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美之演变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自序》）清人焦循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余籥录》）另外，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演变规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这段话，简要地勾画出了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演变过程：从《诗经》的四言体到《楚辞》的骚体，再到五七言诗（以唐诗为最高繁荣阶段），最后到长短句的词和曲。

古代诗歌分为杂言、齐言。一般地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的数百年间。《诗经》以前的古逸诗为杂言，如《吴越春秋》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易经》中的《归妹》上六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前者是一首猎歌，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人民的劳动生活；后者描写古代牧羊人剪羊毛的情景，从它们所反映的生活和古朴的形式看，都比较接近原始的形态。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楚辞也是杂言。《诗经》中的诗以四字为定格，是四言诗的成熟。《楚辞》以后产生了五言诗，可称齐言。五言诗的雏形产生于民间，据史籍记载，西汉就有一些五言一句的民谣，如：“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代俗谚，见《汉书·贡禹传》）“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汉代长安中民谣，见《汉书·酷吏传》）这些歌谣，作为五言诗，在艺术上还很幼稚，但它们为文人创作五言诗提供了借鉴。

文人写五言诗，是东汉以后的事。一般认为，以著名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的《咏史》为最早。建安时期是五言诗获得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诗人。其中以曹植的成就为最大。另外，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也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这段时间，还出现了《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等优秀诗篇。总而言之，五言诗酝酿于西汉，成立于东汉初年，而成熟于东汉末年。

七言诗也是从民间酝酿起来的。汉代的乐府民歌中，经常出现完整的七言诗句，如“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顺臾高知之”（《有所思》）等。文人写七言诗，一般认为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为最早，然句中嵌有“兮”字，七言体制尚未完备；正式宣告文人七言诗的成立，则是汉末曹丕的两首《燕歌行》。

唐代的近体诗，即格律诗，是在五七言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古诗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平仄，二是对仗。凡不合律的诗皆可称为古诗（或称古风）。

唐以后的词，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词是继五七言古近体诗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五七言诗经汉魏、两晋、南北朝、唐而发展到所称的黄金时代。大约在隋唐时代，由于新的音乐的决定性因素，词开始在民间，然后在文人手里逐渐发展起来。经晚唐、五代以至两宋，词达到了极盛时期。由于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所以称其长短句。金元以后，又产生了曲，曲的形式也是长短句。

从形式上看，这是否定之否定：《诗经》的四言否定了古逸诗杂言的形式，词和曲的长短句取代了整齐的五七言近体。

词的长短句，有一言、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至七言以上的。其中五言、七言为五七言绝律所固有，平仄也类似，但五七言绝律，五言没有一、四式，七言没有三、四式，而词中则都有。更重要的是：五、七言近体没有四、六言句式，这在辞赋、骈文中却是常见的。而词的长短句，即以五、七言与四、六言为基本句式。所以词的句式，更接近于自然语言，足以济五、七言之穷。不论五、七言句式或四、六言句式，都平仄和谐，节奏分明，长短交错，低昂相间，参差中见整齐，整齐中见参差，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它吸取、融合了五、七言近体和辞赋、骈文的句式与声律，并有新的创造。因此，即使在乐谱失传、不能歌的情况下，吟诵起来还是具有丰富节奏感与音乐美的。

词为乐调所决定，分单调、双调、三迭、四迭四种，但以双调为最多。双调分上、下两片，除下片换头外，句式平仄大抵相同。但句式、平仄重复，而词义不重复，与《诗经》古乐府的重章迭句并不相同。

可见，词在当时在形式上是一种新的变革，是革新，“律绝（应包括五七言古诗）敝而有词”。它不仅用杂言取代了齐言，即用长短句取代了整齐的五七言近体，而且还吸取了五七言近体的韵律、平仄、对偶等以及齐梁以来辞赋、骈文的声律，把二者融合为一，蜕变成一种新的诗体。词的句式、音律可以说集古代诗歌之大成，其节奏美和音乐美是颇为突出的。

词在古典诗歌里是产生较晚的一种形式。在它开始流行时，古近体诗、骈体、散文都已高度发展，因之它就有可能多方面批判地吸收它们的艺术成就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如：抒情与写景结合。情景结合，在诗文中也有，并不是词独有的艺术手法，但把这种手法用得最好、最多的却是词。清人李渔《窥词管见》中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如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即所谓情中有景、情景结合的好词。

诗有赋比兴，这是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艺术手法。作为一种篇幅短小而格律精整的抒情诗，词在比兴手法上也有所发展。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纳兰容若说：“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况周颐《蕙风词话》引《饮水词》“填词古体”）

唐诗、宋词、元曲，后者之于前者，在诗的语言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清人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说：“诗语入词，词语入曲，善用之即是出处，袭而愈工。”而宋词之于唐诗，之于元曲，在诗的语言发展上也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尤以婉约词人的影响为大。诗贵含蓄，词比诗更含蓄，更曲折，能留。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教育报》2021年10月23日第4版

作者：潘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