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蔑视真相。就像世人都蔑视公平正义一般。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安宁。普罗大众的舒适,便是数个世纪以来人们常说的“以国家为由”或者“高等级利益”。事实上,可以说我们要求“不在人类的社会群体中制造苦恼”。罗马人有句谚语是“quieta non movere”,可以翻译成“勿扰人宁静”。 卡尔维诺《我们祖先的祖先》
丨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在罗马,1983丨
博尔赫斯在意大利获得好评,可追溯至约三十年前:始于1955年,也即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虚构集》第一个意大利译本,书名为《巴别塔的图书馆》;高潮则是今天蒙达多里出版社"子午线"丛书的博尔赫斯作品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最早是塞尔焦·索尔米读了博尔赫斯小说法文译本之后,热情地跟埃利奥·维托里尼谈起,后者立即建议出版一个意大利译本,并找到了一位热情且趣味相投的译者弗兰科·卢琴蒂尼。自此,意大利的出版商们一直在争相出版这位阿根廷作家的译本。这些译本现在由蒙达多里汇集起来,并收录另一些尚未翻译过的文本。这将是迄今最完备的博尔赫斯作品集:第一卷刚于本周出版,编辑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朋友多梅尼科·波尔齐奥。
La biblioteca di Babele,Einaudi,1955
文学界好评如潮,既是出版界趋之若鹜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我想起哪怕其诗学与博尔赫斯大相径庭的意大利作家也对他表示赞赏;想起为了达到在批评上定义他的世界而作的深入分析;尤其想起他对意大利文学创作、文学品味以至文学这一理念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从我这一代人开始,过去二十年来从事创作的人都深受他的润泽。
博尔赫斯的作品拥抱广泛的文学和哲学遗产,有些是我们熟悉的,有些则非常不熟悉;他的作品还把这些遗产调校成一种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风马牛不相及的音调(至少在当时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文化所涉足的道路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我们的文化与博尔赫斯作品之间这种如此亲密的邂逅呢?
博尔赫斯作品集,蒙达多里出版社Mondadori,1984
我仅能根据我的回忆来作答,尝试重构这一博尔赫斯经验从开始到今天对我的意义:
这一经验的起点,或毋宁说这一经验的支撑点。是《虚构集》和《阿莱夫》这两本书,换句话说就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接着我转向随笔家博尔赫斯,这位随笔家与讲故事的博尔赫斯是明显不同的。然后是诗人博尔赫斯,他常常包含叙述核心,或至少是一种思想核心,一种理念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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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先讲我对他情有独钟的主要理由,这就是我在博尔赫斯那里认识到文学理念是一个由智力建构和管辖的世界。
这个理念,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应该说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讲,二十世纪文学主流是在语言中、在所叙述的事件的肌理中、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向我们提供与生存的混乱对等的东西。但是,二十世纪文学还有另一个倾向,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倾向,其最伟大的支持者是保罗·瓦莱里(我尤其想到散文家和思想家瓦莱里),他提倡以精神秩序战胜世界的混乱。我原可以追踪意大利在这一方向所达到的素质的概貌,从十三世纪起,贯穿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以便解释为什么发现博尔赫斯对我来说,就像看到一种潜能,这潜能一直都在蠢蠢欲动,现在才得到实现:看到一个以智力空间的形象和形状构成的世界,它栖居在一个由各种星宿构成的星座,这星座遵循一个严格的图形。
但是,解释一位作者在我们大家身上唤起的共鸣,也许我们不应从宏大的归类着手,而应从更准确的与写作艺术相关的诸多动机着手。在诸多动机之中,我愿意把表达的精练放在首位:博尔赫斯是一位简洁大师。他能够把极其丰富的意念和诗歌魅力浓缩在通常只有几页长的篇幅里:叙述或仅仅暗示的事件、对无限的令人目眩的瞥视,还有理念、理念、理念。这种密度如何以他那玲珑剔透、不事雕琢和开放自由的句子传达出来且不让人感到拥挤;这种短小、可触摸的叙述如何造就他的语言的精确和具体(他的语言的独创性反映于节奏的多样化、句法运动的多样化和总是出人意表和令人吃惊的形容词的多样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风格上的奇迹,在西班牙语中无可匹敌,且只有博尔赫斯才知道其秘方。
每次读博尔赫斯,我总忍不住想提出简洁写作的诗学,宣称它比冗赘优越,并对照两种心态,这两种心态反映于偏爱某一倾向而排斥另一倾向,这些倾向涉及性情、对形式的看法和内容的可触摸性。但此刻我只想说,意大利文学的真正素质,就像任何珍视字字不可替代的诗意传统的文学一样,更明显的优点是简明而非冗赘。
