009年03期，马金花

清凉寺墓地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芮城县东北部，隶属于寺里—坡头遗址，目前保存的范围南北最长处约100米，东西宽约30～90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1]。20世纪70～90年代，清凉寺先后发现了两批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2003年深秋至2005年初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运城市、芮城县文物部门联合对墓地进行了科学发掘，累计清理史前墓葬355座[2]，这是近年来中原地区发掘面积较大的史前墓地。发掘地点在清凉寺大殿东北侧墓葬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所有墓葬皆为土坑竖穴，但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类；分布区域分为西、中、东三个部分；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又可分为四期[3]，其中第一期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而第二到第四期则出土了大量特征鲜明的玉器。这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随葬成批玉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所出器物蕴含的文化信息极为丰富，对研究新石器时代社会阶层的分化、精神文化的进步、人与人之间较早的等级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该墓地出土的部分玉器反映的一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墓地发现玉器的质量、数量、种类

清凉寺墓地第二到第四期约三分之一的墓葬有随葬品，其中主要是玉石器。器物的种类较少，分为璧、环、带孔石刀、钺、长方形玉器、玉琮、兽头状饰品等类别，出土时分别位于头部、臂上、下腹部及其他位置。随葬品数量的多少、质地的优劣、种类的不同，反映出墓葬下葬时间的差别，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财富也有某些联系。

从随葬玉器的组合情况来看，不同阶段的墓葬中玉器的种类、质量有着明显的区别，除下葬时间先后有别外，还反映着死者生前财力、权力的差距。

在属于第二期的墓葬中，种类主要是钺、多孔刀和璧、环等，有一些器物不见或很少见于第三期，但整个器物远没有第三期的同类器物精致。特别精美的器物一般都出土于第三期的大型墓之中，如M52出土有质地良好的玉琮，M100出土的玉牙璧、M87出土的玉虎头、M29出土的玉环、M146出土的凸缘六边形器、双孔石刀、玉梳形器、M150出土的玉方璧、M155出土的双联复合玉璧和其他品位较高的器物。第三期出土的器物不仅说明了墓主人的富有，而且显示了身份的高贵，这是该墓地入葬者最强盛时期的代表。第四期除个别墓内随葬玉器外，一般仅有人骨，是该墓地的最晚一批墓葬，是否全部属于同一时期还不能确定。

同一阶段随葬器物的种类虽然比较固定，但器物的数量在每一个不同的墓葬中却有明显区别，从1件到16件不等，说明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死者之间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那些有较多玉器随葬的墓葬应该就是当时的上层人士。将随葬器物的数量作为等级划分的标准，这一在后来历史时期十分流行的理念至晚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

二、墓葬出土器物的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清凉寺墓地出土的器物多素面无纹，缺乏神秘性，但不同器物的特点十分突出。器物在墓葬中的位置、不同种类的形制都与其使用方式和所包含的意义密切相关，是我们认识这些器类的重要线索。下面我们对不同器物的形制和出土情况作一些分析。

玉石刀、钺：刀和钺是从日常使用的生产工具、武器改进而来的，已非实用器，而是作为一种礼器，成为身份的象征。其主人死后将它们作为贴身的随葬物，后来，这种现象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并赋予精神性的意义，于是，一种象征权威与财富的玉兵产生。清凉寺出土的刀和钺基本没有使用痕迹，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脱离了其初期的功能，具有了礼器的性质。

刀：清凉寺出土的刀，质地多为普通岩石。大多数刀呈长方形，多为双面刃，两侧边磨去边角。器孔均位于刀的近背部处，孔数全部为单数，有单孔、三孔、五孔、七孔、九孔等，其中七孔刀个体最大，长达37厘米。孔用圆头钻单向直钻，周边留有螺旋痕及朱砂，孔底穿透处均见崩裂痕。长边刃部多数内凹，有的留有朱砂痕，也有少数器物的刃部弧凸。在西部的齐家文化、石峁类型发现的多孔玉刀的长度常在50厘米以上，与之相比，清凉寺墓地的器物短了些，或许是年代较早或地域性特征。M146出土有一件长条状双孔石刀（图一），此种形制的器物在清凉寺仅此一例。在临汾下靳墓地出土七件[4]，分别出土于七座规模较大的墓，四座明确有棺，其中二座还有壁龛，由此可以看出，双孔刀在下靳墓地中的特殊地位。这类器物出现在清凉寺第三期，反映了临汾盆地古代文化对中条山地区有较大影响。

