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魏晋名士对嵇康形象的建构

魏晋时期是政权更迭频繁的混乱时期，魏晋名士见证了社会秩序被破坏的过程。不少魏晋名士惨遭杀戮，嵇康就是其中之一。司马氏夺取曹氏政权，改变了政局的秩序。

司马氏利用虚伪的名教大肆排除异己，将儒学变成统治的新工具，形成了新的统治秩序。当然，这种改变遭到了以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名士的反抗。魏晋名士在生存的焦虑下积极进行嵇康形象建构，自然地展现了魏晋风流。

一、竹林名士对嵇康形象的建构

竹林名士和嵇康交往密切，他们在嵇康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融入了自身对时代的思考，展现了个性和风流。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经常聚集在竹林之下，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甚至辈分也存在差异，但是他们却不拘礼法，纵情饮酒，相谈甚欢。

嵇康等人相聚的地方位于一片竹林，因此，世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阮籍不愿意和司马氏结为儿女姻亲，巧妙地醉酒躲避。阮籍拒绝屈服于司马氏，并且阮籍在守丧期间毫不顾忌地吃肉喝酒，其实是公然反叛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秩序。以阮籍和刘伶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任情任性，他们努力挣脱世俗礼法的束缚并且反击虚伪的名教，这是他们反叛统治秩序的重要渠道。

与嵇康同游的其他竹林名士是对嵇康形象展开建构的第一批诗人，他们主要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接触来进行描述和塑造，如王戎论嵇康：“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

《晋书·阮籍传》记述嵇康带着美酒、携着鸣琴前来造访，这完全是不符合传统的吊丧之礼，但阮籍却“大悦”，而“乃见青眼”，所谓“青眼相加”的典故也来自这里。

这则典故也反映了阮籍和嵇康作为竹林名士的精神领袖对于虚伪名教(秩序)的蔑视和叛逆，而为这个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超脱而破除传统的精神。

在这里，酒和琴也成为魏晋名士反抗皇权专制和展现个性风流的重要道具。应当说，作为和嵇康同游并相知极深的同时代的竹林名士们不仅是在叙述和建构嵇康形象，他们也是借助这种叙述和建构寄寓了自我的人格理想。

嵇康的生命被皇权统治秩序所吞噬，竹林名士迫于皇权的压力，不得不遵从统治秩序，但他们也在将自己的感叹融入嵇康形象的建构中表达着一种隐蔽的反抗。因为身份的差异，其他竹林名士对嵇康形象的建构各有其侧重的不同。

如果说，王戎、山涛被即将代魏的司马氏皇权力量拉拢和收买，那么，向秀、阮咸就采取了相对居中的妥协和中立姿态。但即使如此，向司马氏政权主动靠拢的王戎和山涛也仍旧保持着对于嵇康的尊重，那种属于竹林名士的精神亦被他们间接带入了司马氏政权之中。

而向秀虽因为妥协而被迫出仕，但他写下的悼念好友的《思旧赋》，却更深沉地表达了那种令人窒息的感伤和痛苦。向秀重点追忆了嵇康临刑的场景，在刑场上，嵇康的意气风流展露无遗。虽然向秀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委婉地承认嵇康是“以事犯法”招致祸患，但他的内心却是和嵇康一样共同抵抗着这种残害人的专制法律秩序的。

夕阳西下，寒冰未融；旷野萧条，故人的旧居已是空庐……这令人哀感的触景生情的叙述，都是表明知音不再，从前美好的交友时光一去不复返。正是在感受到生命脆弱，世事无常中，向秀选择了隐忍，并借一种极具玄学精神的对于旧友的伤悼，来淡释自己因为旧友因事犯法而遭诛的绝望和悲凉。

这篇《思旧赋》就可以看作竹林名士借助回顾嵇康生前之事之景之情而实现的对于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精神的一个形象的总结和概括。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王戎、山涛虽然被司马氏政权拉拢，但他们在心底里仍旧保存着对于嵇康所代表的竹林名士精神的眷恋，并引以为自己生命的一种已不在目前而渐显遥远的寄托。

如王戎也对嵇康之死表示惋惜，王戎所述也与向秀相通，都是在悼念旧友中重新确立着嵇康形象，并借其形象而展开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建构。

二、西晋名士对嵇康形象的建构

西晋初建，政治气氛较为压抑，在统一东吴之后，陆机、陆云入洛，人才开始呈现蓬勃成长状态，但该时期士人多追求功名利禄，其与竹林名士们的志趣迥异，也很少直接参与嵇康形象的建构。

如当时从吴入洛的陆机热衷于结交权贵，他亲近贾谧，被世人讥笑。

在名利场的博弈中，陆机并非平步青云，受到了卢志的嫉妒和离间，失去了王颖的信任。

最终，陆机战败，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并且不得善终。

而另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潘安虽然故作旷达的姿态，但实质上更多趋附权贵，如其对于权臣贾谧的谄媚，这都显示了西晋时期在权力政治高压下，诗人名士的操守和人格普遍庸俗化的一种方向。

