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证章、一本发难之著述，勾勒出辛亥革命的偶然与必然

极目新闻记者 徐颖

摄影记者 萧颢

通讯员 卢奕

辛亥革命博物馆3号展厅，以《武昌首义》为主题进行基本陈设。10月8日，记者进入该展厅，恍若穿越回武昌首义的历史情景中。门口复原了保安街牌楼，沿着街边的商户住宅向前走，一座复原的中和门城门屹立在眼前。“中和门为武昌古城九大城门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城门，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约700年。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中和门就是湖北革命党人首先控制占领的地方。为了纪念起义的胜利，1912年改名起义门。城门上方‘起义门’三个大字由叶剑英元帅1981年题写。”辛亥革命博物馆保管科研部主任胡伟介绍，采访当天是闭馆日，如果是在开放日，观众参观还可以听到展厅里模拟的首义枪声，以及轰隆隆的爆炸声。

辛亥革命博物馆陈列复原了当年场景，街道牌楼城门栩栩如生

熊秉坤著述的珍贵文献，保存在辛亥革命博物馆

辛亥革命前一天，就是因为一场意外的爆炸，让准备已久、计划周密的革命，变成了一场临时提前的行动——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制造炸弹，不慎引起爆炸。起义计划暴露，多处革命机关遭到破坏，40余名革命党人被捕。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在湖广总督署惨遭杀害，史称“首义三烈士”。在恐怖阴云的笼罩下，1911年10月10日晚，营区革命党人和清军军官发生意外冲突，当晚8时许，起义提前打响，城内新军工八营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新军官兵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纷纷响应，迅速占领了楚望台、控制了中和门。

3号展厅的玻璃柜中，一件由熊秉坤所著的《辛亥湖北武昌首义事前运动之经过暨临时发难之著述》稿本，是由熊秉坤口述，请人记录的，分“湖北革命之起源及其经过之情形”“工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等7个章节，纸张为十行纸，墨书，共38页，详细记述了工八营历史及武昌起义经过，是研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珍贵历史文献。

熊秉坤之孙熊永铸也来到辛亥革命博物馆3号展厅，向记者追忆了这件文物保存的来之不易。“曾经险遭损毁，但在祖父的保护下，得以保存。一直锁在这个牛皮公文箱里，直到2014年《共和先声：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元勋熊秉坤纪念文集》出版，出书过程中，辛亥革命博物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就把这件文物捐给了辛亥革命博物馆。”

熊永铸介绍，他的祖父熊秉坤在辛亥首义发生时，担任工八营革命党人的总代表、革命军革命大队大队长，在工八营里革命党人的占比，是其他营不能比拟的。为什么工八营率先起义能够成功？全营400多人，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就有284人，革命力量大于反革命力量，还不包括一些中坚力量、同情革命的力量，所以，工八营率先起义有它的优越条件。

一枚“湖北谘议局议员”证章，见证着辛亥革命前的政治现状

胡伟说，辛亥首义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也进行了政治改良，做了效仿君主立宪制的尝试，但换汤不换药。”

在辛亥革命博物馆1号展厅，一幅创作油画，艺术性的还原了当时湖北谘议局议员们的政治生活：1910年11月12日，武汉各团体（湖北谘议局汤化龙等）前往总督府衙门请愿，提出“请速开国会”的请求，请愿失败，立宪派失望了，由此前的寄希望于清廷，到主张推倒“皇帝内阁”。

辛亥革命博物馆藏有文物1万余件，国家一级、二级文物一共24件（套），其中有一件国家二级文物清末“湖北谘议局议员”证章，弥足珍贵，就陈列在湖北谘议局议员请愿创作油画旁的玻璃展柜中，它是辛亥革命前湖北有识之士政治生活的实物见证。

据该枚证章的捐赠者万学工介绍，1909年10月，湖北谘议局成立，汤化龙任议长。位于武昌阅马场的“红楼”，最初就是湖北谘议局的办公楼，是议员们参政议政的场所，1910年建成投入使用后，不到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它就变成武昌起义军政府，后变成了鄂军都督府。“湖北谘议局议员证章，作为历史的遗物，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万学工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对“首义之城”“英雄之城”武汉有着天然的感情，他说，“我就出生在武汉三医院，从小在首义路一带玩到大，对首义历史耳濡目染，成年后迷上了首义收藏，2011年辛亥百年时，这枚证章出现在市面上，我花了一些钱又把自己的一些收藏与对方交换，得到了这枚珍贵的文物，把它捐献给了辛亥革命博物馆。”万学工说，“我当时有一个信念，这是我们湖北的文物，怎么样都要让它留在湖北。”

胡伟说，这枚湖北谘议局议员证章，目前看到的，仅此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