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地名源流文化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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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名是由人们共同约定、为社会所共有的一种语言代号，它具有社会性、区域性、民族性、稳定性、专有性、时代性等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地名是人类进步的产物，是历史文明的见证。合肥建城历史悠久，有着大量蕴含文化内涵的地名。文章对大量合肥地名资料进行了统计、整理、归纳、分析，阐明了合肥地名的文化内涵。同时，文章也指出了合肥地名形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地名；地名文化；合肥地名

一

前言

“地名是显性式样和隐性式样的综合体，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形式及地名的结构模式等，均属于地名与文化的显性形态，而地名的形式和结构背后所反映的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美学观念等等，则是隐性内涵。”牛汝辰先生在《中国地名文化》一书中指出了地名的显性特征和隐形特征。总的来说，地名的显性就是地名本身的文字形式和结构方式，地名的隐形就是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二者如同一对孪生兄弟，总是如影随形，相互交融。地名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符号，它更是各种文化信息的聚合体。通过对地名的研究，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回溯一个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历史面貌。地名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归纳大量的有关材料，试图探讨研究合肥地名的命名规律及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合肥地名复杂多样，命名依据也是各有特色，如地理位置、自然特征、自然资源、追忆、假借、数字、旧地名等。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合肥地名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可以说，合肥地名的形成是地理文化、历史人文、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的有机融合。

二

合肥地名的命名之法

“名称”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其基本解释为对一事物所规定下的标签，用以区分不同事物间的差别，其中地名也为名称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地名命名的最初阶段，其规则更多地体现的是语音同语义的任意结合，而发展至后期，地名的命名渊源同地方发展之间的这种理据性也就更为紧密，更具考究性。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在最初阶段，都是先认知一些特定的事物，然后逐渐整理出各种类别。鉴于此，地名往往是根据其特性来命名的，比如地理环境、历史人文、社会发展等。通过对地名的命名之法的探究，我们可以从中获悉地名同地方之间情感认识上的联系。通过调查整理归纳，笔者对合肥地名的命名之法总结有四：一是根据自然实体命名；二是根据人文历史命名；三是根据述志情感命名；四是其它命名。

（1）源于位置地名的命取常常会有一个参照物，可以是山、水、湖泊等自然景观，也可以是城镇、城门、村庄等人文景观。一般会根据该地方各个参照物之间的距离关系命名。这个关系可以是东南西北的方位，也可以是精确到里的距离。

第一，根据直接位置来命名。地理学中对于位置的分类主要有直接和相对两种位置，直接位置指的是该地自然地理位置，可通过其区位因素包括经纬度、方位等进行定位。根据直接位置命名是合肥地名命名的一大方法，其中道路、桥梁名一直为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合肥市的地名，尤其道路名一直处在一个稳中有变的过程。2014年，合肥市第二批桥梁命名和第四批道路命名、更名正式开始使用。在这批地名中，有很多都是根据其直接位置命名的，甚至可以达到看路知方位的效果。在这次命名、更名的过程中，专家们根据各个省辖市在全省的地理位置来给合肥的公路命名。具体来说，阜阳位于安徽省的西北部，故位于西北部城区的路名为阜阳命名区。根据这个原则，中部偏西北城区为淮南市命名区，中部偏北城区为蚌埠市命名区，到东北部城区就为为宿州市命名区、淮北市命名区，东南部城区为铜陵市命名区、马鞍山市命名区、宣城市命名区，诸如此类。

第二，根据相对位置来命名。位置不仅仅有直接位置，也有相对位置，简单来说就是该地与某一个参照物的位置关系。这里的参照物可以是自然景物，也可以是人文景观，这里的关系可以是两地的方位关系，也可以是两地的距离关系。例如：

山南镇，参照物为大潜山，关系为方位关系，即该镇位于大潜山南十二公里处，故命名。

许小河村，参照物为小河，关系为临近方位关系，即该村庄临近一条小河，故用小河来命名。

二里街，参照物为旧时县衙，关系为距离关系，即因该街距离旧时的合肥县衙二华里，故命名。

七里塘，参照物为西城门，关系为距离关系，即该村过去曾有一个水塘，且距离城西平门七华里，所以命名。

南七里，参照物为旧时城门，关系为距离关系，即该地距离德胜门（在今环城路银河景区与雨花塘间）七华里，故命名。

可以说，通过位置来确定一个地点的具体称谓，十分简单，但又生动形象，既能指出该地的地理要素，还能展示其与周围重要景观的各种关系。

（２）源于自然资源地名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是人们共同创造的。在人类发展的早期，科技尚不发达，当时人们只能低水平地利用自然，所以对自然资源就格外珍惜。当一个地方拥有某种自然资源，必然非常自豪，常常以此为名。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的历史，所以地名源于生物资源的比较多，尤其是植物资源；另一方面，合肥市区的矿产资源并不十分丰富，所以依据矿产资源命名的地名比 较少。例如：

井梧巷，嘉庆《合肥县志》记载当时几乎家家都有一口井，有的人家还是双井。梧桐树都是栽在了井边上。梧桐有细点的，也有一个人抱不过来的。由此可见，该地名是因梧桐树而得。

东林郢，因为村庄周围树林比较多，所以得名；海棠街道，因旧时海棠茂盛而得名；柏树郢，因为村多柏树而得名；杨桃岗，相传因为岗上杨桃比较多，所以命名为杨桃村；鸭林冲，由于养鸭的人多，当地鸭子非常多，所以得名；钢南新村，因位于钢铁厂南部而得名；合钢三厂社区，以厂得村名，反映其自然资源。