钺：钺由斧发展而来，初为兵器，后发展为权杖，是宗教、军权乃至政权的象征。清凉寺出土的钺，器形大多宽扁，一般多为一孔，个别有两孔。双孔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因墓地就有出土[5]，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都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出土的钺多伴有长方形的石器，长方形石器上的孔与钺的孔相对应。根据南京金坛三星村出土钺[6]分析，钺与长方形器之间存在一件长条状的有机质柄，长方形器乃木柄上之装饰，故玉钺应作为权杖使用。此外，清凉寺出土钺的上部两侧带有磨下的对称豁口，比较特殊，估计是为了在装柄时绳索通过钺上的孔，使柄捆绑得更加牢固。

璧、环：璧的基本造型为圆形片状，中央有圆孔。关于玉璧的起源有不同的认识，其中主要有以下三说：环形石斧、纺轮、仿天之圆形。玉璧的功能众说纷纭，或作为装饰物，或作为仪式之法器[7]，或作为避邪之护身符。大型的环形玉器也许是执行某种仪式的人手上所握之法器，后来才演变为象征神之物。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广袤的中华疆域上，许多区域性的文化中，都有玉璧发现，是所有玉器中分布最普遍的一类器物。由于雕琢技法较原始，初期的玉璧圆度不够周正，有的器表有切割时留下的锯痕，中孔上、圆周边也留有制作的痕迹。

在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璧既有一般形态的圆璧，也有呈圆角方形的璧，甚至还有镶嵌绿松石的不规则玉璧，四牙璧也较为特殊。从出土部位看，璧和环多套于手腕或小臂上，所以其功能应该主要是作为佩饰随葬的，这一点与良渚文化中大量的小孔玉璧有根本的不同。从制作工艺来看，玉璧中部的穿孔几乎全部是用管钻的方式，并且以单面管钻占大多数，部分玉器孔周入钻台面和孔内壁螺旋形钻痕十分清晰。

多联璜：这类器物为山西史前玉器的一个显著特色[8]。它是由两个以上的璜形玉片围成一圈组合成璧的形状，根据璜片的数量不同，可以分为二联璜、三联璜、四联璜、五联璜、六联璜等，也有学者根据出土时的形状称其为玉围圈[9]。各节璜片两端穿孔数量不尽相同，其中以一端一孔，一端两孔者最多；其次为两端各有一孔者，个别为两端各有两孔。

璜片缀连时，大多以两孔的一端与另一件璜一孔的一端相互连接。清凉寺出土有两联、三联和四联璜，部分器物就是先制作成璜之后再利用成形对开法将其分割，从器物的纹路就可以看出来（图二）。这些璜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以相连接成联璧。

清凉寺墓地还发现有的玉璧叠加在一起套于手臂上，如M4、M54、M82等；也有几件璧叠放在一起的情况。根据它的出土位置，我们推测其作用应该是作为装饰品使用，与良渚玉器所蕴含的社会性有所不同，它们所蕴含的宗教意义已相对淡薄，而更注重于财力、权富等世俗观念。

琮：清凉寺墓地出土有两件玉琮，这不仅是晋南，而且也是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玉琮。M52出土的玉琮（图三）四个侧面均有两条上宽下窄的直线凹条槽，单节、四面平直、光素无纹，整体风格与齐家文化比较一致。

三、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

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所属的史前时期，各地的文化面貌千差万别，但从黄河到长江流域，甚至北起大漠、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均有玉器发现，这些不同风格的器物构成用玉的全盛局面。中原地区作为史前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并且最终成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清凉寺墓地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带，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开始，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理念就在这里汇聚，所以清凉寺出土玉器与周边文化存在诸多联系，彼此均有许多文化上的共同点。

1.与江汉平原的文化交流

清凉寺M87发现了两个虎头状的小饰品（图四），器物小巧精致，遍体洁白，雕刻手法细腻，惟妙惟肖，散置于经早期扰乱过的墓室底部。在湖北天门市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6号瓮棺出土有十几件虎头形玉饰[10]，W6：53玉虎头与清凉寺发现的饰品相似，皆为圆雕，耳廓为叶形，圆目，眼球凸出，颧骨较高，鼻端延伸至下侧，两侧有对钻遂孔，左右贯通。清凉寺还出土有玉管，其中M149有两件，M100有一件，形制与肖家屋脊出土玉管的第一类比较相似，基本呈现中间略细、两端稍粗的造型，只是器表没有凸棱纹。

