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推进科学监管，规范大型平台限用过度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郑旭

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正确打开方式，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的应有之义。但是，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屡屡修筑“围墙”，将竞品通过封禁的方式予以限制。9月1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要求在9月17日前各互联网平台必须按标准解除屏蔽，否则将依法采取处置措施。然而，部分头部平台对于“互联互通”的响应仅限于言语上的支持，具体执行落地进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近日，由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法学院司法与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技术、新经济到新制度”跨学科沙龙在南开大学举行。计算机、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讨论，认为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生态的构建有助于共同探索新时代经济、技术创新和新制度发展的新路径。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原副校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第一、二届成员于立从经济学角度围绕“数字平台的行业分类与市场分类研究——兼论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协同”主题展开第二单元的演讲。他认为互联网的初心是互联互通，应避免大型平台限用过度，特别是对提供“非争用+可限用”的共享品的平台的市场监管，要避免“公地”悲剧和 “反公地”悲剧的俱现，尊重和发挥市场交易规律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有关平台权利、数据产权等问题，应根据平台类型进行研究，需要区分行业和市场的边界，加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科学监管。

于立对平台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基础设施平台，营收模式是基本收费，譬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第二类为广告主导平台，营收模式为单边收费，譬如，百度、新浪、微信、网易等；第三类为一般应用平台，营收模式为双边收费，譬如，淘宝、滴滴、美团、饿了么等，分别针对这三类平台的市场特征和行为特征提出了监管策略，认为第一类平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为适宜，反垄断需要慎重，第二类平台中国行政执法可以主动，但缺少案例，第三类平台行政执法应当审慎，法院司法应当多担重任。

于教授还指出对于第二类平台广告主导平台而言，目前法律上仍是空白，基础设施特征隐蔽、网络外部性突出、跨界杠杆作用大、相关市场界定困难、滥用行为认定困难，拒绝交易或限定交易行为常发，致使中小平台企业生成发展空间不断受到挤压。

“还有就是行业分类和市场分类，很容易让人混淆，但它们其实是两回事。行业不等于市场，不能作为市场竞争的依据，而引申出来行业监管也不等于市场监管。”他表示，行业分类固定少变，其靠的是结构调整，而市场分类灵活多变，靠的是优胜劣汰。

一边是指产业，另一边则代表竞争，这其中就包括了反垄断法和消费者利益。对行业分类与市场分类，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的问题，他建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应该职业化、专业化，让委员有固定的任期。而不是一味的让委员会成员兼职化，这势必会制约反垄断执法的效率和效果。

同时，随着反垄断的案件越来越多，最高人民法院或者高级法院也应该成立反垄断法庭，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