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风｜翟荡滹沱

“探源中华文明 倾听燕赵跫音”大型全媒体考古系列报道之平山战国中山王墓考古

翟荡滹沱

这，是一个刻在石头上的故事。

继上世纪六十年代，满城汉墓（西汉中山国）横空出世仅仅数年，在滹沱河畔，另一个“中山”破土而出。它，就是被誉为“战国第八雄”的战国中山。围绕该墓葬的系列考古，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太行烟雨，白狄部族。战国中山，历史短暂，史载缺略，遗迹湮没于地下，两千多年来鲜为人知，故称“神秘王国”。几十年的持续考古，填补了史海空缺，厘清了中山国后期世序，其精美珍宝和超凡艺术对当代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青铜、铭文、篆刻；征战、兴衰、融合……自春秋初年起，这个神秘部落从西北辗转迁徙而来，从黄土高原插入太行腹地，以其独特个性，五百年里纵横决荡。在太行南麓的沃土上，演绎着一段恢弘的民族融合史。

中山国王陵陈列馆。 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处供图

破译“守丘刻石”

中国人喜欢石头。但眼前这块石头，实在太不起眼。

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库房内，一块河光石静静躺在角落里。长约90厘米，宽约50厘米，厚约40厘米，是滹沱河畔最常见的石块。然而，真正价值连城的宝物往往就是这样，仿佛有一层神秘包浆，没有机缘和智慧，只会静待明主。

这块石头，在滹沱河畔的泥土中，已深埋2000多年矣。

上世纪30年代，平山县三汲乡村民刘喜梅掘地开垦，偶然发现一块河光石，上刻奇怪符号，他便把石头搬回家中。世事变幻，转眼到了1974年冬，三汲乡大规模平整农田，农民们在附近大土丘发现了一些瓦片。河北省考古队队长陈应祺带队前去考察，寻到刘喜梅家中，见到了这块石头。

符号竖刻，像是大篆，又像是甲骨文。它们究竟是何种文字，又写了些什么呢？

陈应祺想到了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于是写信求教。李学勤经过仔细考证，将其破译为：“监罟有（囿）臣公乘得，守丘（其）臼（旧）（将）曼，敢谒后贤者。”具体解释为，“现任监罟（注：监管捕鱼的小官）的罪臣公乘得在此看守陵墓，他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善良贤德的人”。

这块石头，后被称为“守丘刻石”。这是中国已发现时代最早石刻文字之一，不仅对于战国文字研究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对于寻找战国中山提供了重大线索。曾有专家评价，如果不是破译了这几个字，战国中山的横空出世可能要推迟多年。“守丘刻石”的破译，堪称打开中山国大门的一把钥匙。

战国中山，史书寥寥，语焉不详。《史记》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可两千多年来，都城到底在哪里，一直困扰着研究者。正是破译了这块相当于墓碑的刻石，考古人员推测，这一带可能有王陵。

经过勘察，1974年11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开始对M1墓展开发掘，清理三个陪葬墓和东西两侧建筑遗迹；1977年，清理其他三个陪葬墓、残存在南侧的建筑及大墓主室；1978年，清理了二号车马坑、杂殉坑和葬船坑。通过对M1与M6两座墓的形制和随葬物品分析，研究认为，M1主人应为中山国王，M6主人也应为王一级别。197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结合史料，充分确定了战国中山国后期都城——灵寿古城。

1978年秋至1980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全面勘探灵寿古城的城垣垣基、夯筑基址、城外墓葬、古道路，绘制城址平面图。1980年4月到1987年1月，又在城址内先后5次发掘，发掘面积达9205平方米，抢救性发掘了城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夯土建筑遗址和居住址，清理了城址内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小型墓葬131座。

为配合朔黄铁路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对中山国相关遗存进行发掘。1997年12月至1998年8月，联合对青廉战国两汉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415座，其中战国墓葬250余座，西汉和东汉墓葬138座，共获得陶、石、玉、玛瑙、水晶、铜、铁等各类随葬品3000余件。

1998年4月开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历经4个月在平山县访驾庄、北七汲、中七汲、郭村等地展开考古勘探发掘。访驾庄发掘东周土坑竖穴墓9座；北七汲发掘战国时期遗址175平方米，春秋土坑竖穴墓4座；中七汲发掘战国土坑竖穴墓65座；郭村发掘战国祭祀坑142座。同年4月至8月，对灵寿县岗北东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165座，出土铜器、陶器、玉器、玛瑙器、石器、骨器等各类遗物……

