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富连成”：从“喜连升”到“富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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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长先生口述、陈绍武先生执笔）

父亲回到北京以后，先收容了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教他们演戏。按照科班的习惯做法，分别给他们起了个带“喜”字的名字，之所以取这个字，大概是为了图个吉利吧。这六个人就是：雷喜福、武喜永、赵喜魁、赵喜贞、陆喜明、陆喜才。后来被称为喜连成科班的六大弟子。
父亲把他们招到自己家里，吃住都在一起，原来住的房子挤不开，就在沙土园火神庙附近借了几间房子。我父亲一个人文、武、昆、乱全教，我母亲给徒弟们做饭、缝补衣服、洗头、洗澡。谁得了病，还要煎汤熬药，总之，一切饮食起居全由母亲一个人包下来。这位结婚不久尚未生育的妇女，却提前负起了做母亲的责任。

不久，牛子厚从吉林来到北京，看到我父亲在自己家里教戏很不方便，便在琉璃厂西南园找了一所小三合院儿，又招了十几名徒弟，总算有了个科班的雏型。接着，牛子厚又从吉林汇给我父亲白银二百八十八两（折合银洋四百元），并催我父亲再多招些徒弟，早日成立正规的科班。

父亲收到汇款之后，托人租了宣武门外前铁厂七号房屋一所，是个四合院儿，共有二十来间房。随后又陆续招了三十几名徒弟、同时聘请了几位教师，他们是：萧长华（教生、旦、净、丑）、宋起山（教武功、武丑）、苏雨卿（教青衣、花旦）、刘春喜（教文武老生）、蔡荣贵（教老生）、勾顺亮（教武丑）、韩乐卿（教净）、李寿山（教秦腔）、唐宗成（教场面）、李庆喜（教场面、曲牌）。父亲本人仍继续任教，专门教末行。
到此大局已定，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打出“喜连升”的招牌，正式宣布科班成立。之所以叫喜连升，是因为凡牛子厚出资开设的买卖，字号上面都带一个“升”字的缘故。
科班开始创办的时候，只收穷苦人家，主要是同行同业中比较贫寒的演员们的子弟，不收富裕人家的孩子，也不收名演员的孩子。父亲认为，富裕人家和名演员的孩子，大多是娇生惯养的，这样的孩子吃不了科班的苦，而不能吃苦的人是学不到真本事的。与其将来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严格把关。
科班成立不久，就经常被官僚富绅家庭约去为他们演出喜寿堂会，或者是被各行业的同业公会约去演行戏，渐渐地也间或进入小型戏园里作营业演出。那时的演出，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让学生巩固住所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为传统的折子戏，而且既演京戏，也唱河北梆子，即所谓梆子二黄“两下锅”的演法。通过演出，一些喜字班的演员崭露头角，很受观众们赏识。如老生演员雷喜福、王喜秀(艺名金丝红)；旦角金喜棠、律喜云；丑角陆喜才和花脸侯喜瑞。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招了“连”字班的学生三十多名，并增租了前铁厂八号四合院一所，跟原有的七号院合在一起，扩大了科班的用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班终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位于前门外肉市里的广和茶楼。并且从此时起，将“喜连升”的名称正式易为“喜连成”，寓有殷切期望弟子们终将成才之涵义。
喜连成科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京城的戏曲舞台上，它那坚强的阵容、严谨的台风和丰富多彩的剧目，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观众。彼时，不仅有喜字班一批独挡一面的高材生，同时还有为数不少同小喜字班（指喜字班中稍晚入科的人）前后脚儿进科班带艺深造的学生参加演出。他们当中有十四岁的梅兰芳，还有周信芳（麒麟童）、曹小凤（旦角）、姚佩兰（花旦、老旦）、小十三旦（武旦）、水上漂（花旦）、李春林（老生）和贯大元（老生）等多人。略有不同的是，这批带艺深造的学生们每天能领到一点报酬，俗称“大份儿”，最多能拿到半块银元，而喜字班的学生们只能在演出后领到很少一点点心钱，也叫“小份儿”。
