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太小看中国工人了！

经常和媒体人、院校老师们在微信群聊聊天。我发现我们的知识分子（这里指的是主要是媒体人、人文学科或关注人文社会的高等学府教师）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是真诚的，然而他们对“弱势群体”的了解太有限。

书本上简单勾勒几句，就成了“工人阶级”的画像，变成了政治符号。出发点虽好，结果却南辕北辙。

01

包身工不认同《包身工》

我出生在上海，在工人新村度过了我的成长期，父辈大都是国营企业的工人，是纯正的工人子弟。第一次发现书本上的白纸黑字不那么可靠，还要从我家最年长的工人阶级说起。

我家老外婆是苏北来沪务工的纺织工人，夏衍名作《包身工》写的就是她那代人。老外婆不识字，性格暴躁，身体强健，一口苏北话中气十足，典型的“苏北老太”。

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得了直肠癌，开了大刀，却活到了近九十岁高龄，期间还参加了给她开刀的医生的葬礼，回来感慨“好人不长命”。我从小就没看到她得过什么病，连感冒都很稀有，以至于怀疑她就是传说中的不死之身。

我和老外婆交流不多，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学校里教了课文《包身工》，我出于好奇回来印证。搬了个小板凳把课文念给她听，她一边听一边笑。我问她当年是不是书上写的那个样子，她说打骂什么都是有的，吃得肯定也不算好，但是吃不饱是不行的，“不让我吃饱，打了也干不动啊”。以我老外婆惊人的饭量，我倒是有点同情老板了。

老外婆开启了回忆杀模式，继续说“说工头从乡下骗到上海来，别人不知道，我们肯定不是的。我们当年来就是想为自己赚点嫁妆，要回去的。后来打仗了，回不去了，也没办法。”

她又说，“那个瘦得和芦柴棒一样的，工头还逼着上工，也不可能的。病那样了，早就送回去了。要是死在上海，工头怎么回乡下招工呢？要是死人的家里人多的，工头回去要被打死了。”这也可以想象，老外婆在乡下的亲戚就很多。

老外婆是幸运的，如果不是留在了上海，成了国营企业的工人，她那场癌症多半会要了她的命。这也是她经常念叨的，但是她也很惋惜攒下的积蓄，据说是一把金戒指。原来准备回乡买地过清闲日子的，后来也就没了。最后留了两三个，做工很粗糙，却挺有分量的，在她去世后分给了子女。

老外婆还有一个故事，是听舅舅说的。说是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她作为老工人代表被要求发言，一开始还说得挺好，后来说着说着就抱怨这个那个的，旁边的人赶紧拦住。所幸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她就是个不识字的苏北老太，对政治之类的一窍不通，没人在意。

我曾经想，如果夏衍和我老外婆坐在一起话当年，也许两人会吵起来，以我老外婆又暴又倔的脾气，夏衍一定不是她的对手。我就没见到过她吵架输给谁，可惜的是我没有见过她在工厂里的英姿勃勃。

02

父亲不怀旧

我的老外婆一辈子也没有真正融入过上海，苏北话始终如一，时不时还会怀念一下早年的梦想——在家乡买地，过过清闲的日子。

家里真正的工人阶级是我的父亲。祖父因病早逝后，祖母没有什么谋生能力，父亲是长子，初二辍学去工厂上班养家了。老爷子是电工出身，技术很精湛，很早就被评为技师，工作很顺利。他从来没有对工厂有过抱怨，但是也并不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岁月静好”。

晚年他加入了公园老人的行列，但是对满腹牢骚的“公园时评家”们很是不屑，“买啥都要排队、要凭票，还要送香烟，有什么好。”如果一定说对时局的不满，可能就是贪污腐败了。但是，他也不觉得当年就是什么纯洁的时光，因为“要送香烟的”。如果折算成现金，当年的香烟可不是小数字。

知识分子们心心念念担心工人们在市场经济中吃亏，父亲肯定是没有的。他是一个谦和朴实的人，但是他对手艺很有自信。一辈子没有对谁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不管是厂里的领导，还是后来请他去工作的大小老板。别人对他也是客客气气的，确实如父亲自信的那样，手艺保证了他体面的生活。

教科书把出卖“劳动力”描绘得何其卑微，至少我在手艺自信的父亲身上从未看到过。

03

工人从未离开过市场

市场其实对父亲而言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所谓计划经济时代，在工人群体中交易也是很普遍的。从我记事起，我父亲就经常帮人家修理电器、协助装修等等手艺活儿，回报大都是香烟——那个时代的货币之外硬通货。

父亲并不是所有的回报都会收，邻居中有孤寡老人要帮忙，他总是很热心，而且不计回报。不过，该收的也是收的，一概属于“外快”。我问过他有没有很抠的，他说有的，“太拎不清的，下次就推掉好了”。

后来乡镇企业兴起后，“外快”升级为“私活儿”，回报就变成了现金。“外快”并没有价目表，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行情。父亲的师兄弟圈子经常会谈行情，是各种信息的集散中心。同事尤其是师兄弟关系，是工人们的天然组织，也就是官方不喜欢的“小团体”。虽然“五湖四海、不搞小团体”之类的口号一直到我工作后还时有所闻，但是显然没有什么用处。

