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丝路科技]古代世界的节气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历法要素。一年分四季，春夏秋冬各3个月，每月2个节气，每个节气均有其独特的含义。其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人们长期对天文、气象、物候等进行观察、探索并总结的结果，这是我国古代先民所独创的一项优秀文化遗产。那么，在古代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类似创造呢？

节气之始

中国古代主要使用阴阳合历，像我们现在过的春节一样，古代日期相对于寒暑变化来说，在不大的范围内摆动，这并不足以适应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活动的需求。因此，在不确定的日期和确定的农时之间，需要适当媒介加以连接。

最初起到媒介作用的是星象，斗转星移带来了最初的节气。北斗七星循环旋转，斗柄顺时针旋转一圈为一周期，谓之一“岁”。古人以“岁”表示寒暑交替。古天文学称北斗星斗柄所指为“建”，以北斗星斗柄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月份的标准，称为“斗建”（月建）。古人认为十二月为宇宙运转的规律法则，例如先秦道家著作《文子》里说：“十二月运行，周而复始。”意思是天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一次又一次地循环。每一岁周期斗柄旋转依次指向“十二辰”，称为“十二月建”（或“十二月令”）。

北斗七星在一年四季中的方位

十二月建配合数字与十二地支，形成节气的支架。北斗七星斗柄从正东偏北开始，顺时针旋转一圈，岁末十二月指丑方，正月又复还寅位，故“斗柄回寅”为春正，具有万物起始、一切更生的意义。

另一方面，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用鸟、火、虚、昴4个星宿在黄昏时的方位指示二分二至的方法。最迟到春秋晚期，又细化为把牵牛、织女及二十八宿等天体的运行轨道划分为12“次”，每次分初、中2段，合计24份。

同时，人们也在累积包括气象和生物现象的物候观测记录，并尝试从中总结周期性规律。天象和物候这两类记录很早就合并记载。例如记载有可追溯到商朝知识的《夏小正》，就排列了1年12个月中星象、雨热和动植物活动生长等信息。这种历日、星象、物候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战国时达到顶峰，战国阴阳家用星象作为12个月月初的标志，以此为骨干构建月令体例，并在其中间杂物候信息。

古代的中原地区可以观察到丰富的物候现象。通过积累，物候记录的完备性逐渐超过星象记录，从而逐渐取代后者，成为连接日期和农时之间的主要媒介。在《吕氏春秋》和《礼记》所含月令文献中，共记述了90项与星象并举的物候名称。这些物候所对应时段逐渐得到明确，例如《逸周书·时训解》把月令所记部分物候按每五日区隔开，形成七十二候，从而把物候现象与历日更加细致地对应起来。七十二候和二十四节气之间显然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用圭表测影在黄河流域测出白昼最短的这天作为冬至日，以冬至日为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将冬至到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时间段（约365.25日）也就是岁实（回归年），分割为24段，每段平均为略多于15日。将冬至与下一个冬至之间的日期平均分成十二等分，称为“中气”，再把相邻中气之间的时间等分，称为“节气”。平均每月有1个中气与1个节气，统称为二十四节气。依次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冬、小雪、大雪。用这种方法划分节气，以冬至日作为起点，始于冬至，终于大雪。

现行的二十四节气是依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制定，视太阳从春分点，也就是黄经零度出发，此刻太阳垂直照射赤道，每前进15°为1个节气；运行1周又回到春分点，为1回归年，24个节气正好360°。太阳在黄道上每运行15°为1个节气，每节气之间度数均等，时间不均等。二十四节气也是中国传统历法阴阳合历中阳历的体现。

二十四节气科学地揭示了天文气象变化的规律，它将天文、农事、物候和民俗实现了巧妙的结合，衍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岁时节令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准确地表述时序特点，古人将节气分为“分”“至”“启”“闭”四组。“分”即春分和秋分；“至”即夏至和冬至；“启”是立春和立夏，“闭”则是立秋和立冬。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称“四立”。“四立”与“二分二至”加起来共为“八节”，民间称为“四时八节”。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古人相当重视立春岁首，期间会举行多种民俗活动。

地中海的物候历

二十四节气早就跨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众多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区域都留下足迹。那么在其他古代文明，有没有和二十四节气不同，但原理接近的历法系统呢？我们可以以与秦汉帝国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为例进行讲述。

地中海沿岸农民历参照系的转换时间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萌芽，这与亚里士多德建立注重自然观测的学风有关，他及其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把一些动物的行为与特定时令联系起来。如翠鸟在冬至前后生育，故冬至前后各7日被称作“翠鸟天”。当时这类记载还很零散而不成体系，且局限于对动物活动的观察，与农业活动也没有系统联系。不过在罗马文化里，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老加图、瓦罗、维吉尔和老普林尼等学者都留下了混合天象、气象、生物活动和分至时间点等不同方面指示的农业历。

地中海地区3—4世纪的天文历盘

恺撒的历法改革对地中海世界农民历的演变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以回归年为基础，每年日期基本确定的儒略历确立后，不再需要在历日和农时之间保留媒介，这样原本星象扮演的角色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儒略历的月份和具体日期作为农业历的主要时间坐标日益凸显。如与恺撒大体同时的许癸努斯（Julius Hyginus）所撰《养蜂人历法》，用一年内恒星偕日升、分至点与儒略历日期相结合的方式指导养蜂活动。公元1世纪的科鲁迈拉则完全用儒略历日期为地方行政官提供了一份农业管理指南，他逐日列举了这天很可能出现的天气、风向、星象、生物行为，以及应进行的农业活动。

公元前后的古罗马天文学家和农学家许癸努斯

古典时代地中海地区的历法成为现代世界通用公历的雏形，而回归年日期的过早确定，也断绝了地中海沿岸历法传统中节气出现的可能性。可见，科学与文化传统自古是难以分离的。不同文化对科技表述方式作出的各种选择，会反馈塑造于文化自身，使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原文刊载于《中国科技教育》2021年第2期“专栏”栏目，作者陈巍。本文有删减，中国青辅协会员可点击“阅读原文”登录杂志官网免费浏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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