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都是现世报？你想多了！

社会大众普遍认为：“酷吏不是一般都是现世报吗？”“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有人援引了这样一段貌似很有道理的论述：

“酷吏是中国传统帝王术很重要的一种工具人，用酷吏以立君威，杀酷吏以平民愤。生死对主子都有正面意义。酷吏替主子行暗黑之事，手段目的都不可能干净，知道的太多，所以断无后路可言。除了主子，皆为敌人，身家性命完全系于一人之恩宠。说白了就像手纸，主子要干脏活擦屁股的时候一定要用，但是擦完了一定要扔。历朝历代没有一个酷吏能够善终。”

事实上，历史上的大多数酷吏，活着时并没有遭受报应。

我想，产生这种认知分歧的主因，应该是误读了《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酷吏传》，误将司马迁与班固对酷吏下场的期望，当成了西汉时代酷吏的真实下场。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里记载了十一位酷吏的具体行迹。

其下场分别是：

（1）郅都。此人满足了汉景帝整肃宗室列侯的需要，“列侯宗室见（郅）都侧目而视”，后因审理临江王刘荣（景帝之废太子）一案引起窦太后（刘荣祖母）不满，遭窦太后报复，被斩。

（2）宁成。同样是为了满足汉景帝整肃宗室列侯的需要，造成的结果是“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后于汉武帝时代被外戚报复，“抵罪髡钳”后离开官场成为民间豪族。另一酷吏义纵做南阳太守时，“尽破碎其家”，将宁成及其宗族一并摧毁。

（3）周阳由。汉武帝时代酷吏，每任职一地必夷灭当地豪族大家。做河东都尉时与当地太守争权，互相举报。太守自杀，周阳由弃市被诛。

（4）赵禹。汉武帝时代酷吏，与张汤合作制定律令，司马迁称西汉“用法益刻”便是从赵禹开始的。赵最后“以寿卒于家”。

（5）张汤。汉武帝时代酷吏。用法严峻，开“腹诽罪”之恶例，治狱专以武帝意志为准，并善于援引经典为暴行粉饰。后败于同僚倾轧，自杀。

（6）义纵。汉武帝时代酷吏，曾一日“报杀四百余人”。后因鼎湖至甘泉的道路维护得不好，而被病中的汉武帝怀疑“难道义纵觉得我没机会再走这条路吗？”继而失宠。同年，杨可奉汉武帝之命在全国实施“告缗”（举报他人财产），义纵将举报者当乱民给抓了，引起汉武帝不满，被杀。

（7）王温舒。汉武帝时代酷吏，曾杀人至“流血十余里”。后因在“诏征豪吏”运动中受人钱财给人开后门被告发，遭诛灭五族。

（8）尹齐。汉武帝时代酷吏。在他做中尉的时代，“吏民益凋敝”。后病死于淮阳中尉任上，死后有仇家欲焚烧其尸体泄愤。

（9）杨仆。汉武帝时代酷吏。其行径大体与尹齐相仿。后率军参与征伐朝鲜，因与同僚发生争执被免为庶人。后病故。

（10）减（咸）宣。汉武帝时代酷吏。与另一酷吏成信交恶。成信藏匿到上林苑中，减宣派去格杀成信的吏卒射中了上林苑门，被问成大逆之罪，自杀。

（11）杜周。汉武帝时代酷吏。他主政的时代，“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后病死。杜周死时，留下了“累数巨万”的家产，宗族不衰，子孙后代皆担任官职。

班固在《汉书·酷吏传》中增加了四名酷吏的具体行迹。

其下场分别是：

（1）田广明。汉武帝时代以酷吏起家，“以杀伐为治”。汉宣帝时代因率军出击匈奴“引空军还”，被宣帝下旨责备后自杀。

（2）田延年。霍光时代酷吏，曾参与废黜昌邑王。其主政期间以强硬手段直接没收富户财物，导致富人皆怨，出钱征集田延年的犯罪证据。后因被揭发贪污巨款，自杀。

（3）严延年。汉宣帝时代酷吏。冬月论囚时“流血数里”，时人送外号“屠伯”。后被同僚告发，以“怨望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杀。

（4）尹赏。汉成帝时代酷吏，死于执金吾任上。四子皆官至太守。

这十五名酷吏中，不得好死者十人，得善终者五人。不得好死的十人当中，又有半数人的死亡，与做酷吏并无直接关系。如：宁成被消灭，是因为他离开朝廷后成了民间豪族，成了其他酷吏的消灭对象；周阳由被杀，是因为与同僚争权；义纵被杀，是因为他忤逆了汉武帝的旨意，阻挠了告缗运动；减（咸）宣的死是个意外，不慎射中上林苑门冒犯了汉武帝；田广明则是死于领军作战不力。所谓“历朝历代没有一个酷吏能够善终”，并非事实。

更紧要的是，汉代的酷吏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群体，并非只有以上十五人而已。司马迁说得很明白：“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从宁成、周阳由开始，西汉的官僚集团便大部分都是宁成、周阳由这类人物了。

他还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自从王温舒以穷凶极恶为治理之道，西汉的郡守、都尉和诸侯国“欲为治”的二千石官员，具体施政时都在效仿王温舒。

他还说：

“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太史公说得很明白：他只为十一名酷吏做传，绝非那个时代只有十一名酷吏。而是这十一名酷吏祸害最大。他们或是时代风气转变的标志，或是参与了酷吏的制度化建设，或是在长安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可以害及更多的人。但在这些人之外，酷吏仍数不胜数，比如：蜀守的冯当崇尚暴力、广汉的李贞喜欢将人剁碎、东郡的弥仆喜欢锯人的脖子，天水的骆璧专以椎击成狱，河东的褚广胡乱杀人，京兆的无忌与冯翊的殷周犹如蝮蛇鸷鸟般阴毒、水衡都尉阎奉以棍棒逼人服罪逼人出钱行贿。“何足数哉！何足数哉！”一句，实乃太史公面对一个酷吏泛滥时代，发出的既沉痛又无奈的感慨。

太史公希望酷吏无好下场，希望他们遭受现世报。但他为之立传的酷吏（包括《汉书》增入）中，尚且有三分之一得了善终，有三分之一的败亡与做酷吏无直接关系。可以想见，大多数酷吏的命运，其实远比太史公的期望要好——汉武帝死后并无“酷吏整肃运动”，且直到西汉灭亡也未见有针对酷吏的淘汰或整顿。班固《酷吏传》文末的“赞曰”里说得很清楚：“张汤死后，……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直到汉哀帝、汉平帝时代，酷吏始终层出不穷。

眼见着大多数酷吏没有遭遇现世报，应是太史公沉痛撰写《酷吏列传》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