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丹：在传统中做一次探险

把一件普通的事儿甚至严肃的事儿讲得很有趣、很好玩，是黄晓丹的特点之一。比如她说，“庄子是本故事书”“庄子的所有学说几乎都是在开玩笑和编故事中完成的”。故纸堆里的“传统文化”，由她一讲，立即“活”了。

最近，黄晓丹写了一本《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说起为什么要写一本给家长的书，她照例带着调侃语气：“前几年，出版界兴起一股‘给孩子的……’图书热，我觉得家长不学习，只是买书回去让孩子学习，这很不公平。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写了一本给家长的书。”

玩笑归玩笑，其实黄晓丹是认真的。

10年前，黄晓丹博士毕业后，成了江南大学的一名教师，在教育系讲授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作为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她经常被人请去讲“传统文化”。课堂上，许多人问黄晓丹关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她发现，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真正懂得怎样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或者能搞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真不太多。

2017年夏末，黄晓丹在上海看到一个被妈妈布置抄写《水浒传》的孩子——目的是学国学。黄晓丹被深深地“刺激”到了：且不说《水浒传》一般不被当作国学教育的内容，即便是适合孩子读的古典名著，抄下来就有用吗？

看到太多家长误以为自己是孩子学习的“监工”，让孩子在“传统文化”里挣扎得很痛苦，黄晓丹决定给家长开设一门最简单的入门课。这门课，黄晓丹把对孩子的理解、对儿童成长的认识作为背景贯穿始终，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专业，针对当下家长的困惑、烦恼和焦虑，试图给他们讲一讲正宗高雅、有趣有用、适合儿童的“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的教育。

黄晓丹说，诗词歌赋是她成长的“秘密花园”，在这里，她能获得安全感和私密感，又能获得丰富的资源——认识、审美、情感，来抵消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压力。但她并没有只读“经典”，在她眼里，诗词歌赋与其他读物甚至与报纸并没有多大不同。只不过，多年以后报纸的内容都忘记了，经典却记住了。

多重身份的交叉，使得黄晓丹可以在文学与教育、成人与儿童间变换穿插来谈论传统文化，她将这个过程看作是“现代人在那个已不熟悉的传统中的一次探险，在一路精彩的奇光异景中，可以带回现代的是一些故事与梦想，还有一篮有可能孵化成智慧的恐龙蛋”。这个蛋，有关读书，有关文学，有关家长的焦虑，有关孩子的学习与成长……她给家长的建议不少，但没有简单的答案。

中国教师报：黄老师，您是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在大学任教，为什么会写一本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的书？

黄晓丹：在我工作的10年中，平时无论是给中小学教师做培训，还是被各单位请去做文学讲座，80%的听众提问都不是以“我”开头的，而是以“我的小孩”开头的。成年人很少为自己的学习烦恼，更多是为自己孩子的学习烦恼，把自己看作孩子学习生涯的“金主”和“监工”。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帮不上其他忙。

为了让家长少花点冤枉钱，做“监工”时能促进孩子学习而不是起反作用，我不得不关注孩子的传统文化启蒙问题。

“传统文化”到底是指什么？

中国教师报：您主要想向家长传递什么信息？

黄晓丹：我讲的大概包括4种东西。一是我在中国古典文学学术训练中所了解的“传统文化”，二是我作为一个教育者对于孩子是如何成长的认识，三是我在倾听数百位家长的困惑后对他们烦恼的理解，四是我对自己童年时代的记忆。我幸而是一个从不抵触“传统文化”却也并不因之变得封闭迂腐的人。

中国教师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是一个笼统的提法，有时候会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您怎么界定这个概念？

黄晓丹：第一，传统还没有失落的时代，“传统文化”是不存在的。因此“传统文化”这个词语的存在，就意味着我们是在传统之外来进行回望。所以，“传统文化”首先意味着它与当下文化的异质。