这样雄厚的实力，一出马就来了个“开帘儿红”，连演一年多，上座率始终不衰。喜连成名声大振，营业蒸蒸日上。尽管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遇上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重“国丧”（当时称之为“丁国服”，即全国戴孝，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停演了一百多天，但当官府宣布开禁，准许娱乐，喜连成移至前门外大栅栏内广德楼恢复演出时，上座一如在广和楼之踊跃，几乎场场满堂。这一段，可以算做喜连成科班的全盛时期。
本来，牛子厚计划在喜字班的学生学成之后，把这批小演员悉数带到吉林，充实他办的那个戏班。但是当他看到科班居然始在京剧的发祥地一炮打响，不仅只用了他最初汇来的一半费用(二百元银洋)，而且还能给他赚很多的钱时，就改变了初衷，决定把科班留在北京，往大处办。
宣统元年(1909年)，科班又增聘了谭春仲、杨荣寿、徐天元等几位教师。
宣统二年(1910年)冬，经萧长华先生根据前辈老生名家兼剧作家卢胜奎先生藏本(得赠自卢之契友周长山先生)整理改编并亲自教授排练的连台本戏《三国志》，隆重露演于广德楼。全剧共十二大本，分六天演完。雷喜福演诸葛亮，王喜秀演鲁肃，赵喜贞串演周瑜，侯喜瑞演曹操、陆喜才演黄盖、耿喜斌(小百岁)演蒋干、康喜寿演赵云。一群娃娃竟然敢于贴演老三庆班每年只演一冬(共三十大本)的名剧，引起了老观众们的极大兴趣。首演那天，尽管时届隆冬，场内却座无虚席。人们全神贯注地品味着这帮羽毛未丰的娃娃们那既认真而又带着稚气的表演，纷纷啧啧称赞：“成，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自此，这部连台本戏便成了科班的看家戏之一，以后各科也都陆续排演此剧，许多后来成名的演员都是通过排这个戏而长了本领的。
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覆灭，袁世凯却搞了壬子兵变，一时局势很不安定。恰好在这时候，喜连成科班第一科学生如王喜秀等主要演员纷纷倒仓（即演员青春发育时期由于生理关系，嗓音喑哑，歌不成声的时期）。第二科（连字班）学生还没培养出来，不能接替演出，更兼搭班学艺并演出的一些挑大梁的演员如周信芳、林树森（小益芳）、小穆子以及正在变声期的梅兰芳先后脱离了科班，致使营业演出不得不停顿半年之久。
民国元年（1912年），牛子厚因家族内部发生财产纠纷，对北京科班里的事务鞭长莫及，无暇过问，原先的兴趣冷却了下来，无意将科班再继续办下去。他把帐房先生召回吉林，并写信给我父亲，表示愿将科班兑给我们叶家经营，他不再充当财东。这对我父亲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如此规模的科班，一个穷艺人哪能接得起呢？况且，从科班被迫停止演出之后，牛子厚再没向科班提供过经费，而这么一大摊子人和事，一天没钱也难撑持下去，老师们的薪金要发，学生们的吃穿用度也要照例开销，短短半年的时间，科班不仅把几年积累下来的一点资金全部消耗掉，而且还负了债。
正当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有位经常到广和楼看科班演戏的旗人王先生（据说是金人完颜氏的后裔），出于对科班和孩子们的关心，主动找到他的好友萧长华先生，表示愿意捐赠一部分款项，资助科班度过难关。萧先生听了非常感动，连连说：“王先生真是雪中送炭啊，不过，这个事得跟我们叶先生商量一不，您等我的回话儿。
萧先生及时把这件事转告给我父亲，父亲听了之后一方面深为王先生慷慨解囊的义举所感动，另一方面却觉得作为一个有了一定声望的科班，怎么好平白无故地接受一位陌生观众的捐助呢？他思忖良久，对萧先生税：“眼下咱们确实急等用钱，可说什么也本能白要人家的。这么着吧，您再辛苦一趟，先替我谢谢王先生的一番美意，然后跟人家商量，这笔钱可不可以算是借给咱们的？如果同意，咱给人家立字据，该行几分利就给人家拿几分利。等咱们缓过这口气来，一定本利还清。”萧先生深知我父亲的为人，也唯恐因此而影响了科班和我父亲的声誉，他稍加思索之后说：“干脆这么办吧，我给王先生立个字据，算是我个人跟人家借的，然后如数交给科班。这样也免得落个科班跟人家伸手借钱。”老哥儿俩就这么说定了。萧先生从王先生那儿取来一笔为数可观的现款。