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人文主义哲学之十：马基雅维利1

人文主义哲学之十：马基雅维利1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奇才，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国务活动家，也是一位大作家。他的两部主要著作《君王论》和《佛罗伦萨史》，都是西方文化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生活的国度和时代。 　　

马基雅维利又是一位具有独特品位的思想家，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他与宗教改革家不同，他虽然生在意大利，但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这和当时佛罗伦萨的具体人文环境有某种关系，也和他本人的远见卓识有关。 　　他不是如同马丁 . 路德一样改革宗教，而是将宗教问题淡化，或者换句话说，把久已神化了的宗教降低到世俗水平。这是他的独特风格，也是他的一个创造。他和库萨的尼古拉也不同，他没有尼古拉那样高超深刻的抽象思维能力，而他的职业和他的研究领域似乎也不需要甚至拒绝这么抽象的思维方式。他也不重视思辩体系的建立，他要讲的问题，都是明白无误，脚踏实地，都是人人可见却又不见得人人可以有高见的社会现实问题。他同时也是一位研究历史的专家，对各类古典文献尤其熟悉，谈到种种西方历代的统治和管理经验，如数家珍，信手拈来，皆成妙见。

他的一切研究都与政治有关，他不喜欢抽象，也不喜绕圈子或者以含蓄的风格表达他的意愿。但这不证明他浅薄，而证明他是一位富于政治阅历和社会直觉的人士。在政治哲学方面，他是文艺复兴时期卓而不群的代表人物。他又不同于空想思想家，他最反对的就是空想。空想思想家总是不满现实，既不满现实，便对未来寄予厚望，于是发挥想象，抒发情致，把自己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化作形象的生活蓝图。他们是充满浪漫气息的一代学人，又是以特种方法面对现实的一代思想大家。马基雅维利则不同，虽然他对现实也有不满，但不满是为了使现实变得更好些。　　

他并非没有远大理想，但他更关心的还是眼前的问题。但又不是只注重细枝末节，从而显得目光短浅，而是着眼全局，高屋建瓴，大家风范，即事而发。这正是托马斯.莫尔只能成为空想思想家，而不能成为政治哲学家的原由所在，也是马基雅维利所以成为马基雅维利的内在根据。　　

马基雅维利对科学问题关注不多，但不能由此证明他不是一位博学者。他不仅博学，而且多才。他既是政论高手，又是史学巨匠，还能写喜剧和小说。尤其是他的《佛罗伦萨史》，是公认的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因为他有这样的才华和贡献，才有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历史地位；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才华、贡献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才使得他的学说影响久远，而且不乏后人。

可以这样说，17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几乎都可以在文艺复兴时代找到他们的思想萌芽和源流。反过来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也大都有令他们感到满意和自豪的思想继承人。托马斯.莫尔如此，库萨的尼古拉如此，马基雅维利自然也是如此。　　

然而，他和其他文艺复兴时代的杰出思想家相比，却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这一方面，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布鲁诺虽然被火刑烧死，伽里略的学说虽然被教会禁绝，但随着历史的进步，很快都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一成定论，千古不移。马丁.路德的事业和莫尔的文章，生前虽有争议颇多，死后大抵取得共识共见。宗教改革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大事业，乌托邦思想也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光荣的一席之地。

唯有马基雅维利，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如果将他类比于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他最为近似战国时期的韩非和魏晋时代的曹操。对于韩非中国人虽然大贬也曾大捧，对曹操的认识同样歧见迭出，或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奸雄的代表，或认为他至少是一个英雄。马基雅维利何尝不是如此。人们——包括与他同时的人物尤其是后来的人们，在他死后460 多年的时间里，骂他的人不绝于世，赞他的人也不绝于世，说他是小人的人不绝于世，说他是伟人的人同样不绝于世。但是可以这样讲，就凭他能给后人带来如此长久的争议和批评，他就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而任何一位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都不能小觑他，尤其见他的不凡之处。

即使仅从哲学思想史这个角度看，各种重要的哲学史书籍，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常以不同的尺度予以不同选择。例如罗素就不收康帕内拉，也不收布鲁诺。中国的几部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史则不收库萨的尼古拉。但对马基雅维利，大家既不曾舍弃他，也不曾忽视他。虽然后人对他争议颇多，但说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政治哲学家，则大致不差。

他本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是充满信心的。他在《论李维》的序言中，就当仁不让地评价自己说，他开辟了" 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信哉，斯言也。　　

马基雅维利一生仕途曲折，阅历非凡。他的一生，一是与佛罗伦萨的政治风云结下不解之缘，一是与西方政治历史结下难舍之情。这种对政治现实的忠诚和全身心的投入，又刺激了他对政治历史了解的欲望和急切。而对历史了解的急切，又促使他对现实政治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更深刻的历史性认识。马基雅维利是给佛罗伦萨政治春天报讯的一只矫健的雨燕。这只燕子不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人类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幽深之处。

马基雅维利(1469-1527 年），生于佛罗伦萨。他父亲是一位律师，家境中常，用罗素先生的话讲是" 不穷，也不富"。但那只是到他父亲手里才出现的境状。他祖父时，家境尚属富足，后来中途衰落，才成为平常人家。但是，尽管财富已去，而藏书尽在。由此可知，他所成长的家庭纵然不是书香门第，也是一个知识之家。但也因此，使他在正规学习方面比不过他的一些同代人。他的希腊文不足一论，拉丁文也主要靠自学而成。