关于玉虎头的功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在前掌大报告中称其为笄帽[11（]M40：12、M120：49），肖家屋脊报告中推测为缀于织物表面的装饰品[12]，而在史密森宁玉神面上则是在柄形饰底端雕有玉虎头[13]，或许它也可以装饰在柄形器之类物件的底部。晋南地区不同时代墓地中均出土具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玉器，其中有襄汾陶寺的玉兽面[14]、芮城清凉寺的玉管、曲沃羊舌的玉神人兽面[15]及晋侯墓玉璜上的玉虎[16]等。这些现象决非偶然因素，何弩先生在《陶寺中期大墓IIM22出土玉兽面蚩尤神像来源简论》一文中谈到：与陶寺文化早期同时的山西垣曲东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的红陶斜腹杯、缸、斗笠形器盖等都是典型的肖家屋脊文化因素，两地早已有了文化往来。上述器物的存在说明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17]。

2.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在清凉寺坡头的玉器中，除绝大部分为好径较大的玉璧外，还有约三分之一的玉璧好径较小，有的只占外径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从璧的外径、好径、厚度和肉的剖面形状诸方面来看，更接近良渚玉璧的作风[18]。

琮类器物起源于良渚文化，清凉寺玉琮外表的凹槽可能是仿良渚文化玉琮中间的直槽有意刻上的，这一理念必然源自太湖流域。中原是东南地区文化对西北地区传播的中介，清凉寺出土的玉琮代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交流的中间形态。

3.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

清凉寺M100墓地出土了一件较为特殊的四牙璧（图五），略呈方形，在以前收集到的玉器中也有一件只存一齿的牙璧。此类器物临汾下靳村墓地也有发现[19]，但器形甚小且制作欠精。牙璧的造型曾见于山东胶县三里河[20]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墓葬，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地附近也采集到一件[21]，海阳司马台遗址[22]、五莲丹土墓地[23]等都有出土。因此，我们认为：山西发现的这类器物与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

清凉寺M150出土了该墓地唯一的一件方形璧（图六），外方内圆，这种器物在大汶口文化的山东茌平尚庄[24]、邹县野店[25]等遗址均有发现。因而，清凉寺部分玉器与东方文化的西渐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绿松石镶嵌技术比较发达。临眗朱封出土的绿松石薄片达980多件，做工精美的绿松石坠饰竹节形玉笄[26]，左右两端镶嵌有四个圆形绿松石。清凉寺M100复合玉璧上镶嵌有绿松石，应该也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4.与红山文化玉器的远程文化交流

清凉寺墓葬随葬的玉石器中有一些造型与东北的红山文化器物相似。如M146出土的梳形玉饰（图七），无论其形制，还是工艺，都很接近红山文化的玉器风格。另外，以前收集到的玉环内缘为弧状边，外缘为薄直边，底面平，另一面呈弧形凸起，也显现出红山玉器的作风[27]。而前述M150出土的方形玉璧远在辽宁的三官甸子[28]、牛河梁[29]、黑龙江新石器时代亚布力遗址[30]也有发现，因此清凉寺墓地的玉器中存在着来自东北地区的文化因素。

以上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史前时期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趋同性与融合性，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互动是我国史前玉器发达和繁荣的根本原因，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使这一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意义

我国古代居民对玉器十分重视，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较精致的玉器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进入阶级社会后，贵族们不仅在重要的场合和仪式上使用或摆放这类器物，表明其不同的身份和仪式的庄重，而且在死后也将具有明确礼器性质的器物作为随葬品埋入墓穴。

礼器是用来明贵贱、定身份的标志性器物，它们所表现的族权、神权、军权三权一体化是王权的雏形。它们代表了中国传统“礼”和“礼制”的初期形态，古文字“礼”的本意就是“以玉事神”，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史有别于西方历史、文化史的一大特色。

清凉寺墓地出土的200余件玉器，种类虽然较少，但其中的琮、璧、钺、带孔石刀齐全，数量从1件到16件不等，皆属于礼器的范畴。

阶层、阶级的区别是古代文明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清凉寺墓地发现墓葬的规模较大，存在着较普遍的殉人现象，墓内随葬器物也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别，将墓地中不同死者的身份差别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阶层分化和阶级对立。而玉器又是随葬器物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解析这些玉器蕴含的内涵是我们释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要方面。

清凉寺墓地还反映出长江流域、黄河上下游地区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各地文化因素汇聚中原是这一区域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清晰地说明了文明时代至晚在该墓地代表的时期已经起步，甚至有可能比较成熟了。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薛新明先生给予很多宝贵意见；在玉器的观摩中范文谦、王金平、海红玲等给予支持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