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辰等：美国当代经济模式观察

近日，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中美两国高层继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对话、7月在天津会谈以来的第三次会谈。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全面、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并同意就重要问题保持经常性对话和沟通。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此次中美高级别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增进相互了解。10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了视频通话。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继续沟通，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银行美国地区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徐辰，中银纽约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董文捷在（点击订阅）2021年8月刊撰文指出，今天不同于历史，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靠霸权再也无法维系，必须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

文/中国银行美国地区分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徐辰，中银纽约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董文捷

亚当·斯密和约翰·凯恩斯对经济学卓越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主导了美国经济模式的发展。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史。文章指出，今天不同于历史，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靠霸权再也无法维系，必须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不能仅靠美国自身的经济政策调整，更离不开全球的经济合作。

工业革命以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宏观经济学被认为是政府和企业用来观察、管理和影响人们生产和消费商品与服务的一种动态工具。近代以来，两位跨越了三个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向世人揭示了从工业革命的黎明到现代劳动力和经济贸易全球化的标志性理论，他们分别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们对经济学卓越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描述了一个工业革命初期日益被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治的世界。他指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一个由受过专业技术训练的工人组成的流水线工厂的劳动生产力可以是独立操作作坊的几千倍。

亚当·斯密认为商业市场的运作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他认为，人天生就有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动力。商家出售商品和服务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牟利。这种利己主义的行为驱动了生产，从而满足了人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引导了人们的行为。

他认为这种个体牟私利的行为在无意中有效地导致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运作的产生，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功能必须在一个适应了新的经济秩序、社会和政治的世界才能得到保障和自由地发展。

他提出如果鼓励企业通过不断地创新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公平的价格和高品质的产品自由竞争就可防止商家们对消费者进行剥削。简言之，竞争迫使每个生意人都童叟无欺，因为如果消费者在一个商家那里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总是可以改道光顾另一个商家。

他的非凡见地不仅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还预见到了未来。直至今日世界各地的经济自由化仍在继续，这种我们称之为“自由经济主义”的模式持续了200多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

约翰·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

尽管亚当·斯密预言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成功，但生活在工业革命早期的他没能看到自由经济主义的严重偏颇性。对自由经济模式的质疑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缺陷及其改善策略的辩论，就是在这种辩论和思考中诞生了一位对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很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

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表现在他对大萧条的诠释和应对方面。当时大萧条的影响波及全世界，美国的失业率从3％上升到25％，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住宅建设几乎停滞。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着重分析了储蓄的作用并指出过多的储蓄可能会导致经济的崩溃。

他认为，经济疲软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引发经济衰退时牢不可破的循环：企业对再投资犹豫不决从而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没有工作，人们没有收入，就会收紧开支。消费对经济有刺激作用，人们在担心经济前景不佳时增加了储蓄而减少了消费，但由于长期失业，储蓄终将枯竭。这样一个艰难时期个人理性的储蓄行为终究导致了集体非理性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支持经济，虽然凯恩斯支持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但凯恩斯认为针对大萧条的独特挑战需要采取独特的解决方案，在经济萧条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通过消费打破这一周期，弥补个体消费者和企业所不能企及的地方。

凯恩斯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被证明是有效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采取政府救济计划刺激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30年代后期美国联邦政府削减了预算，导致了经济的迅速下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大量的支出恰逢大萧条时代的结束，这一切似乎都验证了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末上升到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英等国政府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年的“美好社会”规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的成立也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二战后的新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的诞生部分归功于凯恩斯的创意。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对本国经济的适度干预比无人参与的自由市场经济更能够给社会增添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的繁荣，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尽管人们对凯恩斯经济政策的评价褒贬不一，凯恩斯思想依然主导了美国经济学界，直到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主导模式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经历了周期性的大起大落，主导美国的经济模式也从凯恩斯经济学转到新自由主义盛行的“里根时代”，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再次出面干预经济。

