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漩涡中，鬼子大人用百万白银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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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袁世凯、孙中山……在李提摩太的交游录里，几乎写满了左右晚清命运的名字。威尔士的铁匠之子，乡民口中的“鬼子大人”，一朝成为大人物们的座上宾，会在中国留下什么印迹？

治标与治本：丁戊奇荒里走出的“鬼子大人”

1870年，英国轮船“阿基里斯”号为烟台送来一个洋牧师。当李提摩太踏上山东的土地时，此处的八位浸礼会牧师已去其七，仅存的劳顿牧师半年后也撒手人寰，给初来乍到的年轻人留下一个烂摊子。

为了吸引教众，李提摩太穿起儒生衣服、戴上假辫子，还要时不时做几个伪装成魔术的化学实验。他偶尔也扮作医生，兜里装上奎宁丸和樟脑油等药物，以急救之术拉拢人心。这位传教士头脑灵活，但收效甚微，前来聆听布道的多半是一睹洋人尊容的好事者和穷困潦倒的吃教者。他的生涯峰回路转，始于一场人间惨剧。

1876年，光绪皇帝登基未久，就遭遇了有清一代最残酷的丁戊奇荒，灾情遍及山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等中原各省，受灾人口达到了两亿，历朝灾荒年代食观音土暴毙、易子而食的悲剧不时上演。奉命察视赈务的“救时宰相”阎敬铭记载：“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山西巡抚曾国荃则在灾后报告里沉痛地写道：“民人或什损六七，或十死八九。迄今市廛阒寂，鸡犬无闻，高下原田，鞠为茂草。”

尽管只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李提摩太适时挺身而出。他的最初动机，乃是借救灾之机传教。山东久旱无雨，他就张榜宣传，崇拜偶像无益，唯有信仰上帝。救灾之时，他不忘攻讦宗教竞争对手，声称儒教徒的高傲、僧侣的懒散、道士与风水先生的迷信，是造成中国千万人走向死亡的真正的元凶。

救灾之路并不坦荡，他面对的不仅是哀鸿遍野的乱象，还是官府的作梗与乡邻的猜忌。数次蒙受拐带儿童的不白之冤后，李提摩太仍坚持在赈灾前线，为灾民带来救命钱。他还从山东转战山西，在十室九空的重灾区救死扶伤。同行的中国人打了退堂鼓，山西巡抚曾国荃也因担忧传教士“惑乱人心”并不友好，但他毫不退缩，这为之赢得交口称赞。诚然，他的底气也源自李鸿章——早在1875年他就曾在烟台救治过这位重臣的部下，在山西救灾也仰仗他颁发的通行证。

如何发放救灾银钱，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他试过许多办法，譬如，令灾民排队取钱，领过则以墨汁涂手，以免重复冒领；或是令灾民分行列队盘坐于地，传教士如耶稣分面饼一般逐个发散。但是，他还是低估了乡民的小聪明与灾区的混乱，《申报》刊出了他的赈灾遭遇——“闻其初次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能遍及，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身受重伤。”

无奈之下，他只能借助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发放其问卷调查，涉及平常年份谷物的平均价格、灾荒期间的谷物价格、饿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逃荒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未被吃掉的耕牛的比率、留在家乡的妇女的比率等诸多问题。在重灾区发散赈灾券，灾民凭券领钱。可惜，这一方法，严谨有余实用不足，他还是经常面临发放赈灾券之际涌入数倍灾民的困境。

起初，李提摩太以个人名义，通过《申报》以及上海的英文报刊，向洋商和传教士募捐，一些地方官员与乡绅闻讯也慷慨救助，1877年秋天共募集三万两白银，而此前清廷给重灾区青州府的拨款也不过四万三千两白银。他用这笔钱，救助了七万灾民，但仍是杯水车薪。幸好，英美领事及时加入劝捐阵容，他们在中外报刊发表公开信，请求西方伸出援手。《申报》也广发倡议，希望各界捐款为传教士所用。在诸方支持之下，李提摩太迎来转机，在山西赈灾之时，拥有了十二万两白银的巨款，能解数十万灾民燃眉之急。

当然，依据曾国荃的灾后汇报，各地捐输银两达到千万之巨，李提摩太经手的不过是九牛一毛。他的名声在外，部分原因是《申报》有意树其为劝捐典型，以刺激乡绅解囊。报人曰：“岂西人于中土饥民既非吊庆相通，反能急邻国之急，各输巨资敛助散赈，而中土绅商之有力者竟至漠然不相关，甘居西人之后哉？”况且，在民智渐开的时代，人们更关注赈灾账目的透明度，李提摩太的公允无私令人印象深刻。1877年4月5日《申报》刊出《劝华商赈银宜托西人办理说》一文，赞传教士之功——“事未一月而散赈之数、某处散发若干，已有可稽。登诸新闻，布之信函，俾施赈者一览，而知其中之毫无侵亏苟且。”如此一来，李提摩太等人声名鹊起，成为废墟之中升起的救灾楷模。