（３）源于自然特征地名的起源常常非常直接简单，它可能源于旧时与人们相伴的花花草草、山山水水。人们生活在一片地域，有的自然景物天天都能见到，以此为名就再自然不过了。地名的自然特征来源有很多，几乎每一种自然特征都能拿来命名，如地形地貌、自然生物、自然气候等。

第一，以地形地貌来命名。地形地貌可谓最为直观显现的自然特征，在合肥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非常多，具体可以分为因山而名，如：大蜀山、紫蓬山、笔架山、马槽山等；因河而名，如：包河、匡河、板桥河、南淝河等；因湖而名，如巢湖、翡翠湖、南艳湖、天鹅湖和滨湖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局部的、微观的地形地貌，如龙岗、双岗、五里墩、小墩、周老圩、张老圩等，这些地名源于其“岗”“墩”“圩”等独特地貌；再如五里冲、黄冲、刘洼、李洼、小河湾、林湾等，这些地名都源于“冲”“洼”“湾”等特有地形。

▲ 图为合肥紫蓬山

第二，以自然生物、自然气候命名。自然特征除了地形地貌，还有自然生物和自然气候等方面。如合肥有一个蚂蚁塘巷，相传该地曾经有很多蚂蚁，每逢雨季，蚂蚁就更多，所以人们根据蚂蚁和雨季将其命名为蚂蚁塘巷。

（４）源于数字地名包含数字，这在合肥地名中十分普遍，但也是很特别的。通过对合肥地名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带有数字的地名。这些带有数字的地名常常极其简洁，但又富有深意。

合肥地名根据数字来命名，总的来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用数字来表示距离。如下三十庙村，这个地名中的“三十”是指村中原古庙距离合肥老城区三十华里；十里店中的“十”是指村中饭店距老城区10 华里；二里街中的“二”是指街距离旧时的合肥县衙二华里。

第二种是用数字表描述某种地理事物的数量。如三塘村，这个地名中的“三”是指村口水塘的数量为三；双庙村中的“双”是指庙的数量为二；双井村中的“双”是指井的数量为二；三棵树村中的“三”是指树木的数量。

第三种是用数字来排列某种地理事物的顺序。凤阳一村社区、凤阳二村社区、凤阳三村社区，这三个社区都用了数字，而且这些数字还排列成顺序。通过数字排列命名三个社区，既有利于区别，又保有了它们的内部联系。

（５）源于追忆人类之所以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具有思想，拥有着丰富饱满的情感。可以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离不开过去以及对过去的追忆的。我们常常追忆过去，总结着过去，纪念着过去，而地名是人们追忆的重要载体、重要结晶。

第一，追忆宗族。宗法制、宗法观念一直贯穿着华夏儿女的历史，即使今天，我们也会拜祭祖先。追忆宗族在命名中的重要体现就是地名中包含大量的姓氏。《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有很多追忆宗族的地名，几乎囊括了百家姓。如：

王小郢，以王姓得名，27户，133人，耕地61亩。

石大郢，以石姓得名，35户，1379人，耕地46.7亩。

沈岗，以沈姓得名，43户，133人，耕地78亩。

赵卫庄，以赵、卫两姓得名，49户，110人，耕地53亩。

第二，追忆个人。在一个地方的历史中，很可能一个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创立者，也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名人。随着历史的更替，后人为了纪念某个人，就以某个人名字命名为该地的地名。如：

九皋村，因其祖宗陆九皋人名得名，14户，41人。

许贵村，因为村中许贵人名得名，21户，83人。

卫宗茂，因为卫宗茂人名得名，17户，69人。

张宝山，该村曾名“张宝塔郢”“朱郢”，解放后以其名人张宝山名得名。

第三，追忆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历史长河川流不息，在发生与流逝间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印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为了纪念追溯一些逝去的历史，会将其印记采入地名的命名中。譬如说在合肥就有很多地名都是对历史名人、历史事件的追忆。

例如操兵巷，它位于今寿春路和阜南路间，东起四湾巷，北至阜阳路，长约200米。三国时期，魏、吴相争，合肥由于其重要的位置，成了双方的主战场。操兵巷的命名就是人们对三国古战场的追忆。有关操兵巷名字的由来，说法历来主要有两种，一说是这条巷子是曹操驻军到教弩台演武厅必须经过的一条道，故命名之；二说是曹操为了迷惑东吴的侦查，让士兵在街巷不断地往来进出，以给东吴造成魏军仍有很多的假象。类似的地名还有很多，如逍遥津，也是人们对三国古战场的缅怀；包河区是合肥人对包拯的追忆。很多历史已经逐渐远去，但这些地名仍然遗存，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是人们对往昔的追忆。

（６）源于旧地名合肥市迁址于唐，扩容于宋，是一座千年古城，有着大量的旧地名。随着时间的流逝，合肥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愈演愈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地名都源于旧地名。具体来说新瓶装旧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地名的专名不变，直接改变通名；二是旧地名不变，直接在旧地名后直接加上新的通名。合肥的七里塘街道就源于旧地名，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的专名一直未变，变的只是通名。追溯开去，解放前，七里塘是一片荒岗，因这里有几口小塘离合肥县衙7华里，故称七里塘乡。1986年6月该地撤乡建镇改名为七里塘镇。其间历经多次变动，至2005年7月8日，七里塘镇最终改设为七里塘街道。七里塘如同合肥的缩影一般，虽然由小乡村变成大街道，但它的专名未变，一直叫七里塘，变化的只是它的专名和规模。

另外一种命名方式就是使用原来的地名，然后直接在旧名后加新的专名。如三里街街道，最初只是合肥的一个小街巷，一片小居民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规模不断变大，逐渐变成了街道一级，但它仍沿用三里街这一旧名，并在旧名后加上了新的通名，即“街道”二字。可以说，这种命名方式与合肥的大发展、大建设背景息息相关。曾有报道称今日的合肥城区是过去的十倍、百倍，在这种大环境下，新瓶装老酒就再自然不过了。