不过，那位王先生说什么也不同意立借据，仍然坚持把这笔钱无偿地捐给科班。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一直没听老人们说过，直到1980年我随中国京剧院去香港演出，邂逅了王先生的女儿、哈佛大学教授王洁如女士时，才从与她的晤谈中得知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由于王先生的资助，科班才得以喘息。后来，苏雨卿先生把一位财主介绍绘我父亲，这位财主姓沈，叫沈玉崑，一名仁山，人称“外馆沈家”。什么是“外馆”呢？当时北京有这么一种商人，他们拥有较多的房产和雄厚的资金，专门接待来自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们，向他们提供住宿和贷款，从中收取房租和利息。沈家就是做这种外馆生意的。沈玉崑经常看喜连成科班的戏，认定这个科班大有前途。当他得知原财东牛子厚无意继续经营的消息之后，便主动托苏雨卿先生向我父亲表示愿意接替牛子厚担任科班财东，这当然是父亲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当年冬天，由沈家偿清了牛家的资金，交接手续，又另派了一名帐房先生接管了帐目，并将原喜连成科班的名称易为“富连成社”。沈玉崑仍然聘请我父亲继续担任总负责人——社长，同时把科班所在地由前铁厂迁至北柳巷。
从喜连升科班创立，到转为富连成社，前后共经历了八年的时光，其间培养喜字和连字两科学生。
在喜连升（成）科班兴办时期，因为东家牛子厚不仅在吉林开设戏馆，而且本人对京剧艺术也有强烈的爱好，所以对科班内属于教学业务方面的事，总还能提出些中肯的意见。我父亲也愿意与他共同商量、决定重大事务。可是到了富连成时期，东家沈玉崑对京剧则完全是个外行，他索性来了个大撒手，即只在经济上作东，概不过问科班内部的一切事务。这样一来，我父亲的担子就格外地重了，社内除财务以外的教学、演出、生活管理等一切事务，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幸而有萧长华先生等一批甘为戏曲教育事业献身的有志之土，与我父亲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否则是难以把这个科班办好的。
沈家接办科班以后，喜、连两科学生仍在大栅栏内广德楼演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冬天，广和楼与科班订了长期合同，从那时起富连成社的学生，便以这座古老的戏园为基地，连续演出达二十余年。在那个面积并不大的旧式舞台上，一批又一批闪烁着光芒的艺术幼芽得以茁壮成长，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了有影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这一次重返广和楼演出，仍以喜、连字两班留社学生和刚入科不久便已崭露头角的大富字班学生如沈富贵、茹富兰、茹富蕙、尚富霞、邱富棠等为主力，又兼有一批带艺入科的学生如李荣升、宋继亭、九龄童(赵松樵)、明月英等充实阵容，如同锦上添花，使富连成社出师伊始便旗开得胜。继之，小富字班和盛字班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诸如谭富英、马富禄、张富良、宋富亭、苏富恩、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高盛麟、李盛藻、刘盛莲、陈盛荪、仲盛珍、李盛斌、陈盛泰、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等，均以出色的演技名噪一时，他们密切合作，形成了富连成社第一个鼎盛时期，时间持续了近十年。
由于科班事业繁盛人丁兴眨，原有的社址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乃于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由沈东家出资，购置了虎坊桥商务印书馆对面的一处前后两进的院落，把科班迁移到那里。这所院子共有房屋四十多间，前院做帐房、办公室以及部分教师与毕业后留科学生的宿舍；后院除做教室和学生宿舍外，并把当院铺上了木质地板，天井上方搭了罩棚，供学生们练功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直、奉两系军阀先后两次爆发了战争，使科班的营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直到1927年以后，才渐渐有了起色。