回望历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山国遗址及文物被大量发现，考古工作者在三汲村附近勘探了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发掘了五座中山王族墓和百余座平民墓，共出土文物两万余件，基本弄清了城址范围，城墙构筑方式，城内道路、水系、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居民居住址等遗址布局结构。

“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那深沉悲壮的歌声，它那婉约清丽的琴声，它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只有属于两千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曾指导发掘满城汉墓的郭沫若获悉战国中山横空出世，并见到器物照片时，在病榻之上寂然神往。

寻觅中山古国

历史，有多重视角。丰盈，固然可贵；缺失，亦不失为一种曲笔。与磅礴厚重的七雄相比，“千乘之国”似不足挂齿。反映在历史记载上，对于中山国渊源脉络，只能从几篇残存文献中，去寻觅这个“战国第八雄”的风雨飘摇——

中山族群，源出北狄。戎狄蛮夷，合称四夷，是先秦中原王朝对四邻民族的泛称。狄，曾广布黄河流域，因地处中原之北，又称北狄。白狄，是北狄支系，原与秦同居雍州，在晋国西，后渐徙晋东，包含肥、鼓、鲜虞、仇繇四个部落。目前，普遍认为，中山国系由白狄族鲜虞部建立。

《国语·郑语》载：“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这是史籍文献关于鲜虞最早的记载。

公元前774年，传说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快活岁月。鲜虞，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很快就淹没在白狄群体之中。而西周的历史，随即在犬戎攻入镐京时，荒唐而残酷地结束了。幽王之子宜臼东奔，诸侯拥立定都洛阳，史称东周，是为周平王。

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历史车轮进入春秋。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582年）“冬，秦人、白狄攻晋”。周景王四年（公元前541年）“六月，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注：大卤，太原）”。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六月……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这一年，蛰伏240多年的鲜虞再次横空出世，成为白狄部落联盟首领。

《左传》中记述，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月后“克鼓而反……以鼓子鸢鞮归”。鲁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0年），“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使涉佗守之”。

《吕氏春秋·权勋》载：“中山之国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仇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必欲攻我而无道也……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赤章蔓枝）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仇繇亡。”这是一段残酷的篇章，智伯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被赵、魏、韩消灭，那么白狄族分支仇繇的灭亡最晚当在公元前453年以前。

《左传》中又载，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春三月……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

——这是最早关于中山的记载。学者们多以该年为早期中山立国之年。

历史记载简约闪烁，给后世留下诸多难以索解之谜。

公元前506年到公元前414年，鲜虞与中山并称。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414年），《史记·赵世家》记载“中山武公初立”。此后便无鲜虞，只见中山。

《战国史》中记述，“公元前406年，魏文侯攻灭中山，命长子击守之。后三年封少子挚于中山。”《史记·赵世家》中记述，“公元前377年，赵与中山战于房子”，中山复国。

史料中又多有记载：公元前323年，“公孙衍发起燕、赵、中山和魏、韩五国相王”。公元前299年，“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公元前296年，“（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尽管谜团众多，但我们基本能勾勒出一个苍茫图景：自公元前506年后的二百余年里，中山国起起落落，在群强环伺的中原文化圈内奋力求存，以其倔强不屈和勇武善战谱写了一部文化交融的传奇。

然而，掩卷自问，这样的勾勒精确吗？合乎历史真实吗？是历史的全部吗？

历史，不单由筋骨构建，更应血肉丰满。此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山国是嵌在燕赵之内的蛮夷小国，因城中有山而得国名，即便偶有作为，也不过昙花一现，故史载不详。但是，这些若隐若现的记载，又晦涩含蓄地暗示世人，这样一个小国，竟能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称王于太行山麓，恐不可等闲视之。

战国雄风，中山若何？

岁月模糊了真相，令人长叹，但幸而又垂青考古。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山王墓和灵寿古城发掘，中山国从滹沱河畔的风雨之中渐露真容，向世人撩开那神秘、华美而令人叹惋的面纱，印证、纠正、填补、丰满着中山国的血肉脉络。

见证华夏融合

“一切的繁华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随时光的流逝隐遁于地下，我们努力地去想象那曾经的亭台楼阁，那曾经的金戈铁马，那曾经的丝弦笙歌……”病榻之上的郭沫若，如此描绘雄踞太行的中山，浓浓国风，扑面而来。

这是中原沾染异域风情？还是草原习得华夏精髓？

构思奇巧的珍宝、瘦挺骨感的中山篆……历史长河中，后世有很多更强悍的漠北部落策马中原，陆续建立了不朽或速朽之大业，也创造了灿烂文化。但品味其文学作品、艺术风格、精美器物乃至典章制度，尽管宏大层面上颇为同步，却始终难言水乳交融，总缺乏那份不卑不亢的对等和谈笑自若的底气。

