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培行业管理政策的变迁

文：戴二彪

许多国家都有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教培机构。若论数量和影响，有考试选拔传统的中日韩三国无疑最为突出。在日本，按业务内容，教培机构可分为两大类：学习塾和其它。其中，学习塾“主要以中小学生为对象，提供与学校课程相关的课外教育服务”，影响到千万家庭，广受关注。

2020年，日本有近5万家学习塾，从业人员约32万人。纵观学习塾的发展史，从其迅速扩张的1970年代至今，日本文部省的学习塾管理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批判和抑制阶段

伴随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1970年代日本进入所谓“1亿总中流”时代，家长对子女教育愈加重视，大众化的学习塾也迅速增长。1970年代后期，全日本的学习塾已超1.5万家，但业务不归文部省管辖，媒体称之为“乱塾时代”。

随着媒体对学习塾负面报道的增加，1976年文部省首次在全国实施了“学生校外学习活动的实态调查”，次年发布了《关于规范学生校外学习活动的通知》，并提出“以充实学校教育和改革入学考试制度为中心”的对策。1985年，文部省第二次实施了同名调查，发现中小学生课后通塾比例进一步上升。1987年文部省在《加强学校学习指导的通知》中，首次公开批评了学习塾，强调“课后通塾是关系到学生健康和学校教育信赖的重要问题”。为了抑制课后通塾，文部省要求全国继续充实学校教育和改革入学考试制度。此外，不少地方还直接要求家长和学习塾共同自律，限制孩子通塾次数和听课时间。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部门和大企业普遍重视名校毕业生，应试教育的社会需求根深蒂固。上述对策不仅效果有限，有些反而事与愿违。比如东京等地改革公立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后，公立名校的入学难度确实大为减低，但导致公立学校学力的普遍下跌和私立学校的崛起，直接拉升了公立学校学生的课后补习需求和应试私立名校的辅导需求。1980年代后期，学习塾冲上了3万家大台。

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批判性的认可阶段

1990年前后，日本经历了资产市场的空前繁荣以及其后的泡沫破裂，而美国通过IT革命等科技创新，重现经济活力。这一时期，科技创新必需的好奇心、想象力等素质的重要性以及应试教育的弊端，被反思中的日本社会广泛讨论和接受。文部省也在中小学加速推进了前阶段已尝试的“宽松教育”，进一步削减授课时间、减轻授课难度。

在宽松教育政策指导下，中小学校增强了学生的文体活动和社会体验，对学科教育明显放松。结果，学习塾在维持中小学生基础学力中的存在感愈加突出。至1990年代末，日本学习塾猛升到近5万家！

面对学习塾作用日益巩固的现实，1999年，日本文部省在“生涯学习审议会”的答辩中，首次承认学习塾是日本社会教育“不可忽视的存在”。但是文部省继续保持批判的姿态，提出：在重视学生生存能力的教育理念下，应该促进学习塾转变功能。

本世纪初至今：与学习塾开展合作阶段。

进入本世纪后，日本各界对过度的宽松教育带来中小学生基础学力下降表达了严重担忧。2002年，文部省宣布：将“扎实的学力”和“生存能力”并列为教育政策理念的两大重点，这一教育新政与学习塾相当亲和。此后，文部省不但不再批判学习塾，而且鼓励体制内中小学甚至大学和学习塾开展合作。不少地方已出现政府支援的“公费支援型学习塾”。

在文部省政策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同时，受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日本家长的育娃行为也日趋理性。据文部省调查，2017年小学生各•学年的平均通塾率为46%，初中生61%，高中生27%。大多人的频度是每周1-2次、每次1-2小时。同时，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学习塾的收费合理，人均通塾费用为每月2万日元左右（约1200人民币），大多家庭能够承受。

受人口减少的影响，本阶段日本的学习塾停止了增长步伐，数量稳定在5万家上下。但是，其在日本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以及社会形象有显著改善。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过去半个世纪中，日本的教培行业经历了舆论的批判、政府的抑制等考验。能有今天，市场需求的支撑、政府政策的调整、行业和家长的自律缺一不可，其发展过程值得中国深入研究。

（作者系日本亚洲成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