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人文主义哲学之十：马基雅维利2

人文主义哲学之十：马基雅维利2

马基雅维利藐视教权，但他的藐视方式与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不同。或者换句话说，别人不能藐视——如不赞成，只能反对。他却可以藐视，一是因为佛罗伦萨地位确实特殊；二是因为教皇对意大利新兴城邦的控制反而比较疏松，他是身在公衙好修行，以致轻而易举就把教皇的权力和世俗化问题区分开来，客观上也就把教权淡化下去了。他的最著名的政治著作《君王论》，自始至终只谈君王，不论教皇，这并不是仰而敬之，不敢议论，而是弃而不顾，不理不睬。全书26章，谈到教皇的地方确实少而又少。即使涉及到一些教权人物，但其本意仍在论述世俗政治的权力与管理，几乎全然与宗教无关。而且他的政治理论也绝不以神学理论作指导，不从《圣经》等神学经典中找根据。这在中世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那里仿佛就顺理成章，早该如此。

这一点罗素先生也看到了，罗素就此评论说：" 马基雅维利从来不在基督教方面或《圣经》方面去给他的政治论据寻找基础。中世纪的作家们有一种关于' 合法' 权力的观念，这就是教皇权力与皇帝权力的观念，或者是从二者引伸出来的观念。北欧的作家们，甚至远较晚近的洛克，都曾讨论到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情，并且以为他们能从那里引伸出证据来，藉以证明某种权力的' 合法' 性。马基雅维利却无此种观念。谁在自由竞争中由本身夺取权力，权力就是他的。马氏认为平民的政府比较好，其理由并非来自任何' 权利' 观念，而是他见到代表民意的政府比起专制政府来，不那么残忍，不那么肆无忌惮，不那么毫无节操。" 由此不难看出，《君王论》是一部真正的世俗性政论专著，也是马基雅维利藐视教权的一个证明。　　

即使在无法回避教权的特殊条件下，马基雅维利也要想方设法淡化教皇权力。《君王论》中专有《论教会王国》一章，看题目好像是个问题，主张世俗政治的马氏为什么还要写这样一个专章呢？罗素先生认为，" 此章所论，显然是隐藏了马氏的一部分思想的" 。为什么要隐藏一部分思想呢？因为他写这章的目的，"在于讨好美第奇家族" 。这话自然也有些道理，但细读原文，却又不尽然。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虽然专门写了" 论教会王国" 一章，但并不曾改变自己的理论和主张。这一章的开头处，固然也承认教会王国属于" 国王中的一类" ，但未用三言两语就把这一类王国从他的视野中一笔勾消了。他写道：" 这是国王中唯一的一类，他们是拥有了产业而无需防卫，拥有了臣民而无需统治的；他们的国家，虽不防卫，却不会被人夺走；他们的臣民，对于自己之未受统治并不关怀，他们不会想到对国王停止拥戴，亦没有可能这样干。因此，只有这等王国是稳固而幸福的。只因他们之所以能够维持乃由于更为崇高的事业；其高为人类的心智所不及，所以我将不谈它们。" 不谈它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一章？因为他要下点功夫研究一下这类王国出现的原因。换句话说，虽然这类王国不在研究之列，但因为历史上毕竟存在此类现象，那么我们就讲讲它存在的原因好了。这实际上，仍然是对教会权力的一种藐视。而其研究方法依然是世俗化的——他不是以神学观点看教权，而是以世俗的眼光去分析它。　　

从马基雅维利的内心深处去看，与其说他对于教皇的世俗权力极其藐视与予以淡化，倒不如说他对这种权力根本就是反对和憎恶的。这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表现得尤为鲜明爽利。他认为意大利衰败的原因就在于教皇的统治，并说：" 罗马教会既无充分力量统治意大利，又不愿让其他力量去统一。" 并且指责与他同时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说这位教皇的邪恶" 可谓前无古人" ，说他" 并非牧人，而是一只豺狼" ，并且以人民的口吻历数他的种种罪恶。总而言之，马基雅维利骨子里是与旧的宗教势力水火难容的，只因为意大利的特殊文化环境，才没有使他成为一名宗教改革家，对此，我们为他婉惜。　　

马基雅维利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另一典型表现，是他对私有财产神圣性的拥护。这一点，即使在《君王论》这样以研究君王权术的著作中也有不寻常的表现。在他看来，君王从统治者的功利需要出发，尽可以不讲道德，尽可以为着某种目的的实现而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唯有对于他的臣民的个人财产，绝不能任意侵犯，即使他有权去处死一个人，也不能把死者的财产据为己有。他说：" 当他不得不处死一个人时，他应该有处人死刑的正当理由与明显的原因；不过最最重要的，他必须注意，不要去攫取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轻易忘记他们的父亲之死，却较难忘记他们的遗产之丧失。" 不但如此，即使身为君王，花钱也要仔细。如果花的是" 他自己及其臣民的财富" ，那么，" 他一定要俭省" ，而且" 宁可有一个守财奴之名" ，也在所不惜。　　