（７）源于假借地名，本质来说是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地名的研究与文字的研究是异曲同工的。假借是中华汉字的造字的方法之一。字有假借字，名也有假借名。在合肥地名的命取中，假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尤其是公里和街道的命名。在合肥，很多街道、道路都借用了省名、市名、山名、水名。

第一，假借省内的行政区划名。假借地名常常运用于道路名、桥梁名的命名更名。建国初，合肥市的道路命名假借了省内的很多市县名，如巢湖路、安庆路、桐城路、宿松路等。随着时代的变迁，在道路命名的过程中假借地方名的这种方法不仅没有消逝，反而更为普遍实用。2014年，合肥市的道路名和桥梁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合肥城区的道路名按照方位引用全省市县等地名，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名片区。如前所述，合肥西北部城区的路名为阜阳命名区等诸如此类正是体现如此。

第二，假借全国的行政区划名。假借行政区划名，在中国地名中十分普遍，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例如：长江路，这可不是合肥专有的一条路，在全国很多城镇下也有“长江路”的命名。总体言之，合肥的老城区，大多是借用本省的地名。但随着滨湖新区的飞速崛起，整个新区的道路命名也掀开了新篇章。在滨湖，我们既可以看到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也可以发现各个省会、首府的道路名。总的来说，滨湖新区的道路地名是按照地理位置来假借引用全国的行政区划名。从北到南，整个滨湖新区的路名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板块，具体来说南北方向上是各个按序排列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名，如山东路、湖南路、广西路等；在东西方向上面是按序排列的省会、首府名称，如济南路、长沙路、昆明路等。

第三，假借山水名。除了省市等行政区划名外，假借山名、水名也是很常见的。在中国，长江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仍旧举“长江路”这个例子。在合肥，我们的长江路是非常有名的，是连接老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合肥的历史发展。具体分之，长江路又可以分为长江中路、长江西路、长江东路三个部分。除了假借长江之名外，还有引用了新安江、四里河、华山、龙山等山水名称，形成了新安江路、四里河路、淝水大道、华山路、龙山路等独具特色的地名。

三

合肥地名的文化内涵

通过对合肥地名命名之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命名依据是五花八门的。地名虽随处可见，看似普通，但其负载的意蕴是丰富的。地名不仅能识别一个地方或者区域的地理特征，更能承载起一座城市的历史。现在的合肥市是在唐代迁址修建的，时至今日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迎来新的时代，作为省城的合肥面临着急剧的发展，数十年间，合肥市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在极具时代意义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地名都饱含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通过对合肥地名的整理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一些地名文化的脉络。总的来说，合肥地名的命名同合肥辖内所呈现出的地理文化、历史人文、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１）合肥地名蕴含的地理文化“地名保存了它所代表的土地的形状，反映了形成这样的地名的人文上的各种条件”可以说地名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很清晰地反映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地名蕴含的文化如同一株参天巨树，地理文化就是其中的主干之一。通过对合肥地名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其蕴含的地形、水文、自然资源特征。

第一，反映地形特征。合肥的地名在分布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地理特征。在合肥地名中，“岗”“墩”“埂”“山”“岭”“圩”等通名非常多。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合肥地形特征的生动而直接的反映。合肥处于江淮丘陵地区，岗冲起伏、垄畈相间，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合肥地名中有很多反映“岗”这一地形的地名。岗在字典中有三种意思，一是守卫的位置；二是高起的土坡；三是山脊。在合肥地名中，大部分都是后两种意思。合肥地名中的岗非常多，如双岗、龙岗、柿树岗、吴岗、唐岗、花岗、骆岗、李老岗、井岗、朱岗等。这些地名都反映了当地的地形特征。如“双岗位于合肥庐阳区，据传旧有虹桥，南北各一土岗，一大一小，故名双岗。”再说烧脉岗，不光反映了岗地势高的特征，还描绘出长长的岗脉如同火烧一般的景象。

合肥地名中有很多反映“墩”这一地形的地名。墩，顾名思义，就是土堆在一起的意思。在合肥地名中，有大量含有墩的地名，由此可见，在农业社会里，土堆这一地形是非常普遍的。含有墩的地名随处可见，如香花墩、黄花墩、五里墩、郭墩、小墩、小竹墩、林墩、姚墩等。黄花墩描绘了墩上黄花盛开的美景，小墩村使人记起村前的那片小土包，小竹墩仿佛是竹子的清香沁出了纸张。

在合肥，包含“山”“岭”的地名也着实不少，这些都反映了合肥处于江淮丘陵的地理特征。一提到大蜀山、紫蓬山、笔架山、马槽山、八斗岭、拖枪岭，我们仿佛就能看到山岭纵横的景象。

第二，反映水文特征。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人。“合肥”这个地名其实就是水的历史，“合肥因水而名，临水而建，择水而迁，亲水而兴。”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编撰《水经注》时就将合肥与水紧密联系了：“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在《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等古文献中，提及“淝河”也可以写成“肥河”，推测“合肥”其实就是“合淝”。合肥地名的具体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想必与这片土地的水难解难分。

在合肥的地名中，除了以河为名之外，还大量运用了“洼”、“冲”“沟”“口”“滩”“浦”“湾”等通名。大到外面的河流湖泊，小到家门前的洼冲沟口，其实这些地名都是合肥水文特征的体现。“洼”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凹陷，深陷的地方，水往低处走，不言而喻，低洼处必然有水，是合肥水系发达的体现。可以说刘洼、张洼、韩洼、五里洼，洼洼有水。“冲”是合肥一个很独特的地名，很多外地人都很不解。含有冲字的合肥地名也有很多，如新冲、周冲、包冲、五里冲等。冲字的本意是用水或液体浇注、撞击。在合肥的方言中有一种说法叫冲子，一般是高坡间的凹地，如包冲村，因姓包的人居住在冲内而得名，由此可以推断包冲村的地形。

