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只有大姐，没有小妹。
会生孩儿先生女
多子女时代，天津有句老话，会生孩儿先生女。可见在天津人心里女儿的重要。
农村人则不同，他们的生育观念，是要先生儿子。长子对于农耕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男孩儿长到五六岁，就要下地干活，春耕踩田埂，冬天拉个小“辊子”压压麦苗。
城市里没有男孩儿干的活，男孩儿只会淘气，女孩儿则不同了，女孩儿可以帮助妈妈收拾房子，有了弟弟，女孩儿就是保姆，妈妈忙家务活，弟弟就交由姐姐带了。能跟弟弟一起玩，哄着弟弟不哭的就是好姐姐；当然妈妈也赋予了特权，弟弟如不听话，可以打一巴掌。妈妈还嘱咐弟弟，要听姐姐话。
这就能看出女性在天津人生活中的位置了，所以也造就了天津女性的自尊。天津人称女孩儿为大姐，就是在还不到姐姐的年龄，称妹妹，也要称大妹子。天津不兴称小妹，家里父母溺爱小女儿，可以唤小妹，到了公共场合，不兴称小妹，要称大妹子。过去在工厂劳动，常常听见女工呼唤：“大妹子，把什么东西拿过来。”亲切而又得体。男性师傅唤徒弟，熟了，也可以唤大妹子，但绝对不许唤小妹，唤小妹，人家要生气，那是很尴尬的事情。
天津女性不欣赏“小”字，如今动不动就称“小姐”，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女性可以称姐，但一定要称大姐。走在路上，对面过来一位姑娘，迎上去，大姐问您一下路。换成小姐，现在行，过去说你不怀好意，拿白眼珠子夹你，活该。
旧日走街串巷做生意，看见有女性出来买菜，一律称大姑：“大姑，您要点嘛?”明明看上去只有十几岁，也是大姑。女性之间玩笑，“我的大姑奶奶”，表示这位女子不好侍候，要是说“我的小姑奶奶”，就略有微词了。
天津，平民城市，家庭格局，老爹老妈，在家养老，吃闲饭，什么事也不管。老爹只要每天晚上有壶酒，老妈只要有件老棉袄，就是享福。男人出去挣钱养家，女人料理家务，大闺女是妈妈的帮手。男孩儿，混球一个，大街上跑，跑饿了，回家啃块饽饽。
女儿渐渐长大，权力积累，介入的事情越来越多，下面弟弟妹妹，都听大姐支使；穿衣吃饭也是大姐安排，家境不好，吃饭有定量，大姐负责分份儿，谁也不许争执。家境富裕的人家，大姐安排一切，给母亲做参谋，所以，一家之中，大姐是最不能得罪的关键人物。
不光是管着弟弟妹妹，大闺女还有权力参与家政。小说《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北京人，有权利数落老爹，敢和老爹翻脸，敢拍桌子：“你做的那些好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吓得老爹不敢吭声。天津大姐，没有虎妞的气势，斯斯文文，也有发言权。老爹在外面有了什么不良行为，老伴儿不能说，老伴儿说，老爹敢犯混，由大闺女说，老爹不敢“翻呲”。
农业人口，重男轻女，城市家庭，女权主义。有钱人家，女儿尊贵，自视身价千金，娇生惯养；平民家庭，大姐当家。做生意开夫妻店，父母在外经营生意，家里交给大闺女料理，保证头头是道，没出嫁就学习当家。双职工时代，父母上班，大姐下学，烧饭烧菜，虽未必可口，至少进门吃饭，并且于家务劳动中培养了自信，结婚后也一言九鼎。在天津，“气管炎”之所以是顽症，此中颇有道理。
平民家庭，女孩儿的社会接触是从买油买醋开始的，双职工家庭，女孩儿放学回来，发现家里没有油了，立即找出油票，算好钱，跑到副食店去买油，路上如果看见卖葱的，比店里便宜，还可以买捆葱回来，而且要挑好的，葱白壮的。点点滴滴，练就了一身本事，结婚成家，婆母面前，一把好手，再加上自己有工作、有收入，婆婆早就撂一边儿去了。
自幼接触社会，遇事不怵，多高的衙门口，也敢进，拿得起，放得下，舍得脸。改革开放初期，滨江道摆摊，女店主吆喝，比男店主嗓门大；男店主个个坐在摊前，姜太公钓钱，愿者上钩。女店主，大嗓门喊叫：“出口转内销啦!”生意绝对火。不相信，就是现在你去逛滨江道，满街还是就只听见女人吆喝，男人都坐在摊前打焉儿。听着那个痛快呀，十足的天津气派。
摘自《其实你不懂天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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