彼时，盛字班的学生演技日臻成熟，他们每天演出的传统戏、连台本戏《三国志》和新编剧目《三侠五义》、《宦海潮》、《双合印》(《广平府》)、《洞庭湖》、《登台笑客》等，颇得观众赞许，一度略显沉闷的营业演出又兴盛了起来。学生们不仅每天白天在广和楼演出，而且还经常应吉祥、哈尔飞等戏院之约，加演夜戏。民国十九年(1930年)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科班又三度应天津春和大戏院之邀，赴津演出。孩子们以丰富的剧目、严谨的台风、规范的表演和蓬勃的朝气赢得了天津观众的交口赞誉。不少人披文于报刊热情褒扬，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学艺的劲头较前更足了。至民国王二十一年(1932年)，世字班的学生袁世梅、李世芳、毛世来、江世升、傅世兰、裘世戎、沈世启、谭世英、陈世峰、马世啸、江世玉、沙世鑫、迟世恭、俞世龙、华世丽等，与富、盛字班的师兄们通力合作同台献艺，不仅每日白天在广和楼演出，而且还于每周一、二在哈尔飞，每周六在华乐戏院加演夜场，同时还不断地承接堂会与行戏。这一段，可以算做富连成社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伪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约富连成社到他那里演戏，我父亲亲自带队，率领着盛、世两班部分学生到了济南市。下火车后，师生们被安排在进德会下榻。有一部分学生归置好了东西之后，跟我父亲请假，说想去洗个澡。父亲考虑当天晚上没安排演出，就同意他们去了。谁想，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韩复榘的一名随从副官突然来到进德会，象下命令一样地对我父亲说：“今天晚上韩主席要看戏！”这突如其来的指令，使父亲无所措手足，但是慑于土皇上韩复榘的淫威，又不敢当面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一口应承下来。待送走那个副官之后，他立即吩咐人分头到各地澡堂里去找人，但是找了一顿，竟没找到一个人。这可把父亲急坏了。天渐渐黑下来了，万一韩复榘到剧场去而我们开不了戏，那可就捅了大漏子啦！为了应急，父亲临时决定让三哥盛章、四哥盛兰快些扮戏，临时顶场演出以他们为主的戏。可没想到他们哥儿俩也上街玩儿去了。父亲当时很生气，心想：这两个孩子出去玩儿，也该跟我这个做父亲的说一声呀，怎么不言不语就私自出去呢，这可太没规矩了！哪成想父亲这一气，立刻嘴就歪了，眼也斜了，半个身子马上就动弹不灵了。在场的萧长华先生一看不好，立即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待病情稍微稳定之后，又遣人送回北京治疗。在济南演出的事，就由萧先生一人统领起来。待把这一期合同演满，又率领我们返回北京。
父亲在一位医术高明的孙大夫精心调治下，病情逐渐有了好转。转过年来，竟然能拄着拐杖走路了。父亲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自从能下地走路的第一天起，他就不顾别人的劝阻，坚持每天步履艰难地到科班和戏园去巡视教学和演出的情况。人们在钦佩他这种忘我精神的同时，也发现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了。出于对他健康状况的长远考虑，萧长华先生便与沈玉崑之后做财东的其弟沈秀水商量：莫如把他在东北军炮兵团供职的长子叶龙章召回北京，协助料理社内一应事务。他们婉转地向我父亲说出了这个想法，父亲先是觉得不妥，后来也确实感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力不从心，才勉强表示同意他们的主张。这样，大哥龙章便于1934年辞去军队中的职务，回归故里，参加了科班的工作。
同年，因学生数量又有增加，科班又在社址斜对过儿、虎坊桥路北45号(即今天晋阳饭庄所在地)买了拥有房屋数十间的一大所院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天，财东沈家因外馆生意亏累，几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债权人纷纷向法院起诉，要求沈家从速偿还债款。沈家万般无奈，竟然将富连成社的全部戏箱做了抵押。戏箱全部被法院查封，演出无法进行，经费来源断绝，教学也被迫中止，师生们只得暂时各自回家待命。
