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以刚：陈祖德与迟尚斌

陈祖德的酒瘾和酒量可谓声名远播。我并不了解他的家族遗传基因。但是日本围棋界流行一个观点：酒量大，棋力才会强。棋力强的，酒量一定大。而陈祖德经常主动向我等晚辈宣讲这个观点，看得出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还身体力行。晚饭之后一个小时，溜达到三四百米开外的幸福大街小酒馆喝啤酒是他的最爱。通常他会点4升生啤，那并不是现在流行的“扎啤”，档次好像低得多，1升只需0.4元。下酒菜则是一小碟0.1元的水煮花生。有时候祖德会请上举重队的方杏根同饮，因为围棋队和举重队同属一个党支部管辖，队员之间就有交流。祖德即使独饮也乐在其中。

祖德在饭局中喝酒非常有分寸。兴致来了，他有可能笼统说到喝酒的益处，但他几乎不劝酒，例如“感情深一口闷”之类的江湖酒话，我压根儿没有听他说过。他的真正酒量只有在与朋友们私下畅饮时才会表现出来。

记得陈祖德与迟尚斌、胡之刚这两位足球巨星曾经在我的宿舍有过一次畅饮。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反正还没有去山西屯留干校，那就应当是1971年6、7月之前的事了。我作为“地主”，依稀记得准备了一些当年围棋队聚餐时喜欢的酒菜——素什锦——从王府井素食店买来的，主要是杂拌豆制品。而那天喝的许多酒，基本上是他们三位自带的。

除我之外，在场个个酒量了得，彼此就进一步获得良性激励，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气氛热烈。三位喝酒还有一个特点，特别清楚自己到底喝了多少，绝不夸口谎报。不像有些酒局，明明白白的一瓶酒，经过酒友分别自报后，其总和会变成两瓶甚至更多。陈祖德更是将一整瓶全兴大曲（不见得是他特别中意，可能当时相对便宜）揽在手边承包了。还有一瓶绍兴花雕酒，只有陈祖德一个人比较喜欢，其他人几乎没有喝。现场还有两瓶前述的0.4元的生啤，用热水瓶打来的。年轻人相聚兴致很高，终于两位足球大咖一一开始呕吐，不久我也喝倒了。酒友们都知道，喝混酒最容易醉。好个陈祖德，整瓶白酒，几乎一瓶黄酒，外加啤酒忽略不计，酒量太厉害了。当三个伙伴纷纷倒下的时候，他无怨无悔，默默地打扫战场。这时候酒量的大小简直就不值得评论，应当弘扬的是祖德的酒德了。

有人问我，你们几个如此畅饮，话题一定很多吧。的确很多，天南海北的。只是毕竟时光流逝，印象模糊了。但是有一件事特别难忘：足球队员训练或者比赛累趴下，恨不得倒床就能睡着的时候，大家绝对不会忘记的是，首先要擦干净、擦亮足球鞋，并且虔诚地挂在醒目之处。足球鞋乃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大咖感兴趣的是，围棋人有什么癖好呢？我大致是这么回答的：棋盘是训练和比赛的必备器材，除了少数收藏或者私用之外，棋盘属于公共用品。棋手爱护棋盘天经地义，是敬畏围棋的自然流露。在日本的重大比赛中，双方入座后，下手（执黑棋的一方）要使用主办方事先准备好的抹布，虔诚而象征性地擦拭棋盘。这才开始对局。而我注意到，个别国人往往将热水杯随意放在棋盘上，拿走杯子的时候，就会在棋盘上留下印痕，这面棋盘就此永远破相而无法复原。如此不尊重围棋人的感受，不爱护公物，我不知道还该怎么说。

迟尚斌给围棋界留下的一大遗产，恐怕知之者甚少。那时候他和游泳队的小兄弟们经常玩一种扑克牌争上游，起名“火箭”。其显著的特点是：一张A加上两张4组成的三张组合牌称为“火箭”，是牌局中老大。聂卫平打了几把之后，觉得规则还算有趣，但是使用一副牌打，变化太少，就试着增加牌。两副牌、三副牌、直到四副牌，终于定型。四个人打团体对抗，意味着每个人手上拿着整整一副牌。第二，以前的“火箭”不分大小，以先打出的火箭为大。聂卫平在这里使用桥牌概念进行改革：火箭首先比A的花色，以黑桃、红桃、方片、草花的顺序确定大小。接着再比4的花色，以两张黑桃4……直至两张草花4的顺序确定大小。例如黑桃A配两张黑桃4就是火箭中的老大，戏称“纯火”。除了纯火之外的火箭都叫“杂火”。显然草花A配两张草花4就是最小的杂货。第三，火箭打得多了，聂卫平还总结出：以出现概率来确定大小才是最合理的。例如3张相同的牌，可以当作“炸弹”，那么相同牌越多的炸弹，出现概率必然越低，就愈加应当体现其价值。所以就规定6张相同牌的炸弹，比杂火大，但是比纯火小。而7张相同牌的炸弹比纯火大。第四，聂卫平还特别强调计分制：扑克牌5记5分，10记10分，K记10分。这样每一门花色计25分，一副牌计100分，4副牌共计400分。最终凭团体得分论输赢。

火箭在围棋队流行开来之后，聂卫平就昵称迟尚斌为“老火”。直到现在，火箭仍然是围棋队日常的休闲选项之一。听聂卫平说过笔者在火箭改良中发挥过作用，乃是他自谦之词，不必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