第二，“传统文化”意味着一种延续，“传统”即“传承”一词与“统”的结合。“统”的本意是蚕茧中的丝，蚕茧看起来是一个圆形，抽出来又千头万绪，但它实际上是一根完整的丝。这条丝是蚕茧的本质，而那个圆形并不是。所以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说“统，本也”，而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说，统“引申为纲纪之称”。因此“传统”意味着对某种本质性东西的延续，而“纲纪”一般指法律、制度、伦理的统合，所以“传统”意味着将法律、制度、伦理的核心根本保留并延续下来，并且相信它是一种文明区别于另一种文明的本质。但文明的传承与演进之间有着复杂的消长关系，这便使“传统”也常常处于争议的中心。

第三，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正的过去已完全失落，而过去历史的碎片也只出现在文史研究者所接触的文献考证和文物发掘之中，专业研究者之外的人并不真正感兴趣。但老百姓愿意接受电视媒体所建构出来的历史，并相信我们曾经从一个无比辉煌的源头走来。所以“传统”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乌托邦，是我们时代文化、情感、价值问题的“解药”。

第四，对我来说，“传统文化”是一个姑妄用之的概念，我用它来指近代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大地上的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甚至也包括现有中国领土上，在古代由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创造，或由国际交通带来的文化交流。我所学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唐代的格律诗和宋代的词，分别是受印度的梵语语音学和中西亚的胡乐以及中原的清商乐影响。但我的“传统文化”概念中绝不排除它们。

“必读书目”是一个书本池

中国教师报：在您的童年记忆中，“传统文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黄晓丹：我很庆幸，小时候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学习什么“传统文化”。在我度过中小学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一个小孩成天阅读唐诗宋词、念叨骈散诸文都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这些书只能藏在课桌洞里读，稍有不慎即遭收缴，并在家长会时作为控诉成绩下降或性情古怪的佐证。

其实，我什么都读。我小学的厕所内部的顶，在刷墙粉之前先糊了一层报纸。随着墙粉在天长日久中脱落，我在上厕所时完整地看完了顶棚上的报纸。但是报纸上写的东西我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可是经典我记得。所以重要的不是必须读经典，而是只有经典不容易被忘掉。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有哪些“传统文化”适合小孩子？哪些不适合？为什么？

黄晓丹：只要阅读有自由、有思辨，就没有什么是不合适的。

我想一切书籍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本“坏书”能单独给人洗脑，只有一种情况能把阅读变成有害的，那就是只允许读一种书，而将其他书都隔离在外。

中国教师报：现在许多学校和机构都会有“必读书目”，其中包括许多经典读物，您怎么看“必读书目”？

黄晓丹：我觉得围绕“必读书目”产生的争议，是由命名的不准确导致的。它不应该叫“必读书目”，而应该叫“必备书目”。这就像家庭需要“必备药品”，但不需要统一的“必吃药品”。

做过老师的人都知道，就算对着最有悟性的人，教授最公认的经典，也无法保证所有学生都对经典持有等同的兴趣。有些人爱读李白，不爱读杜甫，有些人爱读杜甫，不爱读苏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丛书热”的受益者，因为“丛书”就是根据“书目”的思维方式出版的。记得中小学时代，当没有人指导我的课外阅读时，我可以去少年宫图书馆寻找我熟悉的那些书目，然后按图索骥，一本本翻下去，寻找我可能有兴趣全文阅读的书。但迄今为止，我最欣赏的丛书中真正能读完的也不到60%。综上所述，“书目”是一个可能而易于获得的书本池，每个孩子身边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书本池，但他们从中撷取哪些来阅读，却必然不同，也应该允许不同。

