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辩 ——《山海经》研究序一

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流传着一个说法，说是大理有个“三月街”，是一个人和鬼共同赶集的街子，街上卖东西的人总要在面前放一碗水，买东西的人把钱丢到碗里，钱变成纸灰浮起来，说明买主是鬼，反之买主就是人了。故事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没有再进一步说明人鬼鉴别以后，如果买主是鬼，买主、卖主都是什么反应，这桩交易还成不成立？多年后，我到了大理，也到过三月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早已不对卖主面前那碗水以及水面上浮着的纸灰持有任何核实的愿望了，但正是这个人鬼鉴别的方法使“大理”、“三月街”等概念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翻来覆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读中专的时候，老师带我们到石林去搞地质实习，我看到举小旗子的导游指着前面水中矗立的石头在给游客们讲述阿诗玛和阿黑哥的故事，说这石头就是阿诗玛，一群成年人围着导游听得津津有味。其实这些游客心中，导游言语的虚与实他们何尝不是心如明镜。

如果把《山海经》著述方式与上面两个例子相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说明《山海经》著书（述）者已非常重视信息（知识）传递（传承）中的组织与加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化”。《山海经》的“艺术化”处理痕迹是很明显的，姑且不说《海经》中众多匪夷所思的人物形象，就是以写实记录为主的《山经》也包含了大量极度抽象了的形象。如《西次三经.天山》一节介绍了一种“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而目，是识歌舞”的怪物，而且经文也解释说这个怪物“实为帝江也”。根据袁珂等前人注释，帝江即帝鸿，指黄帝。至于黄帝为何被抽象成这么一个怪模样，袁珂先生作了较为合理的注解：黄帝在“五方帝”中为中央之帝，中央之帝为浑沌，因此被抽象成这个形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又《中次六经.平逢山》一节介绍了一个“状如人而二首”、名为“骄虫”的神，经文同样作了解释“实为蜂蜜之庐”，郭璞注之为“群蜂之所舍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蜂巢，古人为何把蜂巢抽象为长着两个头的人物形象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它被作为此山之神，说明此处盛产蜂蜜或蜂类较为集中；又如《西次三经.钟山》一节引入了钟山（之神烛龙）之子鼓的神话故事对大鹗、鵕鸟这两种可能活动于钟山一带的鸟作了诠释，《北次三经.发鸠山》一节引入了炎帝之女女娃游东海溺亡之事对精卫这种鸟作了诠释，如此种种、虚虚实实，说它是学习认知的润滑剂也好、激发思考的催化剂也罢，都是知识传递、认知和传承所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化”手段，至于是用地理之“实”来修饰神话之“神”，还是用神话之“神”来修饰地理之 “实”，就得看作者的初衷了，甚或连作者也未曾产生过界定本书知识类别的初衷，众多歧义皆因后人刻意划分、厚此薄彼而起。

读《山海经》（主要是海经），处处感受到一种即时场景、行为画面写实的叙述风格，如女祭、女戚“居两水间，戚操鱼䱇，祭操俎。”；女丑之尸“十日炙杀之。……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其上，女丑居山之上。”；欧丝之野“一女子跪据树欧丝。”；聂耳国（人），使两文虎“两手聂其耳，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奇物，两虎在其东。”；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胷、首、齿皆断异处。”；盈民之国“有人方食木叶”；蜮民之国“有人方扞弓射黄蛇，名曰蜮人”；张宏之国“有人名曰张宏，在海上捕鱼。”如此一事、一国（地）一画面，各种场景和人物的即时动作被固化在字里行间，呼之欲出，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故此，《山海经》研究固有图、文之说，有“就图撰文”的观点，也有“图文一体”的观点，前者认为《山海经》是对照着古图撰写而成的，后来所对照的图亡佚了，所撰写的书得以流传下来；后者认为《山海经》本就是古图的文字注记、注解部分，被抄录成书，后来古图亡佚了，文字部分因被另行抄录而得以存留下来。现在更有人大胆推测《山海经》是史前文明的儿童知识读本，很多物类形象已被卡通化、拟人化和抽象化，后人得之而照图成文，便成了我们现在所见经文中各种似是而非的形象，此说虽然荒诞，但与“因图成文”的观点相近，对《山海经》中各种形象描述也不失为一种解释。

