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前,西藏小友红梅来电,她大姐的女儿参加建党百年纪念活动演讲比赛,想要参考我的一篇旧文,我当即表示支持。随后的几天,好奇心促使我关注着演讲比赛进程,结果让我惊喜,这个名叫达瓦玉珍的女孩总分第一,获得南京农垦集团举办的建党百年演讲比赛一等奖。看到小姑娘声情并茂的演讲视频,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身着藏装亭亭玉立,简直难以想象,她来自喜马拉雅深山“亚龙娃”家族,是朋友红珍的外孙女。哦,远方的亲人,你们还好吗?
(一)
亚龙娃,上察隅方言,“站起来”的意思。
达瓦玉珍的曾祖母普赤,在西藏民主改革前一直是领主的家奴,她一家世代都是奴隶,直到西藏民主改革的春风吹到她所在的边鄙小村慈巴村,她才卸掉了身上的枷锁,从领主跟前躬身的奴隶挺直了腰杆,可以扬眉吐气做人,于是村里人叫她“亚龙娃”,她的家人就成为“亚龙娃”家族。
“亚龙娃”普赤阿妈的热心善良在村里有口皆碑。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村里来了阿旺西热一家四口,一家人躲债从波密逃到密林深处的慈巴,孩子他妈因一路疾苦奔波不幸病逝,小儿子才6个月大,寻着妈妈的尸体找奶吃,这一幕被普赤阿妈看到,一把抱起孩子,让他吸吮自己的乳汁,正巧自己的女儿红珍也这么大,自此两个奶娃连带孩子6岁的哥哥一起由普赤养大,直到他们参加工作。后来,红珍的阿爸在中印边境当背夫途中过世,阿妈便和阿旺西热组建了新的家庭,老两口又有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多年后,一个女儿当了护士,另一个女儿当了医师,红珍是他们同母异父的大姐,成年后当上村长,以后小儿子次仁多吉接了姐姐的班,当上村长。
(二)
与“亚龙娃”家族的友谊源于41年前。
1980年3月,我作为西藏日报的记者和新华社西藏分社马竞秋、才龙及本报阿多一行四人去藏东采访。从拉萨到八一镇408公里,乘老式客车要花两天时间,中途工布江达过夜。一路上,米拉山大雪封路,滞留半天;色季拉山遭遇雪崩,一车人下来徒步;波密县各区采访,走村串户,安步当车;出倾多深沟,搭乘农民的手扶拖拉机;然乌兵站小住,搭上了成都军区青藏兵站部的运输车队,随之浩浩荡荡地爬越了达姆拉雪山。山这边,是荒漠、雪山;山那边,已然一派新绿。察隅,号称西藏江南,在竹瓦根采访数日后继续南下,连绵的阴雨,将我们滞留在只有8户人家的慈巴村。
慈巴村,地处喜马拉雅东南隅峡谷森林, 冈日嘎布河从雪山奔流而下,似冲锋的号角。我们直奔村长家(当时叫生产队长),大姐原名才旺卓玛,后来给自己改名叫红珍。听说拉萨来了记者,她风风火火地从田里赶回来,进门就是打酥油茶、杀鸡、摘菜、烧饭,一小时后,满屋飘香。
红珍长我一岁,笑盈盈的圆脸盘,会说话的大眼睛,宽厚结实的身板儿,干脆爽朗,招人喜欢。虽然没有上过学,但领悟力强,为人做事深得民心,当过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党支部委员、生产队长。我们走后农村改制,依然被选为村长。
慈巴地处原始森林,小木屋星罗棋布。红珍家堂屋有20多平方米,朝南一面连着晒台,可从三面眺望察隅沟谷的近树远山。红珍的丈夫徐郭是区里的干部,平常很少回家,她取出压箱底的新被褥,把闺房让给了我,和父母孩子挤住在堂屋靠墙的卡垫上。堂屋中央是火塘和灶台,一家人倾其所有接待我们。红珍通常是天亮前下地干活,阿妈在家照顾3岁的珍华和1岁的红梅,两个大点儿的孩子跟着爸爸在区里上学,家里做饭的事总是阿爸帮衬,我们和家人一起围着火塘就餐,饭后接着访谈话聊,待松树明子烧成灰烬就各自歇息。
木楼的下层,是动物家园。猪夫妇和鸡家族和睦相处,两头黄牛和一匹马一旁歇息。夜深的时候,能从山涧轰隆中辨出马语猪哼鸡鸣,大自然的音响使村庄愈发显得静谧。在慈巴的那几天,一家人招待我们好吃好喝,是出门以来睡得最香甜的日子。
(三)
