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后，证人变“凶手”：原审判决未撤销，检察院重新起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吉林省高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具有法定的既判力，在没有撤销原判决的情况下，长春市中院无权审理省高院裁判生效的案件，“这超越了自身权限”。

证人们都提到了隋殿昌被木棒打、被刀扎的细节，但警方从来没有找到过刀和木棍，这意味，“刘立军杀人案”的指控没有物证，主要靠证人证言。

2020年8月19日下午，作为指控刘立军参与杀人的重要证人安洪臣出庭作证，他却推翻了此前“看到刘立军追打隋殿昌、并用木棒将其打倒”的说法。

2020年1月8日，“刘立军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长春中院开庭，此案被列为吉林省十大涉黑案件之首。

下午1时，在法警的押解下，57岁的刘立军走进长春中院第一法庭，略弓着背，每走一步，他都会朝旁听席张望，看一看家人。

检方指控刘立军共涉10项罪名，不仅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还包括一起故意杀人罪。

所涉杀人案发生在1993年。1996年10月，吉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凶手死缓，作为目击证人，刘立军的证言被法院采信。二十多年后，在2018年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刘立军被捕，不久被指为共犯。

庭审中，刘立军多次提出“这是诬告陷害”，他的辩护律师也坚称刘立军没有杀人，在律师看来，指控几乎没有任何物证，依靠的是疑窦丛生的证人证言。

2020年8月，法院恢复因疫情而中断的庭审，8月19日，关键证人出庭时却推翻此前的说法，称没看到刘立军打人。

作为刑诉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从程序上对审理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吉林省高院已作出生效判决，具有法定的既判力，非经启动再审程序不得改变。换言之，在没有撤销原判决的情况下，长春市中院无权审理省高院裁判生效的案件，“这超越了自身权限”。

妻弟杀死姐夫

凶案发生在1993年1月18日，正值寒冬。案发前几天，在榆树市经协委工作的安洪臣和姐夫隋殿昌谈了个交易，用他手上的两个汽车暖风系统跟隋殿昌换两吨煤。

安洪臣的说法是，隋殿昌当时在榆树火车站工作，“火车站的煤随便拿”。但他把暖风交给隋殿昌之后，姐夫爽了约，“梁子”由此结下。

案发当日上午10点多，安洪臣去隋殿昌家要煤，两人发生口角，被众人劝说拉开后，各自离去。

下午3点左右，安洪臣又去找隋殿昌，带着斧头和卡簧刀。两人再次发生口角后，隋殿昌被刺身亡。安洪臣归案后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2020年1月5日，已出狱的安洪臣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27年前那场冲突的部分细节。

前往隋殿昌家的途中，安洪臣碰到了刘立军和另外两人，于是4人同去隋家。至于刘立军等3人为何要去，各方说法不一。有说是去劝架，有说是去看热闹，也有人说刘立军与隋殿昌本就有矛盾，想借机报复。

隋殿昌的家就在榆树火车站内。安洪臣介绍，隋殿昌住的那个院落有3间房，隋住在西厢房，正房住着张凯军一家。

张凯军在案发第二天接受警方询问时称，下午3点多左右，他回家听母亲说安洪臣“领了几个人”去找隋殿昌打架，他见到了安洪臣等4人。张凯军问其中一个叫徐怀玉的：“你们来这里干嘛？”徐怀玉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听说安洪臣找人打架。

在张凯军的叙述中，安洪臣先用斧子砍向隋殿昌，但没砍中，斧子落地，而后安洪臣又向隋殿昌胸部连扎两刀，隋殿昌往铁轨方向跑，没跑几步被石头绊倒了，安洪臣跟上去踢了隋殿昌几脚，而后逃跑。整个过程，他没有看到刘立军等3人动手。

尸检报告显示，隋殿昌的死亡原因是，胸部被单刃刺器刺创致使心脏破裂出血。

1995年3月，潜逃两年多的安洪臣在长春落网。9个月后，长春市（榆树是长春代管的省辖市）检察院就隋殿昌被害一案提起公诉。长春市中院于1996年1月将案件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提出应找到与安洪臣同去的另外3人。