合肥地名对水文的记载和反映，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桥梁名称即是间接反映的典型。合肥多水，所以桥梁大多依水而建。总的来说，合肥的桥梁非常多，不提乡野田间的小桥，仅看稍有名气的大桥就能发现许多，如九狮桥、飞骑桥、凤凰桥、回龙桥、孝肃桥、赤阑桥、县桥等。这些桥名丰富多彩、数量众多，它们是合肥发达水系的见证，它们的分布也暗示了合肥水系的基本分布。

（２）合肥地名蕴含的历史人文地名虽然平常，但有着成百上千年的活力。时间长河席卷而过，所有的人和事都会烟消云散，但地名往往能够遗存下来。“浩如烟海的地名不仅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事件，而且展示了不同地域和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蕴涵了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线索，寓存着许多生动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可以说，地名就是历史人文相互作用的结晶，是一部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第一，反映聚落的产生。人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的文明是集体的文明。要想研究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必然要追溯它产生的源头。时光难以倒流，过去的东西难以再现。但很多地名都是在建成聚落之初命名的，我们可以通过地名来窥探它历史文化的轨迹。如：

李新庄，以李姓得名。

杨冲，以杨姓居冲里得名。黄桥，以黄姓得名。

胡岗，以胡姓始居岗上而得名。

刘小墩，以刘姓始居墩上而得名。

夏小郢，以夏姓始居郢上而得名。

元罗王，以袁、罗、王三姓命名，后袁讹传为元。

立新村，因为分迁，另立新村，为纪念新村诞生而得名。

第二，反映历史景观与古迹。合肥历史悠久，古迹和历史景观格外的多。通过对合肥地名的学习，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历史悠久的古迹。具体来看，这些古迹可以为门、楼及其它古迹三个部分。其一为门。门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但此门非彼门。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古代，有城就必有门，故旧时合肥共有七座古城门。“合肥唐代称金斗城，南宋时拓展其北部，称斗梁城，经过历代的拓展，逐步形成周长4706丈，高2丈余，底宽4丈余，上宽8尺，有墙垛，望台，城门７座，水关两座的庐州府城。”庐州之所以号称铁打的，七座城门居功至伟。具体来说，七座城门是威武门（大东门）、南薰门（小南门）、西平门（大西门）、时雍门（小东门）、拱辰门、水西门、德胜门。时至今日，虽然七城门大都门楼无存，但人们多以门名沿称，时至今日，这些地名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们见证了合肥的历史与变迁。这些城门已经湮没，但这些地名仍然流通使用，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小东门。时雍门，俗称小东门。嘉庆《合肥县志》载：“时雍门，楼三楹，月城顶有石台。”现今门楼不再，但当地人仍以小东门沿称这一带。小东门不仅是合肥古城辉煌的见证，也是合肥近代苦难的见证。1938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合肥也不能免灾。当日军侵入合肥时，中国军民表现出该有的民族气节，在小东门的城门上溅染了百余名国人的鲜血。到了二十一世纪，城门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人们仍然记着小东门，仍然在使用这一地名。

其二为楼。既然是楼，必然很高，很多时候都是一片地区，甚至是整个城市的标志。合肥有很多关于楼的历史景观和遗址。合肥的楼非常多，如四牌楼、大钟楼、稻香楼、鼓楼等。在合肥众多的楼名中，有两个非常特别。一提起，只要是合肥人，就必然知道。一个是四牌楼，一个是大钟楼。合肥真正拥有城池的，从唐到宋，合肥城池基本未变，一直都在四牌楼一带。清嘉庆《合肥县志》载，“旧名魁楼，旧志在镇淮楼南，先圮，乾隆二十四年知府王充新建，有碑记，载《集文》。嘉庆八年知县左辅重修。”四牌楼如同是合肥旧城的中心，是合肥的重要标志。四牌楼一直见证着合肥的历史，1854年，毁于太平天国战乱；光绪年间，原址恢复；1926年，因商家失火，殃及城楼；1927年，原址复建，用了洋土和混凝土修建；1938年，日寇侵华，被炸毁。建筑是历史的活化石，是承载记忆的历史。时至今日，四牌楼这样的老建筑早已不在了，但我们仍在使用这些老地名，原因很简单，它是合肥过去的标志，它包含了合肥人几十年、上百年的追忆。

其三为其它古迹。合肥历经千年沧桑，所以历史遗存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如三国新城、包公祠、包公墓、逍遥津、李鸿章故居、明教寺、教弩台、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大孔祠堂、城隍庙、开福寺、道士岗、斜兵塘、藏舟浦、莲花庵，等等。这些地名都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历史古迹和文化内涵，这些地名都是合肥文化的传承载体。通过对这些古迹地名的细细品读，我们能够重塑合肥的民情民貌，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合肥文化。

例如城隍庙，合肥老城原先有两座城隍庙，一座为府城城隍庙，旧址在今庐江路省立医院东北；一为县城城隍庙，旧址在安庆路与淮河路之间。其中府城城隍庙规模比较大，更加有名，故城隍庙一称大多指府城城隍庙。府城城隍庙可以说是合肥历史的活化石，是合肥现有的重要古迹之一。北宋皇佑三年，即公元1051年，庐州府的城隍庙就建立了，时至今日，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城隍庙可以是说合肥古城的一幅民俗画，旧时，平日里，城隍庙里的香客就是摩肩接踵了，一到了春节或者城隍诞辰（农历七月二十九），那更是人山人海。无数的善男信女或拈香，或跪拜；戏楼里更是笑声不断，热闹非凡；小商小贩们也是一拥而至。锣鼓声、叫卖声、诵经声汇成一处，形成一幅独具特色的民俗画。