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山国是极独特的存在。因为，仅就艺术创造和文化心态而言，迄今为止尚不曾见到在这等规格上，如此完美地既浸淫着华夏风格，同时又恪守漠北特色的文化艺术。

其背后，隐藏着什么，昭示着什么？

从独树一帜的器物说起吧。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入选河北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也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不准翻模复制文物。这件器物，极具建筑学领域的开创意义。比如，四个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样式是按照木构建筑挑檐结构制成，将史籍所载斗拱技术出现于汉代的时间提前百余年。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错银双翼神兽……器物洒脱奔放，不似中原常见器物那样中规中矩，反映了古中山人北方民族的独特气质。”曾有文物专家慨叹，古中山只是“千乘之国”，在七雄夹缝里生存都能创造如此灿烂之文化，可以想见战国七雄及战国时代的中国，手工业已何等发达！

但是，更深层次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中山三器”（铁足大铜鼎、刻铭铜方壶、刻铭铜圆壶）及其铭文的出现，告诉世人这是多么精美的书法，且清晰勾画出失落的中山国世系传承，更警醒的是“勿忘尔邦”的历史钟声。

刻铭，填补了史书文献之不足。其一，竖立了年代标尺。铜方壶“唯十四年，中山王命相邦赒”，铜鼎“唯十四年，中山王作鼎”的铭文，说明二者铸于王在位第十四年。同时，三件器物铭文都记载了燕王哙让国及“邦亡身死”之事。燕国子之之乱亡国发生在公元前314年，据此推断，中山王墓年代上限不会早于此。铜圆壶铭文刻于中山王去世之时，壶上有“王十三年”纪年，推测王去世为公元前313年。

其二，明确了中山国后期几代王公世系，铜方壶“唯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由此可得知，中山国君共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等七代。

其三，铭长创纪录。青铜器，西周多见长铭，战国多为短篇，多者十几字，少者几字，“中山三器”打破了这一旧说，铭文总和1123字，其中大鼎铭文469字，仅次于西周宣王毛公鼎铭文497字，创战国青铜器长铭之最。铜方壶铭文450字，用儒家思想，阐明得贤、民附和巩固政权的道理。铜圆壶腹部铭文182字，为嗣王纪念先王之悼词。

“中山三器”古朴深沉，出土后轰动世界。长篇铭文和青铜器，既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又融合了华夏传统，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文化和早期民族融合发展提供重要价值，承载着中华文明轰轰烈烈崛起的行进步伐和精神信仰。

然而，考古目光不能仅停留于此，还应具体而微。

作为文化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王墓器物，为战国中山国器物类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铜礼器及陶礼器组合为研究战国早中晚期器物形制发展演变及其器物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独特的墓葬结构，石椁结构墓室多发现于中山国地域范围，上至王公，下至贵族阶层，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中山国灭亡时期，是白狄族群特有的埋葬方式，也是区别于战国七雄埋葬习俗的最重要标识。

1979年，李学勤在《文物》期刊上发表《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从考古学角度讨论了平山墓葬群文化性质及白狄中山逐步华夏化的轨迹。在专著《东周与秦代文明》中，李学勤还把中山国纳入到春秋战国大背景中来讨论，认为中山国是北方文化圈中非常典型的方国，中山华夏化应视为春秋以来民族文化交汇融合整个潮流的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中山国依然影响深远。

但历史教益又不仅于此。当把多年考古成果和存世文献相结合时，人们更惊讶地发现，尽管失落了2300多年，但中山国的影响始终不曾风吹云散，而是作为文化根脉的一部分，早就深深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某种意义上，其墓葬、器物、城址等考古发掘，不仅仅是文化的接续，更是正本清源、追溯源流、回眸审视。

然而，我们回溯源头，甄别史料时，有两段记载也尤需警醒——

“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吕氏春秋》）“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史记·货殖列传》）

文字如画，风俗入目。大家史笔，寥廓悠远。这，既是狄人固有习俗，也是中山民众夜以继日生活状态之反映。曾经，几乎完全华夏化的中山国，被一支穿着戎狄之服的骑兵军团灭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骑兵来自一个中原正统国家——赵国。如今，面对那些巧夺天工的器物，我们更应聆听中山先辈对继任者的谆谆告诫和对群强环伺的忧思。

如此，也就释然，为何中山国有异域风情，却这般交融无痕。

历史，总充满神奇的机缘。时值春秋战国，正是中华文明融会贯通，爆发最自由、最纯粹争鸣之际，是大变革、大交融的前夜。历经五百多年风和雨，正在孕育一个万世绵延之根脉。 （张文瑞 龚正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