公安机关这才找到了刘立军，而另两人一直没联系上，直到刘立军此次涉黑被抓才找到。

1996年10月，吉林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安洪臣被判死缓。判决书中，张凯军、刘立军作为证人出现，他们的证言被采纳。

转折

安洪臣服刑期间，刘立军从未到监狱看望过他，这起旧案早已无人再提。

转折发生在2018年4月，时年55岁的刘立军因涉黑被抓。一个月后，被害人隋殿昌的妻子（也就是安洪臣的姐姐）安淑侠和儿子隋勇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申诉材料，希望公安机关能把当年的涉案犯罪嫌疑人刘立军绳之以法。

为什么时隔25年才申诉？安淑侠在申诉材料中称，因为刘立军在榆树“称霸一方，无人敢惹”，害怕报复，一直不敢到公安机关指认。

蹊跷之处还有——隋勇说案发当日，就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安淑侠，但安淑侠在1995年9月20日的笔录中并未向警方反映刘立军参与杀人一事。对此，安淑侠表示，当年做笔录时说过此事，尔后还多次到榆树市公安局口头举报，但没有下文。

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隋殿昌父亲在1996年写的一封申诉信，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刘立军。

更让辩护律师生疑的是隋勇的证言。“他如今的说法和二十多年前的笔录有很大的出入。”刘立军的辩护律师何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96年3月，警方询问隋勇的笔录中，隋勇称，案发时，安洪臣等4人到隋家时，年仅8岁的隋勇正在院子里玩，他看见父亲出门后与安洪臣吵了起来，就跑去找邻居。被邻居带出院子后，他看见父亲隋殿昌往铁道上跑，没跑几步就趴在地上。隋殿昌倒地后，刘立军手拿木棒，踢了隋殿昌脑袋几脚。而在张凯军的证言里，脚踢隋殿昌的是安洪臣。

22年后，隋勇表示他目睹了父亲被刘立军用棒打倒、被安洪臣用刀扎死的全过程。

律师阅卷时还发现多处证言前后不一致。

案发当天，与安洪臣一起去隋殿昌家的，除了刘立军，还有徐怀玉和王洪哲。卷宗记载，2018年，公安询问隋勇后，相继询问了徐怀玉和王洪哲，两人均称安洪臣用斧头砍隋殿昌未中之后，刘立军和安洪臣前去追打隋殿昌，跨过几道火车线后，刘立军一棒打倒了隋殿昌。

但木棒到底打在了哪个部位？隋殿昌如何倒地？隋勇、王洪哲和徐怀玉的说法不一。徐怀玉的说法是隋殿昌被打后仰面倒地，而隋勇说是趴在地上。

2018年刘立军涉黑被抓后，在证人证言中，案情的发生顺序发生了重大转折。二十多年前，张凯军、刘立军对警方说，隋殿昌是先被刀扎再往前跑，没跑几步而后倒地。而今变成了隋殿昌先跑，跑了几十米后被木棒打倒，再被刀扎。

关于证言的前后不一致，隋勇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1996年做笔录时，他还小，办案警官写的字他都认不全，不知道记的啥，“而且我接受询问时，还没监护人在场。这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

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证人王洪哲，他拒绝接受采访，目睹整个事件过程的关键证人张凯军现已去世。

证人们都提到了隋殿昌被木棒打、被刀扎的细节，但警方从来没有找到过刀和木棍，这意味，“刘立军杀人案”的指控没有物证，主要靠证人证言。已经认罪领刑的安洪臣，成了关键人物。

证人说辞频变

经过减刑，安洪臣于2014年1月底刑满被释放。出狱后，他见过刘立军，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但被拒绝。

刘立军被抓两个月后，2018年6月23日，安洪臣在公安局做了第一次笔录。他对办案民警说，他用斧头砍隋殿昌未中后，刘立军和他追打隋殿昌，过程中，刘立军用木棒打倒了隋殿昌，这和徐怀玉等人的说法相同。