▲ 图为合肥城隍庙

第三，见证当地的名人。合肥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合肥与很多名人结下奇缘，如曹操、包拯、姜夔、龚鼎孳、李鸿章、杨行密、刘铭传等。这些名人有的生在合肥，有的战在合肥，有的在合肥留下了故事传说。

曹操，字孟德，虽不是合肥人，但在合肥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一言曹操，必能闻到三国争霸的滚滚浓烟。魏国、吴国为了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合肥鏖战32年之久，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逍遥津、斛兵塘、筝笛浦、藏舟浦都是魏吴交战的古战场，这些地名描绘了曹操率兵争霸合肥的景象。除了见证古战场，合肥地名中还流传下很多曹操的故事。如曹营旧址，位于肥东大丁村。相传当年，曹操安下营寨后，自居中军帐，左为张辽，右为李典，前有徐晃，后有庞德。真可谓旌旗蔽日，大军方圆十余里。又如操兵巷和曹操上巷皆是曹操训练军队的旧址。在肥西县将军岭上有一条河叫曹操河。东汉末年，曹操为了连接施水（今南淝河）和淝水（今东淝河），漕运将士和粮草，命军队开凿运河。因为是曹操下令开凿，所以人们将其命名为曹操河。日月如梭，时至今日，曹操等三国群雄早已烟消云散，但通过对地名的深究，我们仍能依稀寻到那金戈铁马的故事。

包拯，作为北宋名臣，其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他不攀附权贵，廉洁公正，被人尊称包青天、包公。包拯是合肥人的骄傲，是合肥的标志人物之一。在合肥，有很多与包公有关的地名，如包河公园，位于今芜湖路和环城公园路之间，系国家4Ａ级景点。除了包公园，合肥还有很多纪念包拯的地名，如包公祠、包公墓是怀念包拯的地方，包河区是以包拯命名的行政区，包河大道是以包拯命名的重要道路，孝肃桥是以包拯谥号命名的桥梁，脚印塘是包拯小时游玩的地方，凤凰山是包拯出生的地方。包公虽远去，但这些地名却承载着包拯的忠、孝、清、廉，不断勉励着今人和后人。

合肥不仅有军事名人、政治名人，更有一位才情横溢的白石先生。姜夔，字尧章，号白石，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姜夔与合肥的缘分，其实也源于一个地名，那就是赤阑桥。他在诗作中曾多次提到赤阑桥：“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君若到时秋已半，西风门巷柳飘飘。”在赤阑桥，怀才不遇的姜夔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赤阑桥，这个地名见证了布衣词人与女艺人之间纯真、专一、平等的爱情。赤阑桥的爱情故事一直在合肥人口中流传，剧作家侯露女士更是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广受好评的庐剧《魂断赤阑桥》。时至今日，老的赤阑桥早已不见，但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合肥市将桐城路桥改为赤阑桥，圆了万千合肥人的寻桥梦。

李鸿章，他生于合肥，葬于合肥。李鸿章故居记下了他生活的点滴。牡丹村见证了他赠师牡丹的佳话。龚鼎孳，曾任清初兵部、刑部、礼部尚书，更是江左三大家之一。因他入住，稻香楼一跃成合肥名胜。相传因为他的打油诗“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争吵的龚、万家各退三尺，让出一条象征邻里团结的龚万巷。合肥在五代十国还出过一位皇帝，他就是吴国的奠基者杨行密，他在合肥留下很多充满历史气息的地名。吴王遗踪是他的魂归之处，百花井是他女儿寄托哀思的地方，吴山庙、吴山镇更是对杨行密的追忆。

第四，反映历史事件和军事战争。“合肥位于安徽省正中央，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襟江拥湖，沿海腹地、内地前沿，具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曾为扬州、合州、南豫州、庐州、德胜军、淮南西路等治所，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南之首、中原之喉之称，历为江淮地区行政军事首府。”合肥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点也充分地反映在一些独特的地名上。

三国时代，合肥位于曹魏、孙吴之间，通淝水，扼江淮，控制着中原的门户，是两国争夺的主战场。双方在合肥附近鏖战32年，发动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留下了大量反映战争的地名。如：逍遥津、筝笛浦、藏舟浦、教弩台、斛兵塘、拖枪岭、操兵巷等。现在我们之所以知道藏舟浦，就是因为一场魏吴相斗的战争。魏国大将张辽镇守合肥，为了南下伐吴，他暗中训练了一支擅长水战的新军，并且将这支军队藏在不易察觉的浦苇丛中。后来他更是伏兵于藏舟浦，由此进入巢湖，偷袭东吴的要塞。藏舟浦这个地名见证了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壮举。

清朝末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随着太平军的不断扩张，合肥被卷进战场。正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合肥的三河镇才名声大噪。1858年，太平天国集中优势兵力，在三河镇围歼了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在合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名，那就是圩，如周老圩、董大圩、宋家圩、赵家圩、唐大圩等。这种圩子有着独特的地形，它的周围会围绕着各样的障碍物。这些圩子不仅是村名，更是淮军与太平军激烈征战的堡垒。周老圩见证了淮军将领周盛传、周盛波的英勇，董大圩、董小圩留下了董凤高将军的故居。

