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的缘起、实践与反思：基于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的观察（三）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尹凯。尹凯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博物馆研究、遗产研究，论文原文发表在《中国博物馆》学术季刊2021年第2期，本文和原文略有不同，原注从略。

三、从关系变动中重思想体验的限度

当今的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正处于变革力量的包裹之中。为了回应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动，更宽泛、更具包容的体验成为博物馆等文化展示场所的出路，甚至可以说是一项责任。对于博物馆等文化场所使命、宗旨和优先性事项的认知与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博物馆的建筑、组织架构、展览和项目设计等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拥抱主观性、刺激性、多样性与鲜活性的体验的确削弱了文化展示场所长久以来的权威性声明，但是体验是否会真正地会导向变革性和民主化却是存疑的。

对于这些文化展示场所而言，体验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从初衷来看，体验的目的在于经由对个体多样性的强调而重新发现被权威声音所遮掩的其他可能性。换句话说，体验的关键是不再将个体的感知贬斥为无关紧要的，而是将其作为文化展示场所内意义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所谓的发现之旅和体验感营造的主导力量依然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展示场所。这些文化展示场所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或者进行要素的展演、或者将整个文化展示场所作为展演的空间，或者使用社交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媒介来进行展演。

很显然，体验的属性是双重的，或者说体验的理论关照与实践内容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关系：一方面，体验是带有某种理论批判色彩的，即通过对多样性的发现来拆穿权威话语所编织的谎言；另一方面，体验又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践状态，即文化展示场所为了生存、发展与繁荣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体验的书写也是颇为矛盾的：在面对传统的展示策略时，体验的诸多实践好像展现出了潜在的创造性和动态性；如果我们跳脱出对于体验的痴迷，从而对其进行比较性的、整体性的审视就会发现，体验的理论基础和批判野心似乎在实践中逐渐消解掉，反而流露出一种略显肤浅之感。因此，很多学者在承认和接纳体验时，也始终抱持着一种警惕的姿态。在接下来的部分中，笔者将把体验置于复杂的关系结构中，并重新对体验进行形而上的批判性反思。

体验的一个基本诉求是面向公众、吸引公众、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那么，是不是说只要充分理解公众就能够营造一种令人振奋的、具有启发性的体验感，进而制造出批判性的公众群体呢？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认为，尽管了解参观者以及那些没有参观的人们的需要对于成功的博物馆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简单地重复展示参观者可能会认为他们期待看到的，却往往会产生平庸的和迅速过时的展览。体验当然也是如此，公众的需求和期待值得被重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决定展览内容与方式，甚至说是文化物质材料生产者的程度。既然如此，体验对新公众的塑造究竟如何也是一个存疑的事情。就目前来看的话，体验确实改变了公众参与博物馆的传统方式——移动、观看与思考，并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文化展示场所的感知与行为的禁令。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追问如下问题，体验是在损害知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制造感性吗？简单地提供根据公众或市场需求而提供感官体验是否能够获得对文化展示场所的深度理解？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警惕体验带来的风险，即当体验的感知太过刺激与夸张时，公众在建构主体性时也面临着一种沉浸过度的危险，这反而会吞噬掉日常现实的存在。因此，体验在面向公众时面临着一个困境，即如何既能够满足、挑战公众的需求，同时避免出现主观性放大而背弃现实的情况。

从实物到体验的转向话语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体验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文化展示场所内实物的传统理解，其背后是更加复杂的有关真实性认知的讨论。希尔德·海因（Hilde Hein）认为，尽管博物馆实物有卓越品质，但其物质性未必是一个必要条件，相较于作为标志或象征功能而言，实物的物质性则是次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贬低纯粹的实物的价值，其奉行“最小化阐释”的原则、“自己为自己代言”的展示策略、“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美学理论可以使观众专注于实物本身的光晕，这种情况在艺术博物馆中尤其突出。在体验实践中，文化展示场所的焦点旨趣从客体转向主体，实物则被彻底纳入到故事和阐释系统中，相应的，真实性也就从实物转向它们所呈现的叙事与观念中，甚至成为一种基于个体的主观判断。在休闲与旅游地研究中，从景物到景物标志的置换也证明了体验风靡以来对实际物质存在和信息的削弱。虽然实物本身就是承载多重意义的容器，虽然传统的真实性认知存在着实证主义的偏好，但是当实物退居其次、真实性由客观转向主观时，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过程中收获到了什么？如果说没有一套清晰的标准来定义体验的品质，那么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判断体验比实物更具启发性与革命性？如果体验具有不稳定性和难以驾驭的固有属性，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辨识那些故意唤起体验的人，如何判定他们的动机是否善良？在我看来，这些反思性的问题不是否认体验的价值，而是以一种观想的、冷静的、诊断的姿态来守护体验的初衷。

在文化展示场所中，营造体验感的目的在于以多样性、主观性的意义和感知来挑战官方权威和历史编纂对过去的全部占有，进而重新发现隐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这种“眼光向下”的体验实践真的构成了一种重建过去的替代性路径吗？过去本来就是多义性的，可以承载各种各样的故事，因此，当社会史、民众史和底层史等“来自下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触及到社会看待并处理过去的方式，并波及到文化展示场所时，体验就与历史、记忆和人们扯上了关系。在遗产地等文化展示场所内，体验往往以“记忆”“遗产”或“人们”的名义来想象过去、建构过去，并经由普通人们之眼，农民、铁匠、工人等群体获得了历史地位，勤劳、节俭、自力更生等美德得到了颂扬。这种看似美好的体验背后却依然存在风险，也就是说，体验的实践能够持续保持活力而不被历史的单一性和结构性所收编吗？大众化、商业化、展示性的遗产路径是否会简化历史、扭曲知识体系？人们的历史是过去民主化的体现，还是固有的从属关系在不同意识形态情境下重演的隐蔽方式？拘泥于体验技术、风格与结构的实践是否也是对过去的一种挑选，从而构成了另外一种纯化的形式？总的来说，一方面是体验本身固有的展演方式使其在批判力度方面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体验的商品化趋势造成对过去的虚假描述。这些在遗产地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展示场所。

在当今社会情境的复杂变局中，无论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还是政治的议程，体验似乎已经成为文化展示场所的实践风尚。毫无疑问，体验的确内含着一种批判性的立场，而且也确实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发现了文化展示场所的潜力。随着体验的普及，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我们可以说这种困境源自于修辞与实际、理论主张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也可以将其归咎于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如果简单地认为体验就能解决长久以来文化展示场所的顽疾，那么我们的思想也未免太简单了。体验所暴露的局限性一方面让我们可以更加冷静地去评判体验的价值与实践的策略，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重新起航，去更深入地发现问题的良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博物馆民族志视角下的中国革命文化展览红色叙事研究”（20CMZ027）的阶段性成果。

完

作者丨尹凯

编辑｜杨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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