察隅毗邻印度、缅甸和我国云南省,史上陆续有周边少数民族迁徙到这里,如独龙、傈僳、纳西、珞巴、门巴、僜巴和怒族,形成了多民族混居的特色。红珍一家就是民族融合的典型,父母和她们四姊妹都是藏族,丈夫徐郭是珞巴族,来自喜马拉雅南部印占区益度密西部落,受西藏和平解放的召唤,他在12岁那年和部落族人翻越雪山来到察隅定居,22岁那年组织上保送他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勤恳敬业的基层干部。和红珍组建家庭后,孩子们随他选择珞巴族,他的心思大都在工作上,“我们是党的人”,这是他跟孩子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我们那次的采访目标主要是僜巴。
地球上仅有几万僜巴人,他们世代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以西的高山峡谷里,大致方位在丹巴江流域至察隅河流域之间的热带雨林中,大部分僜巴仍居住在印度占领区,察隅县境内只有几千人。那几天,我们以慈巴为轴心,采访了周边的几个僜寨。
那是个雨夜,我们和红珍一家围着火塘谈天说地。随着一串酷似缅傣山地语的喊叫,一个人水淋淋地出现在门口,黑色的斗篷里探出一张瘦削的脸,让人一下看到黑亮的眼睛。大概是走得太急,耳垂上那对喇叭筒状耳环不停地晃动,耳环有鸡蛋那么大,银质的喇叭形状,大口朝前,底座穿扣在耳垂上,因为分量重,耳垂被坠得老长。来人站处,已经淌下一地泥水,身上的水还在顺着筒裙往下滴,地板上的那双赤脚很脏,两只脚相互搅动着……火塘边的“神仙会”被叫停了。
家人都热情地招呼她,红珍和普赤阿妈居然都会僜语。看她没有走的意思,我递过身边的小板凳,她却摆摆手,“扑通”一下坐在地上。这以后,她反客为主,高谈阔论,主基调“僜巴人站起来了”“民族平等”云云。
她开始用僜巴话和阿妈私语,这母女俩都是语言天才,也是交际好手。历史上藏族和僜巴有着很深的隔阂,眼前的融洽场景令人感叹。阿爸听不懂,又不甘寂寞,便找碴逗这位年纪相仿的女人。老汉伸出手向她讨烟抽。她从上衣大襟里掏出一个小袋子装的烤烟。老汉像孩子似的拼命摇头,让她再掏掏口袋。她做了个鬼脸,无可奈何地拿出一个小圆铁盒,里面还真有几支卷烟。老汉得意地取走一根。她呢,挤挤眼睛,假装心疼,表情却是乐开了花。
僜巴妇女大都抽烟,用的是一种长杆子的烟锅,香烟自然是稀罕物。我认出那两支香烟是白天采访时同行记者送给她的,这才悟出白天采访过她。她所在的西热贡村正在“刀耕火种”,火光下刀片闪闪,农具原始落后令人扼腕。红珍担任向导和翻译,她让红珍告诉我们:“我们僜巴过去是不养猪的,现在养了一头,为了给儿子结婚用,也是响应政府号召。过去僜巴全都住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很苦。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下山,我们心里的感激难以用语言表达。”
(四)
33年后的2013年5月,我带一个小组赴藏采访,有机会再入察隅。放下了其他采访,迫不及待赶去慈巴。山水依旧,村庄翻新,道路拓宽。阿爸阿妈已经过世,红珍搬到城镇随女儿生活,大女儿秀英当上了林芝市巴宜区的干部,当年那个走路还不稳的小女儿红梅也成了国家干部,红珍的弟弟次仁多吉在守着这个家。儿子国庆中学毕业后返乡务农,传承祖业。
与次仁多吉的见面颇具仪式感,30多年过去,彼此都很激动,他家一直保留着我们当年的合影照片。那年我们去的时候,他是村里的会计,为了给我们腾房子,吃住在小伙伴的家里。临走那天,我们按照驻村常规,租用了村里的四匹马。从慈巴村返回下察隅镇有60多华里山路,大约是一天的马路行程。村里派一个牵马人随去,以便牵回马匹,这份差事有个好听的名字——回马人。雨中骑马走山路的艰难险阻几句话难以说尽,次仁多吉倾尽全力保驾护航,抵达下察隅镇天色已暗,实在太累了,在区委食堂凑合吃了两口就睡了。这是出门后几个人头一回没开“神仙会”。那天夜里,身上没有一处安生,似有千万条小虫在爬,浑身又酸又痒又疼,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爬起来第一件事是去感谢多吉。出门发现马不见了,心头一紧,企望多吉只是去草地上放马。走进屋,床铺整整齐齐,心彻底凉了,原来天没亮他就赶着马走了。不需要客套与酬谢,这就是察隅人。