历史进入新中国，合肥发展迅速。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地名，有的老地名也被改掉了。这些地名的变化其实正是合肥历史的指向标。合肥有段胜利路，它连接着老城区和合肥火车站。胜利路的历史很曲折，就如同合肥的历史一般。胜利路以前是一片义葬岗。1938年，日本侵占合肥后，组织了上千人去扒坟修路，最终路修成了，人却死了一半以上。当时日本人称其为皇军路，合肥人却骂其为阎王路。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为了纪念抗战的胜利，所以将其命名为胜利路。地名除了反映抗战，还能用来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平路、和平广场的命名都与一所医院有关。那是一所从朝鲜复员回合肥的野战医院，当时人们为了纪念战争带来的和平，就将新修的路命名为和平路。

（３）合肥地名蕴含的政治文化要想发掘合肥地名后隐藏的政治文化，就要先把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吃透。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通俗来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政治生活过程的体现和表现。合肥有很多反映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的地名，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反映行政区划变化和反映政府决策的。

第一，反映行政区划变化。在合肥建城的漫长的过程中，行政区划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不说别的，单拿合肥二字就能挖出一大箩筐故事。秦时，合肥是一座县城，是寿春邑九江郡的一个县。汉朝，合肥的行政区划不停变化，先后隶属于九江郡、九江王国、淮南王国、九江郡。合肥的地名也不断变化，时叫合肥县，时叫合肥侯国。隋朝之后，合肥改名为庐州，但行政建制仍在变化，如庐州、合肥县、庐州府、庐州路等。新中国后，合肥去县建市，并一直沿用至今。

通过对地名的研习，我们能发现行政区划的变动是相对稳定的，但稳中有变。如合肥市一名，历经六十多年未变，但不变下却又影藏着巨大的变化。看到今天的包河区，我们想到的就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最强，但几十年前，它只是一片无名的郊区。在包河区的土地上，地名则是多变的，这些变化着的地名见证了包河区的六十载风雨。1951年1月，合肥建制，有两个郊区；11月二者合并为城郊区；1952年，又分割为西郊区、东郊区；1955年又并为城郊区；1960年3月改成蜀山区、6月变成北市区；1963年改成郊区；2002年，又由郊区正式更名包河区，并沿用至今。

除了合肥、包河外，还有很多地名能够反映当地的行政区划变化。如：瑶海区由东市区和郊区两部分组成；庐阳区由中市区重新规划；洪岗村扩建分为洪岗一队、洪岗二队。

第二，反映政府决策。地名一般可以泛分为两种，一是民间地名，即人们自己创造的；一是官方地名，即由政府等官方力量命名的。这些富有官方色彩的地名能够展示合肥的政治文化，能够反映政府的各种决策。例如：

建国后，合肥诞生很多新地名，如红旗、解放、光明、胜利、光荣、团结等。这些地名正是当时党和政府决策、信念的一种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国家；中国人民必然将在党的红旗的指引下，团结一致，走向解放，走向光明。如合作化路，修建于建国初，它连接着南北两侧的老城区。后多次延长拓展，现有合作化北路和合作化南路两个部分。1953年到1956年，党和政府下达了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决策，将分散的农业改造为集中的社会主义农业。为了纪念农业合作化的胜利，这条新修的干道就被命名为合作化路。

通过对合肥地名的细细摸索，我们可以发现政府的政策很多是正确的，但也有部分是值得商榷的。建设村、跃进村使我们回到大炼钢铁、大跃进的热火朝天，晓星乡（曾名东方红公社）使我们想起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岁月。这些地名铭刻了一段段让人深思反省的历史。

（４）合肥地名蕴含的经济活动一个地区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经济，合肥的发展亦是如此。在合肥，我们能发现很多反映经济活动的地名，这些地名能够让我们还原合肥城的经济面貌。合肥地名反映经济形态有农业、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四种。

第一，反映农业活动。农业是一个地区的基础，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活力源泉。合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农业功不可没。在合肥的地名中，塘、渠、堤、坡、堰、坝、闸、坎、水库等极为常见。如：青年塘、林大塘、引洪渠、滁河干渠、防洪堤、老塘堤、草塘陂、池家陂、双堰、汪堰、焦大坝、东大坝、包河闸、张洼闸、塘坎、岗坎、董铺水库、刘冲水库等。这些地名都是那些水利设施的见证，这些地名反映出一系列的农业活动，反映出当地人民的勤劳和创造力。

第二，反映商业活动。我们知道，最初的原始社会是没有商业的，只有生产力发展了，出现了剩余商品和以物易物，商业才能出现。商业是人与人之间的贸易联系，必然会有统一交易的地点。通过这些地名，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那熙熙攘攘的街市。集、店、埠就是合肥商业的集中地。集，指的是乡村间定期买卖商品的地方。如：晓星集、新河集、龙岗集等。店，代表着卖东西的商铺。合肥以店为名的地方非常多，如：小店、葛大店、彭小店、韦小店、尚店、龙王店等；埠，集镇的一种，如老田埠、田埠郢。

第三，反映手工业活动。农业社会，人们总是秉持着男耕女织的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就逐渐萌芽和发展了。合肥的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不仅数量众多，还分散在各个行业。面郢村铺满了沉甸甸的新面，扎匠村放满了新扎的藤椅和篓子，焦厂郢散发着乌黑的浓烟，染坊郢、粉坊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缎，陈糟、吕槽坊、槽坊郢、槽门郢弥漫着酒的清香。今天，这些原始的手工业多已经弱化，甚至失传，我们只有寻觅地名，才能追溯到那片岁月。

第四，反映交通运输。要想富，先修路。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也从侧面验证了交通对经济的重要性。合肥既承东启西，又连接南北，是一座现代化的交通枢纽城市。合宁高速公路是安徽第一条高速，五里墩立交桥是合肥第一座四层互通的现代大桥，金寨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桥、玉溪路高架桥将合肥市变成了合肥村，在建的地铁一号线、二号线更是合肥经济腾飞的新篇章。