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沈家的官司一直没有结案，押在法院的戏箱虽经几次拍卖却也始终没有找到买主。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大哥和那些老先生们都很着急，一是害怕长期拖延下去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二是担心科班积累了几十年的家底(戏箱)被拍卖掉，日后无法恢复教学和演出。大家多次商量决定以科班的名义向法院直接交涉，请求当局把拍卖的价格降低，以便另找财东出资赎出这批物资。交涉的结果，法院同意把原定为一万元的拍卖价格降为七千元，可是新的财东却再也难以找到了。怎么办?难道能眼看着科班被拖垮吗?不能！在这关系到科班生死存亡的时刻，我的几位哥哥多次磋商如何挽救科班危亡的良策，最后，他们征得父亲的同意，决定把他老人家的一所房屋卖掉，凑足七千元，把戏箱全部赎了回来。随之，又把师生们召回科班，并恢复了在广和楼的演出。从那时起，富连成社再没有异姓财东，而是由我们叶家自己经营了。
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虽经多方诊治仍不见起色，渐渐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饮食起居都要靠人服侍的地步。他老人家自知不久人世，终日躺在病榻上为科班的前景忧虑。他曾经当面向萧长华先生表示，愿把科班托付给萧先生主持继续办下去，萧先生坚辞不受。他又想把社长的职务传给自己钟爱的弟子王连平担任，但王彼时正在上海，不便召回。后来还是萧长华等老先生们从传统的封建意识考虑，认为喜、富连成科班既然是由叶春善先生一手创办并经营过来的，那么就理应由他的长子龙章承袭父业，接替社长的职务。但是，我父亲听了他们的这种推荐后却连连摇头以为欠妥。他认为选好一社之长是关系到科班成败的大事，不可重私情而轻公务。他觉得我大哥尚年轻，经验和能力都还欠缺，挑此重担力难胜任，倘乎有些闪失，科班的前途令人忧虑。况且，他更怕因把社长职务世袭给自己的儿子而使外界对他几十年兴办戏曲教育事业的一腔赤诚有所非议。萧长华先生认为他的这一切想法都是多虑的，几十年呕心沥血办科班的一片热心日月可鉴，有谁能昧着良心说三道四？至于龙章年轻，我们当全力扶助，相信用不了几年，他自会处理好社内各种事务的。
经过老先生仍再三劝说，我父亲才点头允许我大哥龙章接替他的职务。当年秋天，富连成社全体师生隆重集会，大哥当众宣读了就职演说稿，表示一定专心致志把科班承办好，让戏曲艺术-代一代传流下去，永为师祖增光。
当时正是大世字班学生在科学习期间，自大哥接任社长以后招收的学生，即从小世字班开始，入科时都要行磕头大礼、拜我大哥为师，而对我父亲以及萧长华等老先生，就称作“师爷”了。
这年秋天，尚小云先生因为特别赏识世字班的一批小学生，认为他们将来必成大器。为了尽快地使他们成材，他十分豪爽地主动提出要亲自给他们说几出戏。这么慷慨的举动自然受到我大哥的欢迎，于是这位造诣极深、并已独一帜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兼教育家，便精雕细刻地为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和我等人排了《金瓶女》、《娟娟》(即“马武招亲”)、《昆仑剑侠传》以及由我三哥盛章主演的武丑戏《酒丐》等剧目。尚先生教得仔细，学生们心领神会学得认真。一经演出，果然轰动京城。自此，世字班学生上升为演出的主力，形成了富连成社第三个鼎盛时期。尚先生对富连成社的无私援助，是我们永生不会忘怀的。
此时，我父亲的病，虽经多方医治也未能好转，于这年冬天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进一步侵华的卢沟桥事变，近在咫尺的北平局势十分紧张，各戏院一度停止了演戏。北平沦陷以后，为了维持全社人员的生计，不得不考虑恢复演出的问题。经大哥出面与前门外鲜鱼口内华乐戏院(今大众剧场)经理万子和交涉，签订了在该院长期演出的合同，剧目则以能够招徕观众的彩头戏为主。万子和受我大哥委托，专程去上海重金礼聘了擅演彩头戏的王桂林(即盖春来)和黄桂两位先生到富连成社担任艺术指导，主持编演带机关布景的大型彩头戏。随同两位先生来北京的还有上海天蟾舞合的布景设计师和制作者二十余人。