次仁多吉后来担任过村长、村支部书记,副区长,还兼任村里的电工。在一次抢修电路中,两只手因漏电被烧伤,留下永久的残疾。
我这才想起追问,那一年我们在他家住了5天,有没有把他们家吃穷?他回复说我们留下的现金粮票足够,这令我对同行肃然起敬,也隐约忆起西藏日报社对下乡采访的有关规定。
次仁多吉给了红梅的电话,由红梅安排与红珍相会的时间。返回八一镇的那个傍晚,当红珍出现在楼梯口的时候,泪水瞬间打湿了我的脸颊,一切尽在不言中。
(五)
那次见面后,我和红珍一家建立了微信联系,当年那个蹒跚学步的1岁小姑娘红梅是联络员。我们之间的话题很多,西藏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可以说无论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有如此的地覆天翻,红珍一家尤其令我慨叹,从中可洞悉西藏人口素质的巨变。
红梅告诉我,1985年国家开始对西藏实行教育援助,对口支援西藏的省市都开办了西藏班。他们家族的很多小孩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其他省市的西藏班。大姐秀英和姐夫1986年考入江西南昌的西藏班,她自己是1992年考入河北石家庄西藏班,表弟1996年考上北京西藏中学,表妹1998年考上重庆西藏班,大姐的女儿2005年考上广东西藏班。红梅和姐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先读中专就业养家,以后分别上了北京大学和西藏大学的函授,舅舅的两个女儿一个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一个毕业于西藏财经大学;小姨的两个儿子,一个毕业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一个毕业于西藏民族学院。他们中既有公务员、教师、医生,也有企业高管,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中坚力量,他们家就是国家实行教育援藏的直接受益者。
我问红梅,在其他省市西藏班读书与在家乡上学有什么不一样,她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开阔了眼界,知道了走出去就能看得更远,就更有力量主宰自己的命运。
大姐秀英的女儿达瓦玉珍应该算是“亚龙娃”家族的第四代,是23期西藏班学员,上海海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正赶上贯彻落实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鼓励和引导西藏高校毕业生到区外就业,这是为加快西藏人才发展采取的一项智力援藏的新政策,达瓦玉珍抓住了这个机会,2019年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人社厅与江苏省人社厅联合组织的区外就业专项考试,经过考试被南京农垦集团党群人事部录取为科员,视频中的她已经完全融入那个新的集体之中。
从喜马拉雅山脚的“亚龙娃”,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村干部,再到走出大山的国家干部,直到长江边上的国企新秀,一个家族四代女性跨越式的变迁,正是一个大时代背景下西藏妇女发展的缩影和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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