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金石契， 文 | 张驰
《田行墓志》第一砖
《田行墓志》书写于唐开元十一年（723）。早年间出于河南洛阳，现不知所归。墓志内容直接书写于两块大小相同的砖上，砖长33.5厘米，宽34厘米，厚5.2厘米，字径1.5厘米至1.9厘米。第一砖凡22行，满行21字。第二砖凡16行，满行18字。楷书，有墨书界格。唐代墓志，石刻为大宗，墨迹少见，而中原腹地保存完好者更加稀见。该墓志虽历经千载而墨色如新，覩之唐人气息扑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以及书法艺术价值。笔者不揣浅陋，兹据墨迹迻录并考释志文如下：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一、 墓志录文
大唐田府君墓志铭并序
义息将仕郎吏部常选轻车都尉南阳张灵金文
君讳行字诵，其先东海人也。帝舜之后，周武王封虞边父之子妫蒲于陈，因封为氏。后陈灵公孙字田安封东海侯，又因名为姓，遂为田氏。至汉田延年为大司农，田蚡、田千秋并为大丞相，贵盛天下，子孙分泒，因家于马岭山之北。孟尝君之博爱，食客三千；鲁哀公之不察，黄鹤一举。茂勋宏载，着在缣缃，政迹清规，备诸淳史，可略言焉。曾祖宝，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国，拜定远将军、华州刺史。气冲牛斗，长剑倚天，手挥兔毫，才光掷地。祖祯，神尧皇帝义宁二年，拜谏议大夫。辞禄不仕，隐于太少二室，悬瓢聒耳，犹弃庭枝，积德怡神，尚佳高枕。父邻，太宗皇帝贞观廿二年，有制掕杨，拜散骑常侍，佯狂不仕。闭门却扫，养闲鸿浦之东；杖义归仁，得性马山之北。惟公居家孝，事君忠，与朋信，临财廉，博闻强识，敦善行而不怠，冀其永保遐龄，长崇令德。如何天丧明哲，奄琭幽冥。以文明元年三月二日遘疾，终于田垣村之私第也，春秋五十七。亲戚嗟逝川之叹，几□□良；乡闾怀摧木之悲，自然流涕。夫人司马氏，河内人也，魏豫州刺史庆宗之孙，汉茂陵令相如之后。四德早着，乡党称其令名；三从有志，内外歌其婉娩。□琴□□，二人偕老于北堂；一阴一阳，两剑双飞于西斗。以开元十年正月十日终于内寝，即以大唐开元十一年岁次癸亥正月丁卯朔十六日壬午，与公合葬于河南府伊阙县大慈乡择贤里，慈水北平原之礼也。
长子法惠，不言而信，恭以远耻。仲子法明，洞晓章程，解褐任东都西市府。辞班逮养，惟兄惟弟之孝；叩地无从，陟岵陟屺之哀。号天罔极。灵金忝为义息，恸感缠怀，方申如子之诚，以答敬亲之礼。遗令薄葬，马腊封之，谨勒黄金之词，以彰白玉之莹。其词曰：
忠孝天性，礼义仁纲。有典有则，如珪如璋。学包江海，操履冰霜。令德伊茂，休名有光。其一
羡矣淑媛，作嫔明哲。察量盛德，虔仪不缺。四德早闻，三从有节。一匣双剑，九泉同穴。其二
故都西市令息振威副尉行汝州龙兴府别将护军吏部常选陈涉书。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二、 田行的家族世系
田行及其曾祖田宝，祖父田祯，父亲田邻，均不见于史载。较为重要的是，田宝、田祯、田邻三人的履历中均有明确的纪年或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与史料互为印证，试分别浅述如下：
曾祖“田宝，随文帝开皇九年，平陈国，拜定远将军、华州刺史。”
按《隋书·卷二·高祖下》载：开皇九年（589）春正月“丙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虎进师入建邺，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合州三十，郡一百， 县四百。”田宝于开皇九年参加的平陈之战可与上述史载互为印证。隋文帝杨坚代周之后，平陈之前，曾吸收了大量的地方豪强武装作为军队的补充，谷霁光先生在其《府兵制度考释》一书中有专门的阐述。如清河人张奫家于淮阴，在北周时即拥有乡里势力和豪侠子弟，隋文帝为大丞相时，授以大都督，领乡兵，后迁骠骑将军。庐江人樊子盖，历仕北齐、北周，隋初授以仪同，领乡兵，后参与平陈战役，位至左武卫将军等。田宝，在平陈之前未有任何的职官履历记载，由此是否可推测，他当时手下或也拥有一定数量的乡兵和部曲，后归附杨坚参与平陈，并最终以战功授定远将军、华州刺史。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祖父“田祯，神尧皇帝义宁二年，拜谏议大夫。辞禄不仕，隐于太少二室。……父邻，太宗皇帝贞观廿二年，有制掕杨，拜散骑常侍，佯狂不仕。”
按《隋书·卷五·恭帝》载：大业十一年（615）“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镇京师。义兵入长安，尊炀帝为太上皇，奉帝纂业。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于大兴殿。”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先是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带兵进入长安，并拥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义宁二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隋炀帝杨广于扬州江都宫，五月李渊受禅即帝位建立唐朝。田祯拜为谏议大夫的时间当在义宁二年五月之前，而其辞禄不仕，隐于太少二室，或可从侧面印证当时云谲波诡的政治形势。