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宪春：如何看待劳动人口减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和经济增长问题是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有两个观点我特别赞成：

　　第一，消除竞争障碍，允许企业进退。如果保护低效率企业，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应该让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去，让好的企业进得来。

　　第二，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我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仍比较低，这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我觉得有一些统计指标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第一，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经济增速呈回落的走势。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然后不断回落。同时，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9年的6%，平均每年回落约0.5个百分点。这段时间经济增速的回落恰好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经济增速的回落产生多大的影响？

　　第二，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国民储蓄率呈下降的走势。2010年国民储蓄率为51.77%，2019年降到43.86%。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国民储蓄率的下降的影响有多大？

　　第三，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显著下降。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2019年仅增长5.1%。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同时，CPI与PPI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CPI涨幅与PPI涨幅不同，PPI涨幅波动性较大，CPI涨幅波动性较小，但是两者的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PPI涨幅下降的时候CPI涨幅也下降，PPI涨幅上升的时候CPI涨幅也上升，PPI对CPI的传导作用明显。实际上，2012年之前，三个价格指数涨幅具有相同的走势，一是货物进口价格指数，二是PPI，三是CPI。这三个价格指数涨幅波动最明显的是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然后是PPI，最后是CPI，所以那个时候货物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动对PPI、PPI的变动对CPI的传导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但是，2012年之后，不管PPI涨幅怎么波动，CPI涨幅基本上是平稳的。所以2012年以后，PPI对CPI的传导不畅了。CPI与PPI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否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有关？

　　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我想到了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问题，另一个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速的影响问题。先讲第一个问题。目前制造业领域正在大量使用机器人，将来服务业也会大量使用机器人，甚至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员的快递骑手都可能由机器人来替代。那么，将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吗？现在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将来也许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

　　再讲第二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针对计算机的迅速发展，索罗提出了著名的悖论，即所谓的“索罗悖论”。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索罗悖论，到处都能看到数字化技术的迅速发展，但是看不到它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我从国家统计局退休以后一直在研究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监测问题。所研究的内容与上述问题有一定关系。技术进步，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与传统的经济活动是不一样的。例如，有的车主在滴滴出行注册，利用私家车拉活，获得收入；有的房主在小猪短租注册，将自有住房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新的经济活动通过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往往难以获得，容易被遗漏，在GDP里得不到反映。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或者价格低廉的服务。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大量信息，通过手机与朋友交流沟通、听音乐、看戏曲，这些服务往往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由于是免费的或者是价格低廉的，这些服务在GDP中得不到反映，或者得不到充分的反映。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技术进步导致许多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功能不断增强，但价格不断下降。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大哥大值一两万元钱，但是它只有通话的功能。现在的一个智能手机功能强大多了，但是它的价格却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产品的功能大幅度提升，但是价格下降了。从统计理论上讲，一种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功能增强了，所伴随的价格上升不属于价格变动，而是属于物量增长，也就是属于经济增长。但是现在许多产品的质量提升了、功能增强了，价格却在下降，说明纯粹的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两者的价格差额部分应属于经济增长。由于当前的价格指数没有实施产品质量调整，相应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