安洪臣还称，他扎死隋殿昌以后，还对刘立军等同去的3人说过，此事由他担着，随即逃跑。

但在刘立军、徐怀玉等3人的讲述中，均没有上述内容。刘立军的另一辩护律师李肖霖说，“并且安洪臣当年在侦查、审查起诉、法院审理阶段的供述稳定，始终表示自己独自杀害了隋殿昌，刘立军等人全程没有动手。”

安洪臣给警方的说法是，自己当时没交代是因为答应了刘立军，怕出狱后没法在社会上混。现在出来指证，一方面是因为服刑时刘立军从未到监狱看过他，后来找刘立军帮忙也被拒绝，另一方面觉得应该配合有关部门工作。

但2020年1月5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安洪臣又说没有看到刘立军动手。他还声称有自己和办案人员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他是和办案机关达成交换条件后才这样说的。

刘立军的女儿刘姝嘉，保留了2018年6月13日她和安洪臣的微信聊天记录，安洪臣也表示没看到刘立军用木棒打人，并对刘姝嘉说：“公安局开始对我整事了！因为我不配合。”

2019年12月，安洪臣又对警方说，2018年夏天，刘姝嘉主动找到他，承诺给他好处，为了迎合刘姝嘉，他就表示遭到了公安机关的“威胁”。

在安洪臣的解释中，他指认刘立军是共犯的动机一变再变。

“刘立军案”开庭后，安洪臣的说辞再次变化。2020年8月2日，律师何兵、李肖霖找安洪臣调查取证。他又明确表示没有看到刘立军动手，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言不属实。

何兵回忆他的原话是“如果我看到了，我当年受审不可能不说他，因为我也想活”。“要知道当时安洪臣一审被判死刑，而非死缓。”何兵说。

安洪臣还向何兵介绍，办案人员曾希望他指认刘立军杀人，而他也向办案人员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让韩某取保候审，保住公职。韩某是刘立军涉黑案中的另一名被告人，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窝藏罪。

在2018年6月7日的一段录音里，办案民警答应可以给韩某办理取保候审，但也告诉安洪臣这不是条件交换。

在证言中表示“刘立军用木棒打倒了隋殿昌”的徐怀玉，因涉另一起刑事案件，目前正在服刑。

2018年7月31日，安洪臣通过微信与刘姝嘉聊天时提到，公安为了拿到徐怀玉等人的证言，答应会给他们好处。

南方周末记者在长春、榆林等地采访时，当年的办案民警和长春市公安局，都以案件正在审理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争论激烈

“刘立军案”开庭时，隋殿昌被杀案的原审判决并没有被撤销，在此情况下，能否再就“杀人案”提起公诉，庭审中对这一程序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清华大学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案另一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易延友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庭审期间，审判长宣读了合议庭的决定：根据刑诉法253条第一款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申诉，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但问题是，重新审判的前提是必须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易延友认为，就本案而言，要么由吉林省高院来启动，要么由最高法启动，或者由最高检提出抗诉，不该由长春市中院启动重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的看法是，如果一定要把当年的杀人案并到此次涉黑案中一起处理，首先要由吉林省高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来的二审判决，指令长春市中院审理。

原有判决还没撤销，长春市检察院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认定并重新起诉，长春中院还决定受理了本案，这在易延友看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真是前所未闻”。

但审判长认为，对于刘立军的审判，不影响原来对安洪臣的定罪量刑，所以不需要对全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陈永生分析，如果最终认定此案从一人作案变为两人作案，就要考虑有没有主犯和从犯，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两人的量刑。他的意见是，应该把“杀人案”从涉黑案件的审理中剥离出来，等涉黑案件审理结束后，再审杀人案。如果杀人罪名成立，再数罪并罚。

2020年8月19日下午，作为指控刘立军参与杀人的重要证人安洪臣出庭作证，他推翻了此前“看到刘立军追打隋殿昌，并用木棒将其打倒”的说法。

庭审中，刘立军的律师询问安洪臣：“你砍过一斧子之后，你在追隋殿昌的过程中，有没有看到谁打隋殿昌一棒子？”

安洪臣回答：“我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