此时，李提摩太收获了一个诡异的绰号——鬼子大人，一半是对洋人的蔑视，一半是对恩人的景仰，这也正是民间对传教士的复杂态度。这还不够诡异，在褒奖传教士救灾功勋的石碑上，李提摩太看到了讽刺的致谢之词——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他至此明白，中国之病不在宗教或天时，而在深入骨髓的思想。

赈灾令他意识到，闯荡中国需要大人物撑腰，而挽救中国则需要革新思想，这两个基本原则贯穿了他此后近四十年的人生。1880年代，他以笔名“中西友”在《万国公报》 连载《近事要务》，提出约百条建议，以求达到根治中国灾荒的问题。他也在山西等地官场游说，指出交通不便是灾荒的帮凶，而孤儿院等公益机构的缺失则令灾祸雪上加霜。这些真知灼见，大多沦为苍白的呼喊。

苦心孤诣或假公济私：一百万两白银的妙计

单就赈灾而论，李提摩太无疑是传教士标杆，理应名垂史册。然而，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史论者眼里，他却曾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投机者，这源于一桩价值百万两白银的悬案。

甲午开战之初，李提摩太就担忧中国“恐三战三北，终致一败涂地”。随着战局演进，他的预言不幸成真。此刻的李氏，已不是那个风尘仆仆的传教士，而是指点江山的学问家。他将影响中国的希望寄于两人之身：张之洞与李鸿章。

1895年初，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令朝野上下哀声一片。李提摩太断定，这是个进言的良机，发电报给张之洞，称：“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可否奏上？”后世论者诘责其趁火打劫，矛头多指向此电。

张之洞复电，表示愿闻其详，并愿立合同，解除他对赏金难兑的后顾之忧，但也提醒他“空谈无补”，办法须切实可行。

李提摩太的复电依旧云山雾绕，只是强调：“水师、陆军安内防外，富国、裕民罔不包，非空讲和救急可比。中国采用此法，立刻试行。确据，一办立见。总之，银仍为华用，非入己也。”不过，这里交代得明白，李氏不会把赏金揣进自家腰包，还要用于中国事务。

与此同时，李鸿章发来密电，传达了光绪的旨意——“不妨姑试”。原来，李提摩太唯恐张之洞对献策不感兴趣，暗中也致电李鸿章，希望他请示皇帝。对战事沮丧的光绪病急乱投医，决定看看这位洋郎中能开出什么药。

于是，李提摩太面见张之洞，谈了一个多小时国家大事。至于献何妙计，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语焉不详，只记得张之洞“脸上有一团阴云”，他则在寒暄过后讲了三点妙法。对此次会面，张之洞在随后的上奏中耗费笔墨甚多，但言语之间透露出无奈，一言以蔽之——（李提摩太）语多闪烁，除最谬之语驳斥不论外，大意言此时只惟有设法恳英助中国，方能支持。问及具体政策，李提摩太依然是通商、胁和之辞，既缺乏切实可行之法，也无说服英人之能。而张之洞所谓“最谬之语”，很可能是不久之前两人首次见面后李氏连夜总结的“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内容有五条，不过主旨仅是令英国政府在一定年限托管中国并谋求改革。这种天马行空的宏论，自然不会得到什么回响。正如茅海建先生分析的，李氏此举，重在借机兜售奇思妙想。

其实，在会面之前，张之洞的心腹幕僚赵凤昌早已隔空打了预防针：“沪洋人见李提摩太，如中国大和尚，以善说法，交华贵官，藉以夸洋人。又诳说洋人之贵官多与之密，以怂华官，其实为洋人不齿，断难办事。”赵凤昌所言，未必真实可靠，但反映了官场的蜚语流言，李提摩太在高官之间的名声，大抵如此，因而往往四面碰壁。

回过头来，在不切实际的救华之策背后，李提摩太果然包藏祸心吗？这恐怕也是一种误读。

一百万两白银，是李提摩太提倡新学的著名主张。在他眼里，大臣们对于西方的无知，酿成了许多祸事。如果改造这些爬上高位的当权者为时已晚，那么教育年轻人正当其时。1887年，他在《现代教育》里就提出：“设立新学，除现在各学费用之外，预计每年至少必须先发银一百万，嗣后再随时酌补。”为扩大影响力，他将书分赠各位大臣，但回馈寥寥。

途经天津，他拜访老朋友李鸿章，又趁机推销这本小册子，信誓旦旦地称这百万两白银是“种子钱”，必将有百倍之回报。以今观之，这个比喻并不荒唐。但据李提摩太记载，李鸿章推脱道，二十年太久，朝廷等不了那么久，也无力支付这笔开销。无论真相如何，百万两白银之说，还是根源于此。

数年之后，甲午战败，李氏在《西铎》一书序言里愤愤不平道：“承平时筹新学之费而吝一百万金者，庸讵知事急于燃眉，糜二万万金而更需割赠膏腴之地乎？”显然，他在意的不是赏金，而是献策不成，以致新式教育难以在华生根发芽。