彼时李世芳、毛世来等主力演员已离社组班，彩头戏的演员主要由元字班的学生们担任。经过几个月的排练，于次年(1938年)元月起，在华乐戏院正式公演了一至四本《乾坤斗法》(《桃花女破周公》)，李元芳、冀韵兰分饰桃花女，哈元璋、刘元鹏分演周公。以后又演出了《三进碧游宫》等戏。彩头戏火炽新颖，引人入胜，每本皆能连演五、六十场。从经济收入看，那一度的确是上去了。但从对学生技能的培养着眼，则不宜过分地提倡。如果一味地让学生凭藉彩头取悦观众，则势必荒疏丁对他们基本功的训练，从长远看是大不利于他们的。许多老师向我大哥提议，应当恢复传统戏的演出。大哥觉得老师们的见解有道理，便与万子和重新商议，决定晚场演彩头戏，白天则仍演传统戏。选样做的结果，既保证了戏院与科班的经济收益，又兼顾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
这年阴历七月，排练并公演了应节戏《天河配》，戏中有机关布景，真牛上台，其间还串演一些新编的舞蹈。因其新奇，上座率依然很高。科班尝到彩头戏的甜头，继《天河配》之后，又加紧排练了应中秋节而上演的神话剧《广寒宫》。出人意外的是，还没等到戏正式公演，却有一场致命的灾祸降临到科班头上。一天凌晨，华乐戏院隔壁以制作兼销售无极丹、避瘟散而闻名的长春堂药店，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燃起了熊熊烈焰，霎时，华乐戏院也变成了一片火海。存放在后台的喜、富连成科班三十多年积聚起来的全部家当--服装、道具以及新制做的全堂布景，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悉数化为灰烬。仅有几件蟒，几只装在笼子里的小白兔和移在墙角上供奉的祖师爷像幸免于难。富连成科班面临着灭顶之灾。
身为社长的大哥龙章，万分焦急与痛惜，他会同华乐戏院经理万子和一起去找长春堂经理道士张子馀，要求他赔偿戏院与科班的一切损失。张经理一面口头应允火场清理完毕后即设法予以赔偿，一面却暗中与华乐戏院副经理吴明泉商定，由张出资重建华乐戏院，建成后，股份之一半仍归原股东，另一半则归张所有。吴明泉与张子馀系儿女亲家，自然偏袒张家，万子和原是张子馀的故交，亦能利益均沾。他们沆瀣一气达成谅解，却把科班视为异己。我大哥孤立无援，只得呈状北平地方检察厅，强烈要求肇事者长春堂药店赔偿科班的一切损失。孰料，张经理出钱买通了几个庭长，致使官方迟迟不予开庭审讯。经再三催促，才勉强开庭，无非是走走过场而已，问题一拖再拖没有进展。这么大的科班，师生数百人，怎么经得起如此拖累。大哥出于无奈，只好打发师生们暂时回家。经过几个月的周旋，检察厅才作了一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大意是：起火原因系长春堂药店与华乐戏院中间夹道之电线走火所致，戏院被烧并非药店起火所殃及。意思就是说双方面的责任半斤八两，谁也不负赔偿另一方的责任。这显然是在有意为药店开脱。大哥接到这个判决后忍无可忍，乃与科班教师们商议，拟组织全体师生集体到高等检察院请愿，要求改正不公正的判决。有的教师当即劝阻大哥不要贸然行事，否则会有被指控聚众闹事之可能。大哥权衡利弊，只得强压怒火依照法律程序向高等检察厅起诉。恰在此时，张子馀通过万子和向我大哥透露：不要再去上告。一俟华乐戏院动工重建，一定考虑给富连成社一笔款项。望龙章不必着急，张某决不食言。大哥情急如火，哪肯轻信这些空口无凭的许诺，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上。不想连过三堂，情况依然如故。
正在大哥一筹莫展之际，三哥盛章率领四哥盛兰与我等一行人从上海回到了北平。三哥是个嫉恶如仇的硬汉子，他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便去长春堂药店找张子馀辩理，不巧张没在，他又到对面的长春寿材店去找，仍然没找到。三哥对店里的伙计们说：“请转告你们东家，就说我叶盛章来找过他，请他务必在一半天内跟我见上一面。事情很明白，富连成科班几十年的家当和几百个学生的前途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葬送在你们东家手里。这把火怎么着的我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你们东家心里更明白。别看我们是穷唱戏的，可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东家想赖是赖不掉的。告诉他，甭想串通官府压我们，把人挤兑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拿出钱来赔偿我们损失便罢，不然的话可别怪我们叶家弟兄不客气！”