为了写得短小,博尔赫斯发明了一项决定性的东西,这也使得他把自己发明成为一位作家。不过回顾起来,这发明其实很简单。他差不多到四十岁,才使自己从写随笔过渡到写叙述性散文。帮助他克服这个障碍的,是他假装他想写的那本书已经写成了,由某个人写成了,这个人是一位被发明的无名作者,一位来自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的作者;接着,他描述、概括或评论那本假想中的书。围绕着博尔赫斯的传说中,有一部分是这样一则轶闻,说他用这一方法写的第一篇非凡的故事《接近阿尔莫塔辛》最初在《南方》杂志发表时,读者竟相信它真的是一篇关于某位印度作者的书评。同样地,所有博尔赫斯的批评家都常常指出,他的每一个文本,都通过援引来自某个想象或真实的图书馆的书籍,而加倍扩大或多倍扩大其空间。这些被援引的书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为人知的,要么根本就是杜撰的。我最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博尔赫斯使我们看到文学的诞生可以说是被提升到了第二层次,与此同时文学又是源自它本身的平方根:用后来法国流行的说法,就是一种"潜在文学"。但这种潜在文学的先驱们,全都可以在《虚构集》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理念和方法,都有可能是博尔赫斯自己那位假想中的赫伯特·奎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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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人多次提到,对博尔赫斯来说,书面世界才具有充分的本体论的现实,而这世界的事物对他来说只有当它们被指涉回书面事物时才存在。我想在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成为这种文学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关系之特点的循环价值。生活经验受重视是因为它可引发文学灵感,或因为它反过来重复文学的原型:例如史诗中的英勇事业与实际发生于古代或当代历史中的类似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它使我们想把书面事件与实际事件中的经历和价值等同起来,或加以比较。在这脉络中,蕴含着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在博尔赫斯那里永远存在着,它就像坚固的内核,无论他那些形而上学的场景怎样流动和可以互换,它都不受影响。这位怀疑论者似乎对哲学和神学一视同仁,只重视它们的奇观或美学价值,但道德问题却从一个宇宙到另一个宇宙不断地以同样的方式被重申,它包含在对勇气或怯懦的基本选择中,在制造暴力或遭受暴力中,在对真理的追求中。在博尔赫斯那排斥任何心理深度的视域中,道德问题的表面被简化为几何定理,各种个人命运在其中形成一个总样式,每个人在选择前都必须先认出它。然而,个人命运是在现实生活的一闪念中被决定的,而不是在梦幻的流动时间中,也不是在神话那循环或永恒的时间中。
至此,我们不应忘记,博尔赫斯的史诗不仅是由他在经典中所读的东西构成的,而且是由阿根廷的历史构成的。阿根廷的历史有些插曲与他的家族史重叠,其中有武将祖先在这个新兴国家的战争中的英勇行为。在《猜测之诗》中,博尔赫斯以但丁式的风格,想象他母亲家族中一位祖先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的思想。拉普里达打仗受伤,躺在沼泽中,独裁者罗萨斯的手下正在追捕他:他从但丁《炼狱篇》第五诗章所描写的布翁孔特·达·蒙特菲尔特罗的命运中看到自己的命运。罗伯托·保利在仔细分析这首诗时,曾指出博尔赫斯援用的不只是说明出处的布翁孔特之死,而且还有同一诗章较前面的一幕,也即雅可布·德尔·卡塞罗之死那一幕。在文学中发生的事情与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互相渗透方面,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命运的省思的最理想来源,并非某个在口头表述前发生的神话事件,而是一个文本,一个由词语、意象和意义构成的组织;是一种不同母题的融合,这些母题彼此找到回声;是一个音乐空间,主题在其中发展自己的变奏。
尚有另一首诗,更意味深长地适合于定义这种博尔赫斯式的延续性——即历史事件、文学史诗、事件的诗意转化、文学母题的力量与它们对集体想象力的影响之间的延续性。我要说的这首诗,也与我们有密切关系,因为它提到另一部博尔赫斯十分熟悉的意大利史诗——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这首诗叫做《阿里奥斯托与阿拉伯人》。在诗中,博尔赫斯穿越卡洛林王朝史诗和亚瑟王史诗,而《疯狂的奥兰多》正是汇合了这些史诗:它如鹰头马身怪兽般掠过这些传统元素。换句话说,它把它们转化为一种既充满反讽又充满感染力的幻想。《疯狂的奥兰多》的名气确保中世纪各种英雄传说浸透欧洲文化(博尔赫斯列举说,弥尔顿是阿里奥斯托的读者),一直持续至查理曼的敌人也即阿拉伯世界梦寝以求的东西超越这些英雄传说的时刻。这东西就是《天方夜谭》,它征服了欧洲读者的想象力,取代了《疯狂的奥兰多》一度在集体想象力中占据的位置。因此,这里有一场西方和东方幻想世界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拖长了查理曼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历史战争,而正是在后一场战争中东方成功地进行了报复。
也就是说,书面文字的力量与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既是作为那经验的来源又是作为那经验的终结。作为来源,是因为它可以说相当于一次事件,这事件在别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譬如拉普里达看到自己的处境而想起但丁笔下的人物的命运,这就是一次事件,而如果没有但丁的人物,这事件就不会发生。——译注);作为终结,是因为对博尔赫斯来说,书面文字必须对集体想象力产生强大影响才有意义,这集体想象力可以是象征性或概念性的形象,无论在过去或未来都会被记住,并且一出现就会被认出。