在李渊代隋自立已成路人皆知的情形之下，对于忠于隋王室，不愿仕唐的田祯来说，归隐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其子田邻，与其父一样，亦不泯其忠节，在唐朝建立后的二十八年，仍旧坚守不仕，正如志文所言：“太宗皇帝贞观廿二年，有制棱杨，拜散骑常侍，佯狂不仕。”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按《隋书·卷二八·百官下》载：“门下省，纳言二人，给事黄门侍郎四人，录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各四人，谏议大夫七人。”谏议大夫，掌规谏讽谕之事，隋初隶属门下省，从四品。炀帝大业三年（607）废。唐初复置，正五品上。根据志文，义宁二年，拜田祯为谏议大夫，则可知恭帝杨侑即位之后，应该又恢复了文帝时期的官制以及相关典章制度，且一直延续到唐。散骑常侍，亦掌规谏皇帝过失，以备顾问之事，《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左散骑常侍条下载：“隋初省散骑侍郎，置常侍四人，从三品，掌陪从朝直。炀帝又省之。武德初，以为加官。贞观初，置常侍二人，隶门下省。”唐太宗即位之后，任人唯贤，知人善用，“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 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又广开言路，兼听博采，重用谏臣，虚怀纳谏，所以诏拜田邻为散骑常侍亦契合此大的历史背景。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据志文，田行的夫人司马氏，魏豫州刺史庆宗之孙。司马庆宗，《魏书》《北史》均有记载。其祖父司马楚之，魏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父司马金龙，魏侍中、吏部尚书，母为魏太尉、陇西王源贺之女。河内司马氏是中国中世纪的豪门贵族，尤其到了曹魏咸熙二年（265），司马炎逼迫魏帝曹奂禅位并建立西晋政权，而达到顶峰。西晋覆灭之后，在南北朝时期，其宗室子孙依旧在上层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司马楚之这一系便是有代表性的一例。东晋末年，刘裕诛夷司马氏，司马楚之逃亡至河南汝、颍间，收众万余人据长社，后降于山阳公奚斤，最终到达平城，入魏并封官拜爵，甚至娶河内公主为妻，与鲜卑贵族通婚，从而一跃成为北魏时期的显贵。田行娶司马氏为妻，与司马家族联姻，或也可从侧面说明，田氏家族亦是当地的世家望族，应当具备相当规模的田产与资财，甚至也拥有自己的乡兵和部曲。如此亦可进一步印证前面的推测，即田宝当时具备一定的经济或者军事实力追随杨坚参与平陈之战。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三、 撰文者张灵金、书丹人陈涉
撰文者南阳张灵金，为田行义子，其人不见史载。从其所署的职官身份来看，在他撰写该墓志之时，还没有获得朝廷授予的实际官职。将仕郎为文散官，从九品下阶。轻车都尉为勋官，从四品上阶。而“吏部常选”，应该是其获得的一种特定身份。即《全唐文》卷九六五《请定科目选官事例奏》中：“如有出身及正员官，本是吏部常选人，则任于吏部不限选数。”所谓的“吏部常选人”，进一步讲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指那些已经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获得出身后，还需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获得实际官职的士子。第二类是指已有官者，罢官满选后，也必须赴吏部考试，合格后方能继续授官的人，即正员官。张灵金便属于第一类的“吏部常选人”。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关于“吏部常选”的定义，迄今还有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将“常选”等同于常选之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常选”就是一种身份和资格，这种看法以日本学者杉井一臣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常选”具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广义的“常选”，包括现任官和前资官在内的出身获得者；一是狭义的“常选”，指特定的官员身份，即：虽经各种途径获得出身，但未能在吏部、兵部的诠选中取得合格资格的人。这种常选的资格高于散官，而获得散官并不等于获得了对应吏部诠衡的资格。杉井一臣对于“常选”广义、狭义的划分，较为合理，但他认为狭义的“常选”，指特定的官员身份，该说法似有失严谨，“常选”仅仅只是一种特定的身份，并非特定的官员身份。
《田行墓志》第一砖局部
书丹人陈涉，据志文可知也是田行的义子，其人亦不见史料记载。巧合的是，在其所署的职官身份中，也有“吏部常选”。与张灵金不同的是他担任过实际的官职，分别是曾任都西市令、现任汝州龙兴府别将，且“吏部常选”这一身份署在最末。结合上述的讨论可知，他属于第二类“吏部常选人”，即上一任职官考满罢秩后，以“吏部常选”的身份参加过吏部诠选。陈涉曾任职的都西市令，结合志文中田行仲子田法明，解褐任东都西市府的记载，可推知应该是指东都洛阳的西市。在唐代，东西两京都设有专门的市场进行货物交易，长安有东市和西市，洛阳延承隋代的三大市，有：北市（通远市）、南市（丰都市）、西市（大同市）。又据《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载，太府寺下有两京都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掌百族交易之事。