（５）合肥地名蕴含的社会心理每个地名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地名都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创造的。在地名创造的过程中，人是核心，人是根本。人们不仅根据地理特征命名，还常常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托其中。当地名一一汇聚之后，就能很轻易地反映整个社会的心理和情感。合肥地名反映的社会心理十分繁杂，可以分为宗教心理、儒家思想、宗族观念、思楚忆楚、美好愿望等。

第一，反映宗教心理。地名反映了一个现象，即宗教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心理。“宗教信仰是全人类所具有的普遍现象，迄今为止，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大约有2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左右。”合肥有大量以宗教建筑、宗教思想命名的地名。如反映佛教信仰的明教寺、城隍庙、三里庵、佛照楼等。反映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的地名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等。这些宗教地名大多寄托了人们的宗教信仰，是合肥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合肥的发展。

第二，崇尚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由孔子开创，以仁、礼、义为核心，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过去，人们的文化水平较低。但只要是中国人，骨子里都融入了儒家思想，都能说上两句仁、义、礼、智、信。在合肥，表现、崇尚儒家思想的地名非常之多。

“孝”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体现，三孝口这个地名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三孝口，今指金寨路与长江中路交口处附近地域。据《合肥县志·人物志》载：“张梅、祝、松三人亲丧，殡于室，邻火卒（猝）起，棺不及移，三人号恸伏棺上，誓与俱焚。三人皆死，棺独完。初，母病痈甚重，梅吮之得愈。”后人为了纪念这三位孝子，就将他们居住的街叫做三孝子街。《合肥县志·祠祀志》又载：“三孝子祠，在前大街。祠明孝子张梅、汤鼎、朱世藩”因为三孝子祠和三孝子街都在三孝口附近，所以人们就将这个十字路口改名为三孝口。类似这些脍炙人口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合肥人的忠孝思想。

合肥还有一座义仓巷，地如其名，相传这里曾有一位善良的大户，每逢灾情就会开仓布施赈济灾民。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感念大户的义举，遂称其为义仓巷。除了孝义之外，合肥还有很多反映儒家思想的地名，如仁爱巷、孝义巷、完牌坊、仁李村等。

第三，崇尚宗族心理。宗族心理也可以说是一种血缘的情结，一种对祖先的纪念。宗族心理其实就是宗法制的表现和结果。宗法制，确立于夏，发展于商，完备于周，几乎一直都在影响中国人。宗法制的核心就是血缘关系，人们根据血缘亲疏分成不同等级，享有不同权力。时间一久，血缘心理、宗族心理就逐渐渗入了中国人的骨髓。宗族心理在地名中的表现有两种，一是包含姓氏、人名的地名，二是反映宗祠祭祀的地名。

以姓氏、人名来命名在合肥地名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马方、葛墩、小周、唐拐、屠小郢、莫岗、许贵、九皋、卫宗茂、张宝山等。通过这些姓氏、人名命名的地名，我们能感觉到一种血浓于水的感觉，这些地名都是人们宗族心理的体现。

人们崇尚宗族、注重血缘的另一表现就是对宗祠的修建，对祖先的祭祀。合肥的宗祠比较多，如包公祠、祠堂郢、彭祠、龚祠等。

第四，反映美好愿望的心理。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能干、淳朴善良的民族。在命名时，中国人常常会寄托着一些美好的情感与愿望，如：朝阳郢、曙光村、寿星街、仁爱巷、开福寺、和平路、和平广场、幸福坝、幸福村等。这些地名虽然十分朴素，但都融入了人们的理想和追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过人们的努力和奋斗，这些理想与愿望都能实现，人们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第五，思楚忆楚的心理。合肥地名中有一个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那就是“郢”。“据不完全统计，以郢为通名的地名占现存合肥地名的40％以上。”如：柏树郢、孔小郢、王小郢、刘小郢、李湾郢、三友郢、朝东郢等。这里的“郢”源自楚国的国都郢城。“当秦灭六国的惨烈大戏最终落下帷幕，有那么一群楚国的遗民，背井离乡，如同从巴勒斯坦流散出去的犹太人一样，流散到江淮大地，为了不忘故国，他们纷纷将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改用国都郢的称谓。”合肥因为临近寿春，所以深受楚文化熏陶，再加上大量楚国移民的迁移，合肥逐渐打上了楚的印记，传承下众多带有郢的地名。

四

合肥地名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1979年，全国首次地名工作会议上提到：“一个地名的读音和书写要符合正音和正字的规定，含义健康，命名、更名履行法定的批准手续。”可见，地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地名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规范的。规范标准的地名不仅能方便人们的生活，还能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否认，合肥的地名情况整体是比较规范的，但是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偏颇之处就逐渐显现了。

（１）地名工作存在的问题第一，地名研究少、地名工具书少。合肥建城的历史悠久，但关于合肥地名的研究并不多。一方面，研究的成果少，仅仅合肥地名委员会组织编纂过《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合肥地名故事》、《合肥地名谭》三部文献。另一方面，关于地名的研究很多都是内部资料，没有大范围地公开。《安徽省合肥地名录》、《合肥地名故事》都属于内部资料，只有《合肥地名谭》公开出版过，但影响也比较小。除此之外，关于合肥地名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工具书太少，唯一的地名工具书《安徽省合肥市地名录》颁发于1988年9月22日，距今已经近三十年。如今，合肥已经由环城河时代迈向了滨湖时代，新地名不断出现，老地名时常消逝。但翻遍了《地名录》，也只能看到上世纪的合肥，那个分为东市区、中市区、西市区的老合肥。