这些神话或原型母题,其数目可能是有限的,但在博尔赫斯如此迷恋的无限的形而上学主题的背景下,显得特别惹眼。在他写的每一个文本中,博尔赫斯总要以他能够做到的方式,谈论无限、无穷、时间、永恒或毋宁说时间的永恒存在或循环本质。这里又得提到我前面所说的,即他在短小的文本中极致地浓缩意义。不妨援引博尔赫斯艺术的一个经典例子:他的著名短篇《小径分岔的花园》。表面的情节是一篇普通的间谍惊险小说,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被浓缩成十余页,然后略经操纵,以便达到惊奇结局。(博尔赫斯采用的史诗,也可能会以流行小说的面目出现。)这个间谍故事还包含另一个故事,其悬念与逻辑和形而上学有更大关系,且有一个中国背景:它是对迷宫的探究。在这第二个故事里,又有对一部无穷尽的中国长篇小说的描述。但在这个复杂的叙述纠结中,最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对时间的哲学省思,或毋宁说是对逐一阐述的时间观念的定义。最后,我们才意识到在一篇惊险小说的表面底下,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哲学故事,或毋宁说是一篇论述时间观念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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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提出的关于时间的种种假设,都分别仅包含(而且几乎是隐藏)在几行字里。首先是持续时间的观念,某种主观、绝对的现在("我想,就在此时此刻,一切事情都发生在一个男人身上。一个又一个世纪,但事件只发生于现在;无数的人在空中、陆上和海上,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接着,是意志所决定的时间观念,即由一次行动而永远地决定了的时间,在这时间里未来将自己呈现,像过去那样无可挽回。最后是故事的中心意念:一种多重、枝杈状的时间,在这时间里每一现在的瞬间都分裂为两个未来,以便形成"一种扩展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由各种分叉、汇聚和平行的时间构成"。这是一种关于同时有多个宇宙的无限性的观念,在这无限中所有可能性都在所有可能的综合中实现。这一同时有多个宇宙的无限性的观念,不是故事的离题,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这条件,叙述者才能感到自己被授权去从事他的间谍任务要求他去从事的荒诞而讨厌的犯罪活动;他知道这事只会发生在其中一个宇宙,而不是其他宇宙,或毋宁说通过此时此刻这次犯罪,他和他的受害者就可以在其他宇宙里把彼此认做朋友和兄弟。
这种关于枝杈状的时间的观念,是博尔赫斯的至爱,因为这是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事实上,它是使文学成为可能的条件。我将要援引的例子使我们再次回到但丁,这个例子是博尔赫斯一篇论述乌戈利诺·德拉盖拉尔代斯卡的随笔,准确地说,是论述"那么,悲伤无法做到的饥饿做到了"这行诗,以及论述一件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争论"的事情,也即乌戈利诺伯爵可能吃人肉。在检验了众多批评家的观点之后,博尔赫斯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一行诗无疑是说乌戈利诺饿死了。然而博尔赫斯补充说,但丁虽然不想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却肯定想让我们怀疑("尽管不能肯定且犹豫不决")乌戈利诺可能吃了自己的孩子。接着,博尔赫斯列举了《地狱篇》第三十三诗章中有关吃人肉的所有暗示,并首先列举一开始乌戈利诺就在啃着鲁杰里大主教的头骨的场面。
这篇随笔意味深长之处,在于结尾处的通盘考虑。尤其是这么一个理念——这是博尔赫斯最接近与结构主义方法巧合的一段言论——即文学文本仅仅由创作该文本的一系列词语构成,因此"关于乌戈利诺,我们必须说他是一种文本建构,包含约三十个三韵句"。接着是这么一个有关文学的非人格化的理念,它与博尔赫斯在很多场合中谈及的概念有关。他总结说:“但丁对乌戈利诺的了解,并不比他的三韵句告诉我们的多。”
最后,是我真正想强调的理念,有关枝杈状的时间的理念:
在真实时间里,在历史里,每当一个人发现自己面对不同选择,他会选择一项,永远删除其他;在含糊的艺术时间里,情况并非如此,它类似希望和遗忘。
哈姆莱特在这文学时间里,是既清醒又疯狂的。在饥饿之塔的黑暗中,乌戈利诺吞噬又没有吞噬他至爱的孩子,而这种摇晃的不准确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他赖以形成的奇怪物质。这就是但丁对他的想象,也即他在两个可能的死亡场面里;这也是未来世代对他的想象。
这篇随笔,收录在两年前马德里出版的一本书里,仍未译成意大利文。这本书汇集了博尔赫斯论述但丁的随笔和演讲,书名叫《关于但丁的更多随笔》。他对意大利文学这一开创性文本的持续不断和满怀热情的研究,他对这部诗的衷心喜爱,使得他从但丁那里继承来的东西,在他的批评文章和创造性作品中结下硕果,这也是我们在这里颂扬博尔赫斯和再一次怀着深情和挚意对他继续给予我们知识养分表示感激的原因之一,且肯定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
1984年
原标题: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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