三哥说完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转身走出了店铺，直吓得伙计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张子馀听了伙计们的转告，两天没敢露面，第三天过堂后，他感到再继续拖延下去不妙，便托人来约我大哥、三哥等人到他开设的庆丰堂饭庄面晤。那天被约的还有万子和、尚小云、郝寿臣等头面人物。在饭桌土，我的两位哥哥据理力争，坚决要求张经理赔款三十万元，张觉得这个数目太大，不肯接受，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事后，经中解人多方调停，才于数日后再度聚会于庆丰堂饭庄，最后商定由张子馀出资十万元，以“协助补偿”的名义支付给富连成社。大哥对“补偿”的提法本不同意，但迫于科班面临的重重困难，又兼在座的朋友们一再说合，只得忍气吞声作了让步。谈妥之后，当场立了字据，当事双方和中解人均在字据上签了字。随后，张子馀当众开具了面值十万元的支票，亲手交给我大哥。至此；一场轩然大波才告平息。
经过这场意外的劫难，富连成社的实力大衰。彼时，三哥、四哥和我终日忙于演出，没有精力同时过问科班的事务，况且我们在经济上已能自立，更不愿仰仗科班的盈余维持生洁。经过我们弟兄三人的合计，决定无条件脱离富连成社，放弃我们原在科班中应享有的一切权益。公开声明，今后富社的盈亏兴废概与我三人无涉。自那时起，科班便由我大哥实际掌管起来，二哥只是辅佐他做些事情。三哥虽然在经济上与科班划清了界限，但在演出之暇，仍然尽着自己的一份义务，经常到科班去，向元、韵两班学生传授技艺。
大哥用赔款购置了仅能应付一般演出的部分戏装、砌末和其它物资之后，将师生们召回复课，经过两个月的恢复，才开始演出。因当时华乐戏院尚未竣工，暂在徐兰沅先生经办的广德楼演出夜戏。不久，大哥率领元、韵两班的学生先后去沈阳、上海等地演出了半年多。从上海返回后，华乐戏院业已修复，但只准富连成社演出日场。夜戏只得移到吉祥、长安及哈尔飞戏院轮流演出。此时，黄元庆、刘元彤、徐元珊、谭元寿、茹元俊、哈元璋、李元芳、殷元和、冀韵兰等是演出的主力。
火灾后又恢复演出，这期间虽有过短期的红火，但由于日寇投降前夕市面的混乱和物价飞涨，科班的营业也如落日黄昏一蹶不振。虽然先后增聘过侯喜瑞、高庆奎等先生到社充实教学力量，三哥盛章也亲自为学生们排戏，但科班的元气已无法恢复如初。到了1943年，元、韵两科相继学成出科，许多教师也纷纷离社各奔前程，富连成社的实力已经很空虚了。按照原来的设想，本欲在韵字班以后，再按“庆”、“福”、“来”的次序继续招生，但由于局势动荡，科班亏累，只在1943年招收了一小部分庆字班学生，以后再也没有招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百姓们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过。艺人是社会的底层，景况就更不妙。富连成社虽然还存在着，但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师资已所剩无几，演出也无法安排。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大哥因病不再问事，社里的事务转由二哥荫章主持。他撑持了很短时间，终于无计可施。富连成科班不得不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天解体。学生们有的转入其它科班，有的则改行了。
自父亲创建富连升科班，到富连成的倒闭，前后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共培养出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班学生计七百余人。可以说，它是解放前由私人开办的一所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也最广的京剧艺术学校。它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对我国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过并继续起着积极的作用。（明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