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旅行”是一个专门性的术语，用以描述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变迁，一般来说，“理论旅行”要经历四个阶段，而且这四个阶段在一个理论的发展和变异过程中会重复往返，并不会只存在一词，这一术语是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
书中主要是指一个有关东方的理论经过重重演变后，进入西方世界后的样子，意指进入西方后的理论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介绍东方的东方理论了，而是一个西方化了的东方理论。
多元文化观作为一个理论，它的形成也经历了“理论旅行”的过程，在不同社会背景中，文化是否应当秉持多元性引起争论，有的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独一性，有的则坚持文化的多元性和沟通性。
由此，最早关于文化的理论在不同的背景下，旅行到不同的社会中，出现了不同的异化，这就是多元文化观的形成。在萨义德看来，理论的异化是合理的，因为“自我”与“他者”总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为自己的立场摇旗呐喊。
一、“理论旅行”与理论的产生过程
1.“理论旅行”的过程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理论，它的变迁呈现出复杂性和跨界性的新特征，正如李意在《爱德华·萨义德与中东政治》中所说：“当代批评语境中，理论传播呈现典型的越界特征，跨越人、语境、时期和学科等界线。”
“理论旅行”最早由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提出的术语名词，“理论旅行”是一个研究某个术语产生、发展、消亡的动态过程的研究方法，该理论通过研究某个理论的动态变迁史而侧面探究当时社会的背景。
“理论旅行”大体要经过四个阶段的旅行，首先是某个理论的产生。一个理论在特定的环境下，经受刺激而出现，产生理论的环境就可以视为新理论出现的背景。
其次是理论寻找新的栖息地。具体来说，新理论产生以后，就已经开始了理论的旅行过程，这时，理论要跨越时间和空间，然后到达新的地方。
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指出：“当观念从以前某一点移向它将在其中重新凸显的另一时空时，需要有一段横向距离，一条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的途径。”
第三个阶段是指新理论所生活的新环境对这一理论的接受与否的问题。任何新理论进入新的环境都要经历自我异化和求同存异，以适应新环境，但新的环境是否愿意接受新理论还取决于其他注重因素。
第四个阶段是指理论在适应新环境后发生的变异。理论在这一阶段发生的变异生动阐述了入乡随俗，由于新理论要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与成长，所以理论的接受者和引入者必须想方设法地将理论改变成适应新环境的理论。
概览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可以发现理论在有意无意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向正常的方向变化，也可能向非正常的方向变化，具体的变化方向取决于自我的选择。
例如一个身处大帝国统治之下的小民族，想要获得独立就会在与民族有关的理论中，选择变异后的民族分离主义理论。
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则会在与民族有关的理论中，选择变异后的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由此可见，对变异后的理论的选择主要在于人的需要。
2.“理论旅行”的特点
“理论旅行”作为一种理论，在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自己的鲜明特点。首先是强调历史性，即任何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与当时的历史情境和背景有重大关系。
同时，任何理论的发展都要根据历史情境做出改变，不进行改变的理论注定会在旅行过程中消亡。具体来说，这里的历史情境主要包括历史背景、政治氛围、经济影响、文化气氛等。
其次是对地域性的强调。“理论旅行”的跨界传播打破了理论的地域性特征，就像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所有理论总是事先划定阐释领域的范围，然后固守自己的疆界，反对任何其他理论介入自己的领域。
爱德华·萨义德看到了理论的这一弊端，所以他所提出的“理论旅行”就打破了地域性，理论的跨界旅行为现代学术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新思路。
最后是强调连续性。“理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是不断发生变异的，这意味着一个理论在变异过后会再次变异，而再次变异的理论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理论，这种不间断的变异与理论所在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所以有学者说：“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以一个最终的形式被固定下来。”除了理论所生存的环境，理论能否解决众多问题也决定了理论的变异频率。
二、多元文化观是“理论旅行”的结果
1.爱德华·萨义德倡导的多元文化观
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个高产的学者，他创建和发扬了许多理论，如东方学与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批评理论、文化多元观、知识分子论、“他者”政治等。
尤其是他所主张的知识与政治、文化与帝国共谋的观点振聋发聩，揭开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外衣，萨义德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多元文化观以消解文化霸权。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萨义德指出文化多元主义不是“一个交响乐，而更应是一个无调的合奏。”
文化多元观的产生是萨义德多重经历的产物，作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他深知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文化上已经经受了奴役，尽管这些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初放弃了直接的武力殖民，但却采取了间接的文化殖民。
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只不过它更为隐蔽，不容易被发现而已，但其殖民本质都是一样的，而且所的对象是人，所以似乎更符合“殖民”一词的意思。
殖
在多元文化观中，爱德华·萨义德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模糊受国家意识形态影响而具有侵略性的文化，所以他又强调文化的“混杂性”和民族文化的抵抗性，即一种文化既要坚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又要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往和借鉴，以具备宽容的文化气质。
2.“理论旅行”与文化观变异的比较研究
“理论旅行”解释了文化观点为什么得以变异成文化多元观，在交通不便的时代，人们关于文化的观点是狭隘的，只知道本民族的一切，所强调的也都是本民族的民族文化。
因此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理论具有明显的自我特性，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尤其是那些咄咄逼人的文化，他们自诩为优越民族的文化。
这种只强调本民族文化的观点在人与人、国与国的交流过程中开始传播，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接受原始的民族文化观，强调本民族中心的思想，这是一种理论的平移，以19世纪的亚非拉被殖民地为例，这些殖民地接受了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另一种是对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改变，即民族文化思想发生了意料之中的变异，以19世纪的西方国家为例，这些殖民国家为了让被殖民地接受被殖民的事实和欧洲文化，于是积极进行理论变动和宣传，爱德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就是其中一例。
文化观的变迁就像爱德华·萨义德所说，其背后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同的主体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积极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理论。
而且有权力的主体能够强行将自己的理论灌输到另一弱势主体的思想中，迫使弱势主体接受自己，从而认同自己的行为。
三、总结
多元文化观是各民族、各国家共同交流的基础，但早期的文化观点并非如此，早期的一些被殖民国家厌恶殖民国家的文化，力求实现本民族文化的独一性，排斥宗主国文化和其他一切有征服意向的文化。
甚至在一些极端的被殖民地上，除本民族文化以外的任何文化都不能生存，两种极端实际就是早期文化观在旅行过程中发生的异化。
萨义德的多元文化观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造就的，他看到了民族主义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异变成极端民族主义或“绥靖”式的民族主义，所以对文化观点的传播十分重视。
“理论旅行”实际解释了各种理论和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现实，这一理论作为理论本身在旅行过程中也发生了异变。
例如有些学者借助“理论旅行”将所有理论的恶性变异合法化，以民族主义恶性变化为民族分离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最具有代表性。
他们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或民族分裂主义的出现，只是因为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也应当算是合理的理论，这种观点实际简化了政治性理论出现的因素，并不可取。
参考文献
- 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
-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 李意：《爱德华·萨义德与中东政治》
- 王富：《理论旅行、文化杂糅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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