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大屠杀！天津城内积尸数里，海河中漂浮的死尸阻塞河流

1900年7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天津城一片火海，八国联军以他们的洋枪洋炮打败了义和团兄弟们的浴血抵抗，攻占了天津城。

庚子国难，天津人最先遭到八国强盗的烧杀劫掠。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终于崩溃在20世纪开始的日子里，而饱受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也才终于醒悟到：必自强自立，才会有中华民族的未来。

1894年甲午战争，清王朝以失败告终，号称强大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终于醒悟到清王朝已经行将就木，曾经给人们带来过一线强国希望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天津沦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从1894年开始，原来已经在天津开设租界地的各个帝国主义者国家纷纷扩大租界，没有多少时间，半个天津城，都成了帝国主义者的天下了。

租界地驻有外国军队，租借国更各自建立了政权机构，享有治外法权。天津城有八国租界，就有八国的权力机构，行使着八国的法律，驻扎着八国的军队，虎口之下，天津城已经被瓜分得支离破碎了。

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和野心勃勃的近邻日本，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中国的出路，1900年的天津，就是这次寻求救国之路的中心。当时，正在天津编辑出版《国闻报》的严复，就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是强国之路。严复提出的“变法”之议，包括提倡西学，废除八股，等等等等。严复更把变法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王朝和封建统治，他勇敢地指出：“老子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面对封建王朝反动势力，严复敢于将历代封建皇帝比作是“最能欺夺者”的窃国大盗，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已经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发出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历史轰鸣。

定居天津的严复，仅仅是第一代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其实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有大批青年学子走出国门，去日本、西方寻找强国之路。清王朝担心出洋留学的青年学子们离经叛道，派出钦差大臣做监督。这些留洋的学生们见到钦差大臣之后，并不肯行跪拜之礼，于是钦差大臣立即向朝廷报告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又报告说，这些学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能成材，既成亦不能为中国所用”。意思是这些孩子大逆不道，全盘西化，已经不能为朝廷“所用”了。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知识分子的觉醒虽然未必会给清王朝造成什么威胁，但清王朝在知识分子的觉醒面前已如惊弓之鸟，他们不得不采取手段镇压。在天津，就有人密奏朝廷要对严复和他主编的《国闻报》严加查禁，而对于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朝廷早就有密令，凡有不服管教者，一律格杀勿论，于是许多留学归来的学生，才一登岸，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秘密谋杀了。

就是在知识分子已经觉醒、“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十字路口，突然从社会的最底层爆发起了一场巨大风暴，山东义和团势力北上天津，一场轰轰烈烈，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爆发起来，一时之间突然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神拳助，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不堪忍受洋人欺负的善良中国人把一切灾难的原因都归咎于洋人洋教。拳民们宣言：“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打灭洋人世界新。”义和团势力很快发展起来，成了一种代替朝廷官府的民间力量。

说到“鬼子闹中原”，天津人最有深切体会。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后，帝国主义者发现要想从根本上瓜分中国，必须从精神上征服中华民族，于是全世界向中国发动了一场强大的宗教攻势。但是，强迫人民信奉一种不属于自己民族的宗教，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许多奉命到中国传教的教士们，都在不肯皈依的中国人民面前束手无策。此时，一个在天津传教失败的传教士向他的上级报告说：“这座城市（天津）的教徒为数不多，尚有成千上万的人予以归化。要想打动这里民众的铁石心肠，非有一个会行奇迹的人不可。”

未过多少时间，一些“会行奇迹的人”被派到天津来了。这些“会行奇迹的人”一到天津，就旗开得胜，很快发展了一大批天津人成了洋教的信徒，洋教很快就成了一种巨大势力，而教民也成了天津卫一种特殊的社会成员。

这些“会行奇迹的人”是怎样“归化”天津人的呢？非常简单，他们首先发展了一大批社会渣滓信奉洋教，这些人平日做恶乡里，天津人说他们是“吃白食，听蹭戏，打便宜人”的市井无赖，把这样的一些人吸引到洋教里来，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教民因为有洋教做后盾，横行乡里，称王称霸。话剧《茶馆》里那位吃茶不付账的教民，就是典型的披着教民外衣的市井无赖。天津的无赖教民，远要比北京的无赖教民还要混不讲理，他们强占地界，打人骂人，白吃白拿，老老实实的天津人看着他们作恶，却敢怒不敢言，就连官府也怕着他们三分，因为一旦引起纠纷，教堂立即就要出面保护他们的信徒，你说他教徒吃饭不付钱，他说你干涉他信教自由，闹到朝廷去，还要处罚中国人。因此教民愈为猖狂，老百姓自然再不敢惹教民了。