《田行墓志》第二砖
继东都西市令之后，陈涉所担任的职事官为七品的“行汝州龙兴府别将”，所领武散官为振威副尉，从六品下。按《旧唐书•职官志一》载：“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 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 也就是说以比较低的散官阶，充任较高阶品的职事官，谓之“守”，而以比较高的散官阶，充任较低阶品的职事官，谓之“行”折冲府是唐代府兵制的基层组织，府兵制，起源于魏晋，历经南北朝和隋，至唐太宗时期达到鼎盛，驻扎于各地的府兵，对内上番负责京城的宿卫，对外可机动调遣进行征伐，是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新唐书·卷五十·兵》载：“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但自太宗朝之后，高宗，武周时期，“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府兵疲弱，不堪所用，最终名存实亡。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按《新唐书·地理二》载，汝州临汝郡，有县七：梁、郏城、鲁山、叶、襄城、龙兴、临汝。府四：龙兴、鲁阳、梁川、郏城。按照唐代折冲府因地定名的原则，龙兴府应设置在龙兴县境内，又龙兴县为证圣元年，分郏城、鲁山置武兴县而来。武周时期为了拱卫东都的需要，于郑、汴、许、汝、卫等州增置特种府。《文苑英华》卷四六四《废潼关雍洛州置开郑汴许卫等州府制》载：“郑州、汴州、许州可置八府，汝州可置二府，卫州可置五府，别兵皆一千五百人。”龙兴府的设置或正在此时，只是武周时期并不叫龙兴而叫武兴而已，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有待新出墓志材料的左证。另外，龙兴府别将职官七品，而陈涉所领勋官为从三品，由此亦可间接反映出唐代自高宗以来折冲府授勋多滥的流弊。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四、 书法价值
唐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历代帝王的重视，书法创作实现了极大的繁荣。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独尊王羲之书法，以帝王之尊，确立了王羲之“书圣”的地位。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举国上下，无论达官显贵还是黎庶百姓，莫不以临习王羲之书法为风尚。而在全国性的科举考试以及吏部的官员诠选中，书法均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科举之目中就有书学一科，以书取士，“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又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纵观陈涉的书法，虽然部分字体笔划稍有瑕疵（或因是在砖上书写，用笔不如在纸上爽利，故有涩滞之感。）但确属楷法遒美之类。其结体开张，妍丽俊秀，舒展挺拔。用笔潇洒，徐疾有致，沉实遒劲。笔划犀利明快，提按分明，弹性十足，点画与点画之间不时有行书兰亭的笔意，使转流露砖上。字体深受褚河南《圣教序》的影响，字形清爽有张力，字内空间疏通有生气。整体来看，书者深受二王以及褚遂良的影响，整体呈现出不偏不倚，不激不励，文质彬彬的中和雅正之美，其中庸合度的风神完全脱胎于王羲之书法，代表了初唐以来流行的书风，章法上虽偶有随意不羁的流露，但却更显血肉生趣，虽千载下，唐风扑面。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迄今为止，关于唐代书法的研究，大多都聚焦在有代表性的唐代书法家身上，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盛唐的李邕、张旭、颜真卿，中晚唐的柳公权等人，还有大量的不知名书法家，拘于可资参考材料的限制，而很难对他们有一个微观深入的认识。尽管有大量的墓志出土，书者除了上述部分著名的书法家之外，大部分也都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且碑志经过刻手的二次加工，已很难完整反映出书者真正的书法风貌，只能如启功先生所说的“透过刀锋看笔锋”，所以唐人直接书写在砖上的这类墨迹墓志便显得弥足珍贵。这些墨书墓志应该是除了传世的唐代名人真迹，唐人写经之外，最需要值得关注和重视的书法作品，对于立体呈现唐代的书法创作有着至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田行墓志》第二砖局部
来源 | 金石契， 文 | 张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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