《山海经》有图，或者说《山海经》本身就是一幅图或一部图册，考虑到古时绘图的介质和规制问题，《山海经》很可能是对一系列编目结构严谨的图卷的描述，因此后人要根据经文内容绘制一物、一事、一地的图景并不困难，小到一个人物的表情与动作、一个事件场景，大到一座山及其周边环境，甚至进行一系列山系结构的描绘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将这些繁杂的图形画面有机组合在一起还原一幅整体的山海图景就困难了，就《海经》而言大量的“一曰”为这种组合提供了无数的或然性，仅一个“海”字的解读就成了系统理解《海经》世界的分歧所在，《海经》中的“海”是真实的一片海还是一个区域界限？《山经》方面，《山海经》按东、南、西、北、中的“五脏”规制定义了总体空间结构，但在各“脏”之中每条山系间的位置关系经文并未提供任何有用信息，加之山水的异体同名、同体异名、古今异名、山间距离的度量衡等因素难定，就连历代地理实证派对五臧山经的总体地理空间分布、甚至整个地理空间的尺度都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山海经》古图已亡佚，后世研究者虽补绘颇丰，多专注于《海经》一事、一地及相关物类形象的描绘，至于《海经》中大量提及的邦国、部族、人文遗迹在整个地理空间的分布，以及海经地理的整体格局和特征，则鲜见有人着墨；《山经》方面，多走入借今释古的“实证”之途，以今人之所见、所知、所思度经文正缪，难免受研究者阅地之多寡、学识之鸿乏、术业之精偏所限，陷入“盲人摸象”之境：言其为墙者、言其为柱者、言其为蛇者不一而足。“实证”是地理研究的必要手段，然而《山海经》地理之“实”不仅仅是一个大地纹理之实，还有一个成图、成文、成书和传承过程之实，这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山海经》，仅就一个大地纹理之实，实证研究就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古今大地面貌是否产生过大的变迁？即古人眼中之“实”与今人眼中之“实”是否必无二致？

根据《竹书纪年》所载: “（桀帝）三十年，瞿山崩。” [夏纪.帝癸（桀）];“（纣帝）四十三年春，大阅。峣山崩。”[商纪.帝辛（受、纣）] ;“（幽王）二年（辛酉，晋文侯元年），泾、渭、洛竭，岐山崩。”（周纪.幽王），山为什么会崩？崩成什么样子？史书没有详细记录，也许加记（保留）这些记录主要还是为了烘托主政君主之无道，即所谓“天怒人怨”，有道君主当政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情况？却也未必。岐山，在《山经》中有三处记录，中山经两处，东山经一处，是哪一处崩塌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山体崩塌之后，面貌环境必大为改观，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实证”的基准。

首先必须肯定，《山海经》是一部地理书，因为她是按地理空间结构来组织和描绘信息的，《山经》按东、南、西、北、中来定义总体地理空间格局；《海经》按海内、海外、大荒来定义总体地理空间格局。在《山经》中，除南次二山之首柜山提到的“西临流黄”中的“流黄”被释为《海经》中的“流黄酆氏”外，未再提到任何一个邦国或氏族所在，而“西临流黄”释为“（柜山）西面是流黄酆氏国”是否符合原文本意尚难确定，可见《山经》组织的是自然地理信息，《海经》组织的是人文地理信息，这个界限综合全书主体内容来看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抛开《山海经》讨论中内容的所谓“真实性”不谈，仅就形式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山海经》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地理信息系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GIS”。

要根据《山海经》记录的内容绘制一幅完整的地理图卷，系统还原古人眼中的自然人文世界，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山经》和《海经》的地理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按常规理解，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不可能毫无关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用极其朴素的语言阐明了二者的紧密关系，但《山海经》的《山经》、《海经》却不是这样。

首先，《山经》和《海经》有各自不同的地域形象特征，《山经》有自己独特的“五脏”规制，从外流河流来判断，这个“五脏”之外四面环海，是一个“四海”合围的地域空间结构；《海经》具有海内、海外、大荒的总体格局，在此基础上又按“东西南北”形成各自的次级参照系，总体是一个“四海合围、外有大荒”的空间格局。

其次，《山经》和《海经》在地域尺度上不具有一致性的合理对应关系，从二者的地域格局特征比照，似乎《山经》阐述的是四海之内的山系结构，而《海经》则记述了包括海内、海外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的人文历史，即《山经》无非是《海经》海内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写；但从《山经》与《海经》同时提到的“昆仑”、“不周”、“河水”、“赤水”等部分专有名词及部分人文、神话传说相互影射、互有照应的关系来看，全书似乎又具有“山经”地理上发生 “海事”的主旨特征，即在《山经》系统所描述的广袤大地上曾经发生、出现过《海经》所述诸事、诸物、诸人，这样《海经》又成了《山经》的人文特写。