让小孩学的东西大人先尝一下

中国教师报：但有些经典读物在许多人尤其是中小学生眼里，已变得令人生畏。

黄晓丹：不要一开始就去读最经典的作品。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原因之一就因为它不是那么浅薄，它需要一些学养、阅历才能读懂。任何一个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都知道通俗小说比经典著作好读，现代经典又比明清散文好读，明清散文又比《四书章句》好读，而《四书章句》是用来解释《四书》的，所以它一定比《四书》好读。那么，对于一个连小说都不会读的小学生，你一定要他一开始就读《四书》？

我对这种困惑一直有个最基本也最不礼貌的建议，要让小孩子学的东西，大人先尝一下，如果大人也觉得难以下咽，就不要逼小孩了。

中国教师报：学生（孩子）对传统文化（经典读物）的隔膜与拒绝，是不是跟成年人对这些隔膜与拒绝息息相关？

黄晓丹：我觉得是的。成年人如果热爱经典读物、懂得传统文化，孩子可能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而潜移默化也去阅读。成年人如果厌恶传统文化、藏起经典读物，孩子也可能因为好奇和逆反而去阅读。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成人自己内心厌恶、拒绝阅读经典，但表面上又因为听说传统文化很重要，强迫孩子去学习。儿童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这种分裂的态度，从而对这一学习任务失去好奇、产生厌恶。

如果家长自己能够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个方面感兴趣，比如诗词、书画、音乐等，就可能在整体上为孩子带来对传统文化的好感，如果家长实在做不到，那么直接告诉孩子，这个东西我不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会为你寻找帮助。这也很好。

中国教师报：好像您一讲，经典就一下子活起来了，贴近了我们的生活，变得特别有趣。

黄晓丹：因为我是“活”的。一个讲经典的人，固然不能胡说八道，但是至少有一个底线要求——不能一个经典读者自己看了还觉得挺好玩，被你一讲仅有的一点好玩也没有了。我已经非常克制了，绝不添油加醋，我就讲我知道的经典里如实的、人家本来就是那么写的好玩的地方……于是就已经很好玩了。

莫让孩子的苦学过早耗尽学习热情

中国教师报：作为一个教育者，您对“孩子是如何成长的”有着怎样的认知？

黄晓丹：孩子的天赋有差别。普遍的情况是，同样年龄的孩子在对不同科目的兴趣和悟性上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甚至会明显延续到他们成年以后。但是大部分人的智商在数值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大部分小孩都有一颗质量差不多的生命种子。只是有的种子是玫瑰，有的种子是银杏。

我看到的很多悲伤、怀疑、冲突、失败的教育案例，都是因为非要用栽培银杏的成功经验来栽培玫瑰。反之，我看到的很多释怀、快乐、亲密、成功的教育案例，都是因为找到了与其天性冲突较小的栽培方式。

在当下大环境里，宏观层面确实存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问题，但就个人而言，有意愿和有能力去接受教育（包括自我教育）的年限越长，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人生意义上获得满足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如何在少年时代的苦学与终身学习的兴趣之间获得平衡，不让早年的苦学过早地耗尽学习热情，就成了每一位智慧的家长需要去衡量的问题。

中国教师报：在孩子的成长路上，学校及教师相较于家长发挥的作用有何不同？

黄晓丹：学校的教学目标与家长的教育目标不同：学校是阶段性的，而家长是终身的。所以，学校及教师只能思考孩子在这短短几年内的学习成果，如果有一种学习，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初见成效可能是在10年之后，一些学校就不太可能去做。

但是家长更有条件去等待、寻找最合适的时机。很少有教师能有合适的机会与孩子一同经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或者“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但是家长会拥有很多这样的时机，可是家长是否能与孩子“同在”于这样的情境中，感受它、言说它，将它变成一种审美经验？而且审美经验常常是与道德境界相通的。家长是否有能力以直觉的方式向孩子展示某种道德经验？这都是教师不可能做到的。

（黄晓丹，江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著有《诗人十四个》《陶渊明也烦恼——给家长的传统文化启蒙课》等）

《中国教师报》2021年10月20日第12版

作者：本报记者 马朝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