凯恩斯时代的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较高、失业率较低、贫富差距缩小、公共债务减少，同时金融危机发生率非常低。基于此，经济学家认为凯恩斯时代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资本主义时代。

随着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的结束，美国制造业相对海外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汽车制造业）竞争力逐渐削弱。与此同时，全球化也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而加速发展。

许多美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而将制造业移到境外，导致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再加上越战沉重的代价、能源危机、尼克松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沉重的社会福利，使得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此时工商界和学术界反对凯恩斯经济模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倡导新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流派的拥护者日益增多。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美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危机。里根上任前，美国失业率高达7.5%，通胀率飙升至13.5％。里根政府认为解决这一危机的最佳方法是采用供应侧经济学原理来调整既有的经济模式。

这一思想主导了税收、福利、国防、联邦司法和冷战等领域的国家决策，包括取消了国内石油价格和分配管制、降低了石油的利润税（并于1988年取消了石油税）、实施《经济复苏税法》，大幅削减了联邦所得税率、削减联邦开支、限制政府干预、放松金融管制，同时大幅增加了公共开支（主要是国防开支）。

里根认为减少政府干预可以让市场自由地运作。他说，“政府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政府本身才是问题”。而减低税率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从而刺激经济的增长。里根政府称其新政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世人则称之为“里根经济学”。

经济学界对里根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年平均增长3.5％，高于之前8年的2.9％，失业率从1980年的7.2％下降到1988年的5.5％，通胀率也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8年的4.1％，苦难指数（通胀率加失业率）从里根上任时的19.33下降到离任时的9.72，这一经济模式将美国经济带出了滞胀，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推动了GDP的强劲增长。

而反对派则指出，里根的政策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和国家债务的激增（增长了近3倍），从而结束了二战后国家债务/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降的趋势。

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争议不断，里根之后的历届总统都在不同层面上采用了新自由主义，如老布什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克林顿任期内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案》，废除了《格拉斯哥法案》；小布什推出的《经济增长和减税法案》。这些法案或是减税，或是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或是削减政府福利。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性，并验证了资本市场需要恰当管理的合理性。在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实际GDP收缩了4.2%，失业率最高达10%，金融业流动资金的枯竭诱发了一系列的破产潮。

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首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接近于零以增加贷款流动性和减少失业，并采取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大力加强市场干预力度并出台一系列的纾困政策，其中包括《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

这些财政政策囊括了从现金支付、资助低收入人群和失业者，到拨款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医疗保险、教育、国防等，再到一系列税务抵免、优惠政策。由政府出面支撑经济凸显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疫情下的美国政治经济形势

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导致美国失业率由此前的3.5%迅速攀升至14.8%。在货币政策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积极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撑经济，包括降低联邦基金利率、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开设直接借贷设施，甚至降低银行储备金要求以鼓励借贷。

在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方案。包括2.2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简称CARES法案）和2.3万亿美元的《2021合并拨款法案》。

拜登上任后，美国两党又于2021年3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虽然对疫情下动荡的美国经济、社会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却也造成债台高筑。联邦借贷对GDP的比例已高达136%且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

由于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救助计划，疫情期间美国失业率虽然剧增但家庭收入并未减少，相反有所增加。部分失业人群的失业金甚至高于他们受雇时的薪金。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美国疫情期间家庭收入的曲线与政府财政救助计划的实施正相关。

宽松的货币政策虽有助于释放流动性，但也带来潜在通胀风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2021年2月23日的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就目前经济情况来看）要达到我们想要的就业和通胀目标，美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然而，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或许是在表明市场对通胀的预期。但就目前来看，通胀率还基本保持在美联储2%的目标之下。

突发的疫情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而且突显了社会问题的隐患。长期积累下来的贫富差距和种族矛盾在日益分化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压力下加剧。为了振兴疫情后的经济、缓和社会矛盾和挽救环境危机，拜登总统呼吁所有美国人共同努力来弥合政治上的分歧，团结一心战胜新冠疫情。