其三，《山经》的地理格局清晰而明确，《海经》的人文分布模糊而含混。五臧山经内容严格按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分区域组织，各区域中组成各山系的山体方位关系明确、山间距离度量数据详实，虽然存在部分同名山水，但综合区域、山系的框架来判断并不会出现大的歧义，在不同区域中作为受纳水体出现的少数同名河流，很可能就是跨区域的主干河流，这用现实世界的地理结构来理解也是说得过去的。《海经》虽然也有海内、海外、大荒的总体格局，但在内容组织上错杂、互窜的特征非常明显，人文主体分布关系歧义较多、分布区域繁复难断，如昆仑虚、昆仑丘、众帝之台在海内、海外、大荒均言其所在 ；颛顼、帝俊、舜等帝王时处海内、时居大荒，海内北经言“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大荒南经又言“有渊四方，四隅皆达……舜之所浴也。” 此舜帝时在海内娶妻生子，忽又漂洋过海到大荒中沐浴了；大荒北经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大荒南经言“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穷焉。” 河流也可穿越大海达于大荒了，此有悖常理。尽管《海经》开篇每每以“海内西南陬以北者”、 “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等地域界定语尽力营造一种地理空间结构的氛围，但细品其内容，很难让人感受到这种地理空间结构的存在，更别说如何将其与结构明确的《山经》地域相对应了。

自然地理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人文地理则相对活跃，不同时代的人文格局差距是很大的，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同一个舞台，上映不同的故事。如果把《山经》看成一个舞台，把《海经》看成舞台上映的剧目，对《山经》中极少提及邦国、氏族的情况似乎就有点明白了：《山经》只想介绍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世界。而《海经》既是一系列的剧目，必与编剧者的立场与时代背景、所反映的剧情密切相关，甚至对舞台布景作一些改造调整也在常理之中了，从海内经和大荒经记忆片段式的叙述风格来看，它更像在表达一种时间格局上距离感。

细品《山海经》的两大主体内容——山经和海经，山经记录自然地理信息，海经记录人文地理信息，除记录信息的类型截然不同外，还有一些不同特点：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行文组织体系；二是行文风格、叙述口吻迥异；三是所描述的空间形象大相径庭。这些特点反映出它们的成书可能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创作群体、不同的创作目的和流传方式，只是在某种机缘巧合的条件下被汇编在一起。对此清代《山海经》研究名家郝懿行就提出过质疑，他列举了历代文献对《山海经》篇目记述的差异，认为今本《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海内经》共五篇均不在古本《山海经》中，“古本此五篇皆在外，与经别行，为释经之外篇。”至于西汉刘秀校编所用的三十二篇《山海经》蓝本，郝也难究其源。而当代《山海经》研究大家袁珂虽然也赞同郝懿行《大荒经》以下五篇“与经别行”的观点，但并不同意郝该五篇为“释经之外篇”的判断，他认为该五篇“成书当不在《山经》、《海外、内》各经之后。以未经整理，故文多凌杂无统纪。然乃见其古朴。”事实上，从内容来判断，说海外四经和大荒经有很多内容重合是存在的，但要说大荒经是用来释海外四经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大荒经的很多内容是海外四经所不曾提到过的，从重合部分的详略对比也看不出什么“释”的迹象；海内四经与《海内经》更不别说，它们极少出现重合的描述对象和事件，且海内四经出现“吴”、“大楚”、“燕”等战国名称，相较而言，《海内经》更显古朴。

综上所述，不仅《山海经》的《山经》和《海经》可能出于不同的创作群体，并有着各自不同的成书背景和流传过程，就是《海经》本身所含各篇也有可能诞生于不同时代，并各自有着较长的传承过程，最终才被汇编在一起。而山海合璧的初衷可能也仅仅是出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交往的便利性考虑，这种源于生存与发展需要而组织并传承下来的知识和信息，却无意间形成了现代地理信息系统的雏形。它们之间内容的联系与区别，就好比中国的澜沧江流到缅甸被称为湄公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叫中华民国一样，这在我们今天的地理、历史认知背景下是再正常不过的知识信息了，但数千年后，如果这些当下的地理、历史知识背景变得非常模糊了，再孤立地来看澜沧江和湄公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否也会像现在我们读《山海经》一样晦涩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