师兄弟、老同事们一起聚聚、串串门，怎么管得住呢？赚钱的外快多起来后，师兄弟圈子更加频繁。一来是手头宽裕了，喝个小酒什么的就比较随便。二来，这种聚会对于交换各种外快信息颇为重要，哪些企业开价高，哪些“生活”好接，哪些是“坑子”，需要多交流的。行情越多就越是要“领行情”。没有QQ、微信之前，我们的父辈就已经知道拉群了。

“生活”这个词很有意思，他们从来不说那是“生意”，也不觉得自己在做生意。我父亲一直认为做生意是靠头脑的，做“生活”则是靠手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但他确实不反感“做生意”，他有个徒弟很早就南下广东，从打工到办厂——在我父亲看来，办厂就是做生意了。他对那个徒弟是很赞的，说他很聪明“就是做生意，当工人可惜了”。我打趣父亲说为什么自己不“做生意”，他说“我可不是那块料”还要补刀我“我看你也不是”。我觉得在父亲看来，做生意其实也是一种手艺，只是需要特别的天赋。

04

市场中的强弱无绝对

我没听到过父亲对请他去“做生活”的老板有过多大抱怨。他知道行情，并不可欺，而且他很清楚自己的长短。父亲不善讲价，洽谈的事都是他的搭档也是他另一位徒弟包了，他很信任搭档，长期合作很是默契。

“生活”越来越多，出现了中介机制。“介绍生活”原来是帮忙性质，也开始有了抽成。父亲对中间人抽分子并没有不快，他觉得“帮忙介绍”的人情也是要还的，算钱更清楚。但是抽分子要“上路”——这也是师兄弟们交流的重要信息，这也成了一种“行情”。

很多年后我接触到了经济学，发现自己早就被父亲和他的伙伴们进行了“市场机制启蒙”。博弈、交易信息的重要作用、各种价格因素，他们都应用自如。“接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知识分子们的“友情关注”，是比不上他们天天实战训练的。

纠纷也是免不了的，主要就是因为工作质量的争议。通过中间人调停，一般都能顺利解决。没听说干活儿不给钱之类的恶劣行为，老板们应该是不敢的，这种坏名声传得快，下回找谁？

而且工人也有工人的“套路”，就有“聪明人”很会给“生活”做手脚。诸如给人家排线、安装时留点隐患，用一段后毛病出来了，再去赚第二道。父亲接手过这种“扯烂污”的善后，非常反感。

市场之中，谁强势、谁弱势，并不是靠身份的标签可以区分的。

05

适得其反的“保护”

公权力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参与到这种“接生活”“做生活”的市场交易中，一定要说起作用的话那就是隔一段时间就开始“不许接私活”的劳动纪律教育。

有时候会有一两个“典型”被拉出来处理，无非是扣工资、批评之类的。我父亲从来没有这种倒霉经历，但是他也很不满，抱怨“靠手艺吃饭，管啥闲事。管又管不了，又没啥卵用”。确实没啥用，挡不住“接生活”的热情。

而且，厂里领导其实也不愿意多事，发狠挡人财路，工人跑到办公室“寻相骂”也不是闹着玩的。

以我自己的职业经历，我可以有把握的说，开除一个白领多半要比开除一个扫地阿姨要简单得多。如果是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应该更没什么难度。“邯郸路大学”的一剑封喉VS求仁得仁的事绝少，而工人掀桌子、骂街、堵门算是什么新闻？而且，“操作熟练度”高，反而不至于喋血当场的惨烈。

没有公权力保护的“接生活”，父亲他们也没见得吃亏。让他们吃亏最大、伤透心的，却是公权力加持下的“下岗潮”，他们面对公权力的强制，彻底失去了博弈的能力。

后来我的职业生涯中，来自公权力的“保护”越来越多了。我却觉得劳动者的权益越来越少了。有《劳动保护法》，就要派遣员工制度，诸如此类。让我想起了父亲当你说的“管又管不了，又没啥卵用”。知识分子用在市场中引入公权力的保护方案只会适得其反。

06

结语：过度的善意，是一种冒犯

总而言之，以我个人的观察，工人们的市场生存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力，比起很多知识分子都要高明——他们不“端着”，维护自身利益时没有那么多自我设限。

工人们的市场处境和群体内部的生态是复杂的，用“出卖劳动力”“异化”之类的大词，根本不能体现出真实的情况。知识分子的“同情劳工”，在我看来甚至可以说是善意的冒犯。在知识分子学会在微信拉群之前很多年，我的父辈们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群聊功能”，哪里是知识分子想象的弱鸡。

另一方面，大公无私、团结友爱、平等博爱之类的溢美之词也是出于想象。我从心底里尊敬我的父亲，他的为人有口皆碑，但是，他要是听到别人把他和他的伙伴们夸到那个高度，大概会笑出声的。

财经，我只捞干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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