尤为可贵的是，尽管四处碰壁，但李提摩太对新式教育的热情不是空谈，筹办晚清三大学堂之一的山西大学堂便是明证。正是他提议，从英国的庚子赔款里拿出五十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五万两，用来筹建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无知与迷信”。在他看来，这才是义和团时代西人遇难的根源。在非议与白眼之下，他还是在中国教育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允地说，李氏或许不可能是拯救中国的栋梁之才，也绝非贪财忘义的庸碌之辈。

领路人兼通讯员：他是戊戌变法的隐藏主角？

在赈灾之后，李提摩太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早在1884年，他就向山西地方官员递上《富晋新规》，希望借改革让这片多灾之地脱胎换骨，却不出所料地石沉大海。

1890年李鸿章推荐他担任《时报》主笔，放下圣经提起笔，是李提摩太关键一跃，他极力鼓吹革新思想，一年内撰稿二百余篇，足见心情之迫切。同一年，旧相识赫德举荐他执掌“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同文会，他走马上任后将其更名为广学会。众所周知，这里就是酝酿维新思潮乃至戊戌变法的滥觞。

然而，广学会毕竟只是传播西学的阵地，李提摩太得以深刻影响戊戌变法，核心人物是康有为。两人的缘分，始于1894年。当年，李提摩太为弘扬西学，模仿科举考试，在《万国公报》上办了一场关于改革举措的有奖征文。广东十四人获奖，康有为名列其中。次年，两人初次相见，李提摩太记得，这位穿着黄色丝制袍子的学者“相信我们出版物里所说的上帝的慈爱与国家间的友爱，并希望与我们合作来改造中国。”待看过那封著名的《上皇帝书》，李提摩太惊奇地发现，两人的改革见解大致相同。雄心勃勃的理想家们，一拍即合。

康有为位卑言轻，游说变法的重任压在李提摩太肩上。他从李鸿章英文秘书毕德格口中得知，此时朝野大权掌于翁同龢之手，决心碰一碰运气。此次会面，李氏并未急于兜售政治主张，而为传教士进行了一番辩诬，驳斥了魏源等人一知半解的著述。翁同龢很吃这一套，在日记盛赞他“豪杰也，说客也”，答应帮他递一份关于改革的折子。

李提摩太夫妇在中国

在这份呈给光绪御览的时务对策里，李提摩太提出七条措施，包括成立内阁、改革币制、创建学堂、修筑铁路、开设报馆、完备海陆军等，皆是颇有见地的良策。唯有第一条“聘请两名外国顾问”很是耐人寻味，根据他在同年出版的《新政策》与日后维新派的举荐，这两位顾问就是伊藤博文与李提摩太本人。甚至在戊戌政变当日，御史宋伯鲁呈上康有为起草的奏折，还建议道：“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

敢于毛遂自荐为维新顾问，李提摩太有一定的资本。戊戌变法的两位主将，康有为时时向他请教外务，梁启超更是短暂做过他的秘书。1898年维新派编纂的《时事丛刊》，收录梁启超文章44篇、康有为文章38篇、李提摩太文章31篇，可见三者是变法思想的中坚力量。胡汉民在总结戊戌之败时曾如此批评道：“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后来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于此。”胡汉民的立场暂且不论，但康有为的西学，确实只有李提摩太传授的皮毛，这在他的欧美游记里也不难看出。

百日维新之际，李提摩太大部分时间坐镇上海，他既未接受光绪同文馆总理的委任，也婉拒了孙家鼐京师大学堂总监的邀请。康门弟子程淯记载，光绪欲开懋勤殿，拜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可是，当李氏北上抵京之时，局面已岌岌可危。他尚未得到面圣的机会，慈禧就已对维新派痛下杀手。

李提摩太在戊戌年的最后贡献，就是保护变法人士了。匆忙之中，他求助英国公使窦纳乐，希望他能保护光绪皇帝，但公使已前往避暑山庄，英方也并无兴趣插手宫廷事务。但他及时通知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后者在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的首肯下，利用特殊身份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终于将康有为安全送至香港，避免了一件血案。

苦心周旋于权臣之间，却换来如此结局，李提摩太痛心疾首——“惜乎求新首领诸君子，筹之未熟，操之太急，欲将一切旧法全行废弃，而不知调护新旧之间，取旧法之善者，并行而不悖。于是守旧之徒，得以乘间抵隙，以大反其前辙，卒致白云苍狗，变幻纷乘，碧血青磷，赍恨千古！”相较于戊戌变法时代隔靴搔痒的碌碌无为，李提摩太在失败后的见识反倒高人一筹。只是，他无法置身中国官场之中，历史更不会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在华四十五载，他从底层社会一步步爬入晚清权力中心，似乎满腔理想却始终壮志难酬。晚年时光里，李提摩太翻译起了《西游记》，将唐僧比作“救苦救难的耶稣基督式人物”，总结道——经他点化，一只高傲自负而多才多艺的猴子转变为忏悔者，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头低级趣味而又自私自利的猪变得高度渴望奉献自我；一个自负的水怪变得谦卑；一条愚蠢的龙也变成有用之才……这番评论，隐然有自况的意味。可惜的是，他的东游，却并没有送来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