他认定，" 最能使君王为人所恨的，乃是贪婪，是侵夺他子民们的财产，糟蹋他们的妻女——这两件事，他必须要避而不为。当子民们的财产不被侵夺，他们的荣誉不受污辱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会生活得很满足，那时他只要和少数人的野心斗争好了。" 对公民财产的保护，是资本主义文明有别于封建文明的根本性标志之一。封建时代，例如中国的封建时代，动不动就要抄家灭门，以财产充公，以妻女为奴。灭门，毁灭的乃是人权；抄家，毁灭的乃是人的财产权。财产权也是人权的一部分。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权种种，没有多少议论和自觉，但在他的几乎百无忌讳的政治权术系统中，独对臣民财产给予这般重视，正好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具有很强烈的人文色彩的政治理论家。

此外，马基雅维利对于迷信之类，尤其嗤之以鼻，对于命运种种，也完全以一个新时代挑战者的身份予以批评。简而言之，就是他不相信命运。他宁可把命运比作一个少女，一个弱者，而他本人则以强者的身份，做这命运的主人。他说：" 命运易变，而人的本性(作风）难改。" " 据我个人之见，人与其谨慎，毋宁行险，因为命运是一个女人，如果你想要制服她，你就得打她，虐待她；正如我们所见，她宁愿为行险激动者所制，却不愿为行事冷静者所役。因此，命运是永远女人般的，喜爱年青男人，因为后生小子比较的不瞻前顾后，比较的猛烈，并且有较大的勇气去指挥她。" 对于命运即女人的比喻，不能苟同。但他反映的蔑视命运的精神，无疑是可钦可佩的。而且我更喜欢他的另一个口号：" 依靠你自己"。他认为，如果你不行，那是" 因为你不曾自己帮助自己，而只是象一个懦夫一般地受了人家的帮助。唯一可靠的、实际的与长久的防卫之道，就是依靠你自己，依靠你自己的勇敢和才能。" 然而，如前所述，尽管马基雅维利有如是种种表现，他还是一个大有争议的人物，以致一些研究者根本就不承认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他鼓吹非道德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一是他鼓吹专制体制。　

鼓吹非道德性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马基雅维利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大言不惭，振振有辞。他的这种鼓吹，在他的《君王论》一书中，差不多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以致常将一些真的假的或半真半假的正人君子们气得红头胀脸，说不出话来。　　

比如，他主张君王可以不顾道德，为所欲为。他本人并非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卑劣。他还做过一番文辞优美的比较，但不怎么忽然笔锋一转，就将杨贵妃变成了安禄山。他比较说：" 某一位是出名的慷慨解囊者，另一人则被指为贪婪劫夺者；一个残暴，另一个仁慈；一个是言而无信，另一个却是忠诚可靠的；一个懦弱而带有脂粉气，另一个却粗暴而勇敢；一个是善体人意，而另一个却居傲无力；一个荒淫纵欲，另一个贞洁自持；一个坦白，另一个奸诈；一个硬，一个软；一个庄重，一个轻薄；一个信神，另一个不奉宗教——两者适相对立，诸如此类。" 自然，马基雅维利也希望人人能遇上一位具有美德的好皇帝，但要命的结论在下面：" 不过，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放手做坏事，不要多所顾虑。　　

同时，有些罪恶，如果不去干就难于挽救国家于危亡，那他就绝不该为了做坏事招来毁谤而介意。" 这就说，如果为着某种正当——我们姑且承认他是正当的目的，那么，君王就完全有权力进行各种罪恶勾当，不论这勾当是属于贪婪也好，是属于残暴也好，是属于居傲无礼也好，是属于荒淫纵欲也好。　　

如此奇谈怪论，令人惊异不置。可是，聪明的马基雅维利先生偏偏忘记了，越是那些心地黑暗的坏蛋，越擅长为自己的罪恶行径找到理由。　　

又如，他认为一个新君，为着稳固自己的地位，照样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还应学会看准风向。他这样写道：" 一位君王，特别是一位新君，为的要保持他的国家，时常被逼采取一些背信的、不仁慈的、不人道的以及反宗教的行为，所以他不能奉行人所以贵乎为人的种种事情。因此，他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可以随时看准风向，按照不同的命运的指示，去求得适应；同时又要象我在前面所说，如果可能，君王应不违善行，但为时势所逼时，他又是能够做坏事的。" 马基雅维利不但准备好了为君王的必要恶行叫好，而且时时不忘为打算因为某种必须而作恶的君王们支招。但是，因此，便轻易地否定马氏政治哲学，却又不妥。　　

不错，他是一位公然教唆君王看风向，公然主张君王可以不守信用的人物。他认定，守信用对统治有好处时，就守，否则，就不守。即使作一个伪君子，来点口是心非，也全然无妨。　　

这听起来够可怕的，但这理论其实并非只有他心里才有，实行这理论的，更是比比皆是。不过别人往往会千方百计为自己找借口，给自己圆场，给自己脸上贴金，或干脆来点厚、黑之道。他却一下子把秘密讲了出来，结果文过饰非的满面红光，说实话的倒被打肿了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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