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 | 书法高等教育要跨出 “象牙塔”

书法高等教育要跨出“象牙塔”

文 | 沈浩

书法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几千年来一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沈括《梦溪笔谈》指出：“书之神韵，虽得于心，然法度必讲资学。”足见书法教育的重要性。当下书法再现热潮，书法高等教育也迎来可贵的发展机遇。然而，伴随各高校竞相开办书法教育专业，规模急剧扩张，却与书法教育的目标和意义发生脱节甚至冲突。纯理论、伪理论以及形而下、低品质的教学方式，使书法高等教育缺乏生机、活力和方向。

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开创于上世纪60年代，时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先生以“为往圣继绝学”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受命于文化部，于1962年创建国内高校第一个高等书法篆刻专业，次年完成招生，由陆维钊先生担任科主任，聘请沙孟海、朱家济、诸乐三、方介堪、刘江、章祖安等先生组成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老一辈艺术家、教育家们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全面的艺术修养，为初创的书法专业明确制定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方向和教学实施方案，时至今日仍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史上最具价值的宝贵经验。

▲ 沙孟海、刘江、章祖安与第一届、第二届部分本科生合影

从初创至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高等书法教育始终是以精英化教育的规模和状态进行着。本世纪初，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和全社会“书法热”的持续升温，高等书法教育在很多高等院校受到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开设书法教育的高等院校共有120余所，涵盖了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各个学历层次，其中不乏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艺术院校和师范类大学。

高等书法教育之热，却掩盖不了种种问题和欠缺。首先，由于学脉和学缘的不同，加上师资的差异，虽然都是以书法的名目招生，但各类高校培养的目标、方向、方法和成果却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其次，师范类院校从培养初、中等教育师资的需求出发，往往偏重从培养写字技能和书写规范的角度开展教学。

另外，综合型大学大都以研究生培养为重心，依靠院校自身文、史、哲的学术结构和生源，培养书法文化的研究人才，而艺术院校则往往凭借院校浓厚的艺术创作氛围，将重点放在创作型人才的培养上。

▲陆维钊与学生朱关田、李文采、金鉴才合影

综而观之，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是高等书法教学和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我们不禁担忧：这种理论与实践处于相对剥离状态的教学和研究，究竟对书法艺术的自身发展有多少推动作用呢？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同程度理论或实践的跛脚，使当前高等书法教育对书法艺术本体发展的推动与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态势难以画上等号。

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同时也引导实践的发展，两者互为作用，相互促进。从学理上讲，当下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方式客观存在也并无不可，埋头于从实践到实践的创作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从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对两者任何一个方面的偏颇，都会使最终的结果打折扣。缺乏实践检验和明确价值取向的理论，多少会显得苍白；缺乏理论和文化修养支撑的实践又会有多少学术深度呢？

对于当前的高等书法教育而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意义尤为突出。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艺术形式，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始终没有像西方艺术那样不时地以割裂和颠覆传统来获得新貌，而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不断自省中既维系着传统，又推进着传统，使其丰富，不断积累，其理论与实践共生互补，凸显着强烈的民族性。所以，在当今这样一个强调“全球化”的社会中，高等书法教育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成为接受者和迎合者？还是用一种独立的精神，担当起传统文化与其精神内核的守护者和弘扬者？答案自然是后者。

▲ 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刘江在阅卷

文化与科技不同，科技“全球化”使我们从落后到先进，但文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必须既有开放的视野，又要抱着明确的取舍态度，否则极易丧失自我。只有保持独立性，彰显民族性、本土性，民族文化才可能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价值。百余年来，西方艺术以先进科学技术为依托，创造了很多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文化原创的角度而言，其标准出自西方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在倡导“全球化”的同时，几乎全盘默认了这种西方标准，将“全球化”从本质上变成了“西方化”，因而所谓“融入”多半是以改变自我去迎合“全球化”。而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最具有中华民族“根性”的文化形态，如果也去一味迎合当下的“全球化”，这既是基于内心的怯懦与不自信，更基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无知。

在理念与方法上，书法教育从来不应脱离现实、背离人民。就高等书法教育而言，我们必须尊重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实践去检验，去提炼、梳理和吸收相关的理论知识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指导学生养成正确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当前的书法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厚，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理念和方法上，不乏有用西方理论的知识体系来解读中国书法的现象，很多问题从表面看似乎能一一对应，言之凿凿，实际上东西方艺术因其建立在各自特有的文化土壤上，虽然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始终存在着无法相互解释和替代的空间。西方文化理性、科学的思想基础与东方文化感性、强调精神意识的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异，不能简单嫁接，生搬硬套。

然而，在当前中国书法的很多研究领域中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很多源自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看上去十分科学，但用以解释中国书法时却与本质和真实相去甚远，只要用实践的成功与否去检验，便可以明辨其理论的真伪和成败。研究中国书法，只有熟悉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通晓中国哲学，并从中提炼出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规律，揭示出中国书法本质的文化精神，才可能在教学和研究中言之有物，点中要害，并以古为新，古为今用，真正实现文化传承的目的。

总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宏观理念，也是在具体实施教育过程中的有效方法，这是高等书法教育跨出“象牙塔”的必行之路。高等书法教育应牢牢把握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遵循传统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实践为基础，理论为推手，采取从宏观到微观，从共性到个性，从规律到特殊的理念和方式，系统教学，深入研究，引导学生博涉强识，独立思考，充分激发其艺术个性，展现时代精神。如此，高等书法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高素质的艺术人才，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主 编

猪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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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木鸟文化

艺术综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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