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佛罗伦萨的政治准备的。佛罗伦萨在当时世界上，无疑是一座最先进的城市。它不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而且是最早进入人类近代文明的先驱性城市。在这座历史名城中，不但产生过但丁、薄伽丘这样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产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超凡绝俗、影响空前的伟大艺术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看，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都是意大利新文明的出发点，也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座灯塔。马基雅维利生在这样的城市和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天赐的机缘，也是他得以成才的客观前提。　　

尤其重要的是，在他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佛罗伦萨政治生活最为活跃的时期。在其内部，政权更迭，斗争十分激烈；在其外部，这城市又处在法国人与罗马教皇的明争暗斗之中。而且其内在矛盾常常需要外部势力的介入才能解决。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固然有先进的文明，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孤立的城市，而这比它落后的法国与罗马教皇，却有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大的势力作后盾。这一切启发了他，造就了他，也给他带来巨大挫折和终生苦恼。　　

马基雅维利青年时期仕途顺利，春风得意。29岁时，已经出任第二国务厅长官，随后又兼任了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其主要职责即负责外交和国务事。他以此身份经常出入意大利以及外国宫廷。1500年出使法国，1503年出使罗马。此期间，他一边进行繁忙的外交事务，一边又把自己的观察写成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能针贬时弊，对症下药，显示了他以后成熟文章的总体风格。1507年，神圣罗马帝国准备从法国入侵意大利，他奉命出使法国和瑞士。此后，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一直牵扯在罗马教廷与法国的权势斗争之中。

1510年，他再次出使法国，意在劝说法王与教皇讲和，从而也使佛罗伦萨幸免战祸。但法国人此时正处在狂热之中，对他的来访，全然不睬。他只好空手而归，随即全身心投入到动员佛罗伦萨的武装工作上来。但到1512年，神圣罗马兵临佛市，废除了旧的执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执政者，马基雅维利也从此跌入政治生涯的黑暗之中。他因为长期反对美第奇家族，而被投入监狱。虽然最终不曾判罪，毕竟元气大伤。开释之后，已是一贫如洗，只好退居乡间，过着半隐士式的乡居生活。

然而，他从来就不是一位可以赋闲的人，且从政之心九死犹生。现在为政不成，便改为攻读和创作，攻读、创作也不离政事。恰恰在这段期间，他写下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政治著作：《君王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按他的本意，他满想希望这两部书能换来美第奇家族的好感与谅解。为此，他把《君王论》献给执政者，期望得到他的赏识。然而，书入豪门如石沉大海，左等右等，没有得到半点回报。他失望之余，就暂时放下政论，创作了喜剧《曼陀罗花》。　　

直到当时的执政官洛伦佐.美第奇死后，他才得到被重新起用的机会。虽被起用，依然不被重用，他又将自己的卓越才华用到史学著作的撰写方面。1526年，他的史学名著《佛罗伦萨史》问世。他把它献给教皇，并得到一份赏赐。1526年，他总算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秘书，但不久，佛市又摆脱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而新的执政者，又因为他曾为美第奇家族服务过而对他大不满意。他的一生抱负，终于在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局面下结束，他本人也抑郁成疾，年仅58岁便饮恨死去。　　

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人文主义特色。不论他们属于那种类型，人文主义追求都是其思想基础和立论主旨。那么，对这时期的思想家，就可以看成这样一种模式，即1 ＋1 的构成模式。　　所谓1 ＋1 的构成模式，即人文主义思想＋具体研究专业＝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比如托马斯.莫尔即人文主义思想＋乌托邦理论＝文艺复兴时代的空想主义思想家；伽里略即人文主义思想＋科学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哲学思想家；马丁.路德即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自然也不脱这个公式，他是人文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家。根据这个模式，马基雅维利首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位政治哲学家。然而，二者又是不能截然分开，不是1 ＋1 ＝2 ，而是1 ＋1 ＝大1。前者之中有后者，后者之中有前者。　　

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他的政治世俗化观念。政治世俗化观念在东方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原不足为奇。但在诸如西方基督教类型的国家，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反映在政体上，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前提是政、教分开，政权世俗化；一个前提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而实现权力制衡的前提，则是政、教分开。政、教不分，必然以教代政，而以教代政就无法权力分开，更谈不上权力制衡了。宗教、世俗权力一体化的结果，必然使教会的权威无与伦比，在理论上自然是上帝主宰一切，实际上就是追求教会的一统天下。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分权？谁敢讲分权？与教会分权，就等于向上帝要权。一个凡夫俗子，竟敢向上帝要权，真真活得腻了，凭此一念，就该捆在火刑柱上烧个七糊八烂——看你还要权不要。　　

而主张政、教分离的大政治家，虽然不好说就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但至少可以说他是主张政、教分开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但他不讲分开，他只讲社会权力的世俗化。而且就是议论社会权力的世俗化，他也不像发表政治宣言一样的慷慨激昂。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偏能把这么一个特别尖锐、特别重大的问题，以极其平和而又有条不紊的方式在理论上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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