但在西晋时期仍然有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建构潇洒的嵇康形象。

如陈寿拒绝同流合污，选择坚持己见，并在写作《三国志》时赞赏嵇康文辞壮丽和具有侠义的特点。另外，崔豹则另辟蹊径，他从生存空间的角度切入，展现嵇康的个性和气质。

合欢树类似于梧桐树，它枝繁叶茂。每每风吹过，合欢树上相交的叶子就自然解开，互不牵涉。合欢树具有安神解愤的作用，嵇康将合欢树种在屋舍前。于是，美好的合欢树构成了愉悦而自然的生活空间，这空间突显了嵇康自然洒脱的风流气度。

总之，陈寿和崔豹等人欣赏嵇康不同于流俗的非凡气质。

纵观整个西晋时期，陆机和潘安等热衷于名利的西晋名士选择随波逐流，他们和嵇康的追求大相径庭。但是，刚正不阿的陈寿等人则大胆地赞扬杰出的嵇康。西晋名士在嵇康形象建构过程中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隐含着他们对待社会秩序的不同态度以及深层次的不同人生追求。

三、东晋名士对嵇康形象的建构

东晋初年，北方仍是战乱频仍，东晋名士大多从北方迁徙而来，因着西晋高压政治皇权的瓦解，东晋逐渐实现了世族政治文化与皇权政治文化的平衡，嵇康作为世族玄学名士的典范，在东晋开始获得了更多肯定性的赞誉，并为东晋士人所仰望。

如《晋书·孙盛传》记述孙盛“避难渡江”，这种避难南迁，是当时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生存的焦虑中，东晋名士更深刻地体会社会秩序的弊病。于是，东晋名士对敢于面对和挑战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嵇康给予赞赏和支持。

不仅如此，东晋名士还热衷于玄学清谈，他们从嵇康的玄学观点中获得自然的力量，尽力挣脱名利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嵇康形象及其精神就在东晋名士阶层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响应，并从而促进了东晋名士文化的发展。

东晋名士不仅建构了挑战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嵇康形象，而且建构了挑战传统精神权威、打破精神枷锁的叛逆的嵇康形象。如邓粲描述钟会造访嵇康之事，是从嵇康与当时权贵冲突的角度探讨嵇康的死因。干宝也评述了嵇康之死，是从嵇康得罪当时正将取代曹魏的司马氏政权角度来探讨嵇康死因。

孙绰则更深一层探讨嵇康的死在于其俊迈的气度与整个世俗不合。

而戴逵则看到嵇康反对司马氏政权提倡的名教意识形态和世俗文化是其重要死因，这就更进入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

东晋名士在对嵇康之死的集体反思中，开始走向世族政治文化的更深层的自觉，他们从嵇康冲破皇权政治的束缚中，看到了一位世族名士英雄。孙盛称赞嵇康为“性不。”这就表明了世族名士的独立人格，也为嵇康之死找到了新的解释途径。

袁宏认为：“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祸世。”这些都主要是从嵇康精神与世俗秩序的冲突来看嵇康的人格意义，这既避开了完全否定司马氏皇权以威胁当时东晋政权稳定的负面影响，也同时为嵇康作了翻案文章。

东晋名士还意识到嵇康用自然的力量抵抗人为的秩序和束缚，建构了逍遥的嵇康形象。如谢万称赞嵇康高邈俊逸，卓尔不凡。在谢万看来，嵇康的思想是与庄子名利和礼法等世俗束缚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庄子极力提倡回归自然无为，认为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而在这方面，东晋李充充分肯定了嵇康对庄周思想的继承。

东晋李充认为，嵇康蔑视世俗，忘却浮华和尊荣，具有高逸的志向，并达到逍遥的人生状态。《庄子·天运》：“逍遥，无为也。”无为就是达到逍遥的重要途径，逍遥是指主体抛弃世俗利害关系，从而达到肆意洒脱、任情自我的存在状态。

具体而言，嵇康以竹林之游为乐，他畅谈老庄玄学，弹琴并长啸，他抵抗世俗的束缚，而任情任性地活着，这也让他得以维护生命的本真和内心的秩序。

另外，东晋名士也注意到嵇康在玄学思辨上融入自然的观点。

嵇康写下著名的《养生论》，引起轰动，竟然被冠以“神人”的美称。嵇康在《养生论》分析了名利富贵等等贪念的危害，这篇文章极富思辨色彩。

东晋李充肯定了嵇康在玄学上的突出成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嵇康将玄言思辨建立在广阔的宇宙观之上，而不是将视野局限在狭隘的世俗纷争中，他认识到正是广阔的宇宙观念包含着嵇康对自然的思考和探究，这是嵇康玄哲思辨的重要思想动力所在。

四、总结

总体而言，魏晋玄学名士对于嵇康形象的再建构，最终确立了嵇康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完整艺术形象。具体而言，竹林名士和嵇康交往密切，他们赞赏嵇康的个性风流，为嵇康之死而痛惜，并以自己的记述为嵇康形象的建构确立了最初的美学范本。

西晋名士志趣各异，陆机和潘安等追名逐利的名士并不热衷于建构嵇康形象，但是陈寿等人依然建构了潇洒和杰出的嵇康形象，这是嵇康形象建构的发展。

东晋名士欣赏嵇康那份拒绝苟同流俗的傲气，建构了自然逍遥的嵇康形象，这是嵇康形象在魏晋玄学风流氛围中的基本定型。我们后世所看到的嵇康形象，就主要是由、西晋、东晋三个时代的名士共同建构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