同时拜登政府提出了“重建更好”的美国复苏计划，包括2.25万亿美元的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加强关键产品的美国制造供应链和投资绿色能源、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等。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巨额财政支出，然而这届美国政府面临着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财政环境。截至2020年的财政年度，美国联邦预算赤字已高达3.1万亿美元，创历史纪录。

为了筹集《美国就业计划》所需的资金和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拜登政府在推出美国就业计划的同时出台了《美国制造》的税收计划。此计划将通过提高公司税率增收美国公司全球无形低税收入税、对账面所得超过20亿美元的大公司征收15%的账面收入所得税、寻求向跨国企业征收全球最低税协议、给予公司税收抵免以鼓励开展研发和推广绿色能源、加大国税局执法力度等措施，在未来15年内筹集2万多亿美元。

拜登政府的这一税改提议不仅旨在筹集实施其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所需的资金，而且可以遏制美国跨国公司的离岸业务利得，以鼓励将生产线挪回美国，从而创造美国就业机会。

然而这项提议也存在着潜在的负面溢出效应，将联邦税率升至28%可使在美经营的公司所得税率（包括州和地方税）跃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成员国的第二位。如此高的所得税率将削弱美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也代表着美国里根时代的结束。此外，提高美国公司的海外所得税和鼓励美国制造势必会影响全球化的供应链经济模式。

除了以加大投资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外，拜登的另一项计划注重对人才成长的培养，即投资美国的孩子、家庭和未来的《美国家庭计划》。

该计划拟议拨款1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家庭和孩子的教育、取消有针对性的学生贷款、增加用于教育的经费等。这笔投资将在未来15年内通过提高针对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最高税率、免除大于100万美元资本利得税的优惠、取消大于50万美元收益的同类资产交换的税赋递延及加强美国国税局的审查力度等措施来筹集。

另外，拜登还提议给美国家庭提供800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以改善其生活，并要求金融机构报告投资和商业活动所得在银行账户间的流水。

拜登政府的这一系列启动经济复苏和推动在美就业的计划与以往的重大投资不同。此次拜登政府将行政措施、机构任命和立法相结合推行一系列涵盖企业和社会的核心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和社会福利的目的除了抗疫和重振美国经济外，还在于推动能源转换以缓解气候和环境危机及解决长期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公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

拜登政府将在2050年之前实现向“零排放”经济过渡作为目标，并将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用于资助弱势社区。 拜登认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应该伴随着美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故在投资社会、治理环境的同时呼吁加强经济实体的内部管治（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

在此新经济模式下，企业须将ESG纳入其投资决策之中。 金融机构应加强其对可持续性ESG金融产品和数据的治理，并在金融普惠的同时分析和管理与ESG相关的合规风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2020年宣布了更新气候披露指南的计划，表明SEC可能会要求上市公司在报表中更加标准化地披露公司投资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市场也将会越来越关注企业的ESG相关信息。

拜登政府的经济模式既不同于凯恩斯模式，也不符合里根经济学的“小政府”及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活力的做法。在政府投资方面虽符合凯恩斯经济思想，却继续了前政府“美国制造”的衣钵。

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社会责任对公司的财务业绩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大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将损害宏观经济。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虽支持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却也指出赤字支出和低利率的结合将导致经济复苏放缓。那么拜登这位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以节制和妥协著称的总统，如今提出彻底变革的愿景是否能成功带领美国走出危机、促进经济蓬勃发展、修补疫情间暴露出来的现有经济模式的缺陷、解决供应链问题、防御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等风险，还有待考验。

其实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治已经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新政府看到了问题所在，不等于能够如愿以偿。当年华尔街为什么协助美国的制造业移居海外，从而造成今天的产业空心化？

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逐利自由选择的结果，资本已经在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尝到了甜头不会回头。今天不同于历史，全球化的经济体系靠霸权再也无法维系，必须建立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之上。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不能仅靠自身的经济政策调整，更离不开全球的经济合作。

本文刊发于（点击订阅）2021年8月刊，2021年8月5日出刊。本文编辑：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