信洋教可以得到教堂的保护，横行霸道，一下子天津人信教的多了起来，先是无赖们成了教徒，后来许多老老实实的老百姓希望得到保护，也开始信奉洋教；更多的老实人，一不肯信洋教，二不肯受教民的欺压，于是社会矛盾激化，老百姓希望能有一种力量保护他们，把洋人赶出中国，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义和团所以在天津找到了发展壮大的土壤，其心理因素就在这里。一方面是天津老百姓受够了洋人的欺辱，恨透了洋教教民；另一方面是天津人燕赵义民，本来就血气方刚。一直以来朝廷无能，不能保护人民，如今义和团一到，号召人民“扫平洋人，扶持中国，今而后，海内肃清，升平有日”。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忍无可忍的天津人，自然就会支持义和团运动，以天津为基地要和洋人一决雌雄。

到了1900年的5月，天津义和团人数已经发展到四万余人，建立坛口三百余处。天津义和团以红布包头，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持短刀，几十人为一队，常常结队出巡，一路上呼喊“扶清灭洋”的口号，声势煞是壮观。

义和团在天津，有许多正史上的记载，也有许多传说。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英雄历史，不容诋毁，义和团义士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可歌可泣功勋，历史不会忘记。可悲的是，义和团运动没有得到正确引导，却被清王朝利用，因此也做了许多并不值得称道的错事。

二毛子确实可恶，披着教民的外衣，为非作歹，有些罪大恶极的二毛子真是到了该杀的地步。但杀人不可越过法律，就是私刑报复，也要有个限制，不可以见到二毛子就杀。义和团却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有人喊一声：“他是二毛子。”立即人头落地，这样做不仅造成心理恐怖，也使义和团失去了社会同情，到最后，当杀二毛子成了一种游戏，义和团运动开始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塘沽使天津的口岸，那里有洋行，教民也多。塘沽距离天津50公里，路上往来行人不断，义和团在天津通往塘沽的路上设坛口，盘查往来行人有没有二毛子。义和团盘查二毛子的方式也很奇特，他们拦住行人，让行人跪在他们设的佛案下，给行人一只黄封筒，靠迷信的办法来区别。这种黄封筒是祭祀死人的一种迷信品，长方形，里面有空气，祭祀死人时，孝子跪在棺材前面，手捧燃烧的黄封筒，黄封筒燃烧时不时喷出火团，以此表示先人保佑后辈日子兴旺。但有时候赶上阴天，或者封筒潮湿，燃烧时不能喷出火球，孝子就认为是自己不孝，所以得不到先人庇荫。

义和团用点黄封筒的办法辨别二毛子，拦住行人，跪在地上，烧起一只黄封筒，如果黄封筒喷出火球，就认为此人不是二毛子，立即放行；但如果黄封筒直到火灭时也没有喷出火球，就认为此人必是二毛子无疑，不必甄别，格杀勿论。

笔者的先辈是天津有名的买办，曾祖父时任日本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后来我问祖父，义和团杀二毛子怎么没有杀我们呢？祖父莞尔一笑，说了一句“买通了呗”。

自发的“群众”运动，既有光明磊落的一面，也必然会有泥沙俱下的一面。义和团没有严格的组织，并且带有极大的迷信色彩，“扶清灭洋”的口号，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社会理想。义和团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即使实现了扶清灭洋的目的，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义和团弟兄前方和八国联军交战时，每到入夜，天上就飘起一双一双的红灯，据说是红灯女子乘风飘上天空，为义和团弟兄助战。我家老人就看到过夜中的红灯，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是不可能飘上天空的。据老祖父生前对我说，什么红灯照，什么女子升天，其实就是放风筝；微风和煦的夜晚，拳民们将系着两盏红灯笼的风筝放到天上去，以此壮威风，宏大义和团得天助的神话。

还有黑灯照，参加红灯照必须是未婚女子，已婚女子便成立了黑灯照，黑灯照成员身穿黑衣，据说有一身的轻功，纵身跳上簸萁，双足蹬着簸萁边儿，跑步如飞。如此有什么意义呢，据说可以退洋兵。后来，洋兵已经攻入天津，黑灯照女子便于前方交战之时，置一大盆，放满一盆黑豆，黑灯照女子手持木棒在盆中搅动。有什么作用呢？据说也可以灭洋人。