第二，地名的命名、更名不规范。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合肥向四面八方迅速拓展。城市发展腾飞的同时，新地名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此起彼伏。合肥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缺乏制度保障，缺乏完备管理，缺乏严格监控。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必须经过申请、登记、考察、批准、公告的流程。但在合肥，却有一种谁修建、谁命名的现象，谁的广告多，谁的投资大，该地就能以其公司为名、产业名为名。如经开区的柏树郢，这是一个老地名，很多老人都知道、都认可的。但最近几年，柏树郢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华国际港。这让很多老合肥无法接受，甚至有的老人因为不识新名，常常坐过了公交站。总的来说，合肥地名工作处于前进的方向，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

第三，合肥地名有着重名重音的现象。重名重音现象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合肥地名也难以避免。这些重名重音现象都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我们必然正确地认识这种现象。由于现实因素，未能找到全面的地名信息库，故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不完全的统计。统计如下：

车站街道，据不完全统计，以车站为专名的地名有９个。

胜利路街道，据不完全统计，以胜利路为专名的地名有6个。

城东路街道，据不完全统计，以城东为专名的地名有25个。

大兴镇，据不完全统计，以大兴为专名的地名有13个。

潜河路与前河路为同音，桃源路与桃园路为同音。

花山路与华山路为同音，祥和与襄河，南坪与南屏也为同音。

地名的重名重音现象既不利于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利于合肥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有关的地名工作者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第四，老地名缺乏保护。显而易见，合肥是一座正在飞速发展的城市，高铁、动车、机场、地铁，我们的身边都是一片大修大建的场景。合肥的高速发展总是衍生出一批批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设，拆与建之间，总伴随着地名的变化，新地名如雨后春笋，一波又一波；老地名如日落西山，或被遗忘，或被取缔。地名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如果我们不能留下我们身边的地名，那就等于我们丢失了这座城市最深厚的文化。一些老地名正逐渐远离我们的视野，既陌生又熟悉。老地名的消逝，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悲哀，我们必须要捡拾遗落的珍宝，让老地名一代代地传承。

（２）对合肥地名工作的建议地名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它是外地人的目光，它是本地人的脸面。可以说地名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可以说它是一项庞大且复杂的工程。地名工作不仅仅需要个别人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的正视和支持。具体谈到合肥的地名工作，我只能抛砖引玉，表达几点浅薄的意见。

第一，加大合肥地名的研究力度。回溯往昔，合肥是一座文化悠久的古城，有着大量充满文化气息的地名，这些地名是研究合肥文化的重要客体。展望未来，合肥是一座飞速前进、不断扩建与发展的大都市。伴随老城区的改造和新城区的建成，必然要面临相应的命名和更名工作，由此可见，对合肥地名的研究迫在眉睫。具体来说，合肥地名的研究应该从三个方向着手：一是要搜集整理老地名，把握合肥地名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新旧地名的对照、整理工作；二是根据现有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编纂更新《新时期合肥地名录》，记载下合肥的新发展、新突破；三是要整理有关合肥地名的研究成果，整理、编纂、公开发行有关合肥地名的工具书，如《合肥地名新录》、《合肥地名词条库》、《合肥地名故事》等。

第二，规范对地名的命名和使用。对于合肥地名的命名和更名，有关部门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组建专门的队伍，编制细致的规划方案，制定实事求是的命名规则，形成申请、登记、考察、批准、公告的流程。相应的，对地名的使用也要规范化。一个地方可能会有好几个地名，但规范的地名常常只有一个，这时候地名标志就十分重要了。在合肥，有两份有关地名的规定，即《合肥市道路交通设施名称管理暂行规定》和《合肥市地名管理办法》。根据现行规定，市建委、公安局、城管局、规划局等有关部分要做好门牌、路牌、交通牌的更新和管理，一定要确保地名标志的使用规范。

第三，保护老地名。老地名是城市文化留下的痕迹，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老地名的现实意义可能有所下降，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却是有增无减的。如赤阑桥，这是一个老地名，它之所以有名，源于姜夔的诗词，源于那位布衣词人与无助歌女徘徊桥畔的爱情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桥已无存，赤阑桥便封进了书本，成了文人雅士苦苦追忆的圣地。可以说，老地名的流逝让这段佳话迷失了载体，慢慢沉入历史的长河。近年来，合肥市园林局为弘扬传统文化，特将桐城路桥更名为赤阑桥。这种追忆老地名、保护老地名、复苏老地名的举措获得了广泛好评。保护老地名，与其说是保护地名，不如说是保护文化、保护我们的根。

第四，建立建成合肥地名公共服务体系。不论是一项研究，还是一门学问，都不能脱离实际，凌空蹈虚。我们研究地名，并非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使用而研究。合肥的地名工作也必须要“接地气”，要服务于人民的日常生活，要逐步建立建成合肥地名公共服务体系。首先要制定明确的地名规划，然后要逐步建立和更新合肥地名信息库，最后要根据地名信息库，建立建成地名公共服务体系。地名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将合肥地名的研究成果以专著、工具书的方式服务于大众；另一方面是开展地名网站、地名电子地图、地名触摸屏、地名咨询等信息服务。

六

结语

“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表示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语言文字代号，属于语言词汇中的专有名词。”地名是一种普遍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合肥地名具有社会性、区域性、民族性、稳点性、专有性、时代性的特质。地名与文化自出现之日起就相互交融，难解难分了。地名因文化而得名，而又反映并传承着文化。合肥地名的命名方式十分复杂，主要源于自然实体、人文历史、述志情感等诸方面。地名是一种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合肥地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有地理环境，又有历史人文；既有政治经济，又有社会心理。时至今日，我们仍离不开地名，仍生活在地名的环绕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地名不断涌现，老地名不断消逝。这更促使我们加倍重视地名，继承和创新地名，因为这一个个的符号不仅仅是一种名称，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根源。

文章作者：夏文莉

文章来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 第 6 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刘言

校对：王茜

责任编辑：张纯瑜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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