义和团控制天津时，杀二毛子，火烧教堂，才重新建起的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一把大火烧光。天津义和团还捣毁了向洋人屈膝的天津府，砸毁了天津县衙门和天津海关，打开监狱大门，放出各类罪犯，包围总督府，冲入租界地，一时间，天津陷入一片混乱。

面对义和团的反抗行为，各国驻北京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集合各国驻扎在天津的军队，由英国舰队司令西摩尔率领，向北京进发，由此，成立了臭名昭著的八国联军。

1900年6月15日，八国联军的后援部队开始在大沽口登陆，大沽口炮台守军顽强抵抗，但最终只能退出炮台，守军将领也因战败自杀。八国联军攻入大沽口后，抓住附近逃难的平民，让他们排成长队，用炮轰击，并在附近乡村放火大烧三天，大沽口一带成为一片焦土。

随后，八国联军分乘十几列火车开往天津，天津义和团开始了天津保卫战，在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地和八国联军展开了正面战斗，许多义和团首领和义和团勇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在这场战争中，一方面是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另一方面是义和团弟兄的视死如归，就连八国联军的侵略者们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的勇敢无畏。一个参与侵占天津的亲历者后来写道：“义和团面对着来复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他们在训练场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敢来补足了，中国人并不像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弱，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1900年7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在城内鼓楼上架起大炮，向城内稠密的市民“连放排炮，每一排必倒毙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其弹于人丛中冲出城门外，死者益众”。没有多少时间，“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海河中漂浮的死尸阻塞着河流。”

没有人统计过1900年庚子之乱，到底有多少天津人死在帝国主义枪炮之下，更没有人统计过八国联军一场劫掠，又使天津蒙受了多大的损失。笔者幼年之时，每当听到那些亲历过庚子之乱的天津人说起当年的灾难，只见他们依然谈虎色变，目光中还残留着惊恐和伤痛。

1900年，在两个世界交替、两种力量交锋的关键时刻，历史作出了无情的裁决：真理和正义因统治者的腐败丧失了自卫能力，野蛮和劫掠借助着无敌的洋枪洋炮却战无不胜。不管人类的良知如何抗拒这一现实，一种新的秩序终于在世界建立起来。而未来的新世纪，也必是一个任由枪炮制造血腥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1900年延续了2000年的封建体制已经崩溃，而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积淀下来的中华文化，也显出了她的虚弱，在强大的物质力量面前，“文化”遭到遗弃。

天津被八国联军占领的第二天，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成立了殖民主义的政权机构——天津都统衙门。都统衙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义和团拳民，没有几天时间，天津街头到处悬挂着义和团弟兄的头颅，原来义和团活跃的地方，几乎被烧杀成了一片废墟。随后都统衙门又下令将已经被八国联军炮轰得残缺不堪的天津城墙强行拆毁，天津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从此，天津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殖民城市，八国联军成员国在占领天津之后，纷纷扩大他们在天津的租界地，英租界由原来的460亩扩大到2466亩。

中国向何处去？亲历过庚子之难的善良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甲午海战已经使中国知识分子破灭了对于清王朝的最后信赖，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大屠杀，更使知识分子陷入绝望之中，张伯苓曾亲眼目睹甲午海战结束，清政府派员“接受”战舰，三日之内竟然三度易帜，由日本、而中国、再英国，由是慨然喟叹：“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最早觉醒的年轻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唯有自强才是中国的出路。

列强瓜分天津，帝国主义开始进入资本输出的新时期。自1900年开始，世界各国的金融资本向天津侵入，无需多少时间，天津就成了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随着外国侨民的增多，西方文明也开始侵入中国，天津成了一个西方文化向东方侵入的桥头堡。

旧制度已经崩溃，改良主义的乌托邦没有前途，现代工业革命征服世界的野心，绝不会因人民的善良意愿而有丝毫的节制。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终于清醒的认识到，真理总是和实力相互依存的，要想获得选择真理和发展实力的可能，就必须首先挣脱封建体制的枷锁，废除帝制，一个强大的社会思潮已经在社会深层涌动，中国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历史于大劫难之后为中国选择了光明。

摘自《其实你不懂天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