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冷门”作家，意外吗？

文/黄西蒙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确实让多数人没有预料到。这位现居英国的坦桑尼亚小说家，不仅不属于多数读者知道的作家，即便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对他熟悉的人也不多。目前，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书还没有中文译本，这在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以下简称诺奖）得主中，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译介，当然跟其知名度有一定关系，或者已经成名，或者获得了某些知名的国际文学奖项，才有可能被国内译者熟知。因此，在不少读者看来，说今年诺奖得主“爆冷”，既是一个事实，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

“爆冷”都是相对而言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届诺奖得主在舆论的认知中都是比较冷门的，很少有知名度很高的、畅销书作者获奖。但是，“爆冷”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诺奖得主都是冷门作家，否则预测诺奖得主讲没有任何科学性与现实意义，而从文坛内部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作家在获得诺奖前，都获得过一些有分量的文学奖项，比如布克奖、卡夫卡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等。莫言在获得诺奖之前，也拿到了国内的茅盾文学奖，其作品在西方世界也早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所谓的“爆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纯文学本身的受众就越来越小，但这不意味着在文学圈内部，获奖作家没有名气。瑞典文学院的老先生们，选定何人获奖，基本上还是考虑作家在纯文学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力，因此才出现了“舆论每年猜诺奖，年年猜不中”的情况，专业认知与大众认知的区别，由此可见一斑。

即便是诺奖得主名单内部，其影响力也有较大差异。一些作家即便获得诺奖，也未必能成为文学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高，而是因为多数人是从文学的接受性来理解诺奖的，而不同体裁与题材的作品，在接受性上存在天然的差异。

比如，获得诺奖者以小说家居多，能被选定的诗人显然造诣很高，但诗歌的知名度一般低于小说，与之相应的作家的影响力也会受影响。2011年的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位瑞典诗人，诺奖评委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因为通过他那简练、半透明的意象，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崭新的体验”。但是，即便在获奖之后，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也算是不温不火的状态，相比前一年获奖的秘鲁小说家略萨，还有此后获奖的莫言、爱丽丝·门罗等人，其影响力并不算高。这是诗歌在文学接受性上存在的天然不足所致，不能因此就说获奖诗人的水平有问题。因此，这种情况下的诺奖“爆冷”，与作家实力本身无关。

还有一些书写现实、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更容易获奖，比如作品很有纪实风格的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5年获奖，至于更早的作家，比如罗曼·罗兰、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都是十分关怀现实的作家，因为具有较强的现实冲击力与反思精神，其作品也更容易被大众熟知。

“冷门性”与文学史演进的关系

瑞典文学院选定获奖作家，其实还十分看重其对文学的发展价值。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文学存在发展性吗？换言之，不同时代的文学难道还有高低之分？当然，我们不能说“唐诗比宋词要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更好”之类的话，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文学史，确实存在创新价值的高低，而判断作家是否超越前人的一个标志，就是其作品是否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存在思想、文学形式等方面的创新。显然，优秀的作家可以引领未来的文学潮流，其作品也不会落入前人的套路，能走出不同的文学发展路径，是判断作家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而诺奖得主则更容易具备上述特点。

正因为很多诺奖得主的写作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与前瞻性，才会让人觉得冷门”或“不熟悉”，但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独特的眼光，出色的判断力，能将代表未来的作家作品选出来。从一百多年的诺奖历史来看，评委基本上不会“看走眼”，甚至一些获奖者成为时代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因此进入文学史的“万神殿”，成为后世不断研究的经典作家。

比如，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在诺奖得主中属于基本没有争议性的，但诺奖绝非他们最高的文学荣誉，即便没有诺奖也无法撼动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其中，福克纳的意识流写作手法，对文学史的影响基本是宗师级别的，而马尔克斯在魔幻现实主义上的创造性发现，影响力延续至今，学习马尔斯克风格的作家及其作品也容易获得各种文学奖项。甚至可以说，这是这些现代主义文学谱系上的大师级作家，开创了某些流派，影响了文学史的走向，不是他们要被诺奖来认可，而是诺奖要依靠他们获得必要的公信力。

但是，在一种新的文学路径引领潮流之前，它往往显得怪异，甚至令人难以接受。在大众视角来看，这就是所谓的“冷门”了。而畅销书作家之所以很难获得诺奖，不仅是因为其过度的商业性，更在于其缺乏对纯文学的开创性探索，甚至具有先锋气息与实验风格的作品，也比老套的路径更容易获得评委的青睐。因此，诺奖得主看起来“冷门”的背后，正是纯文学的专业性与文学的大众性的区别，而其中的差异也体现为大众舆论与专业视角下文学评价标准的不同。

诺奖的“冷门性”在拓展着文学的边界

虽然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在2016年获得诺奖的时候，很多人惊呼“歌手也能得文学奖”，但实际上，诺奖对文学的定义一直在拓展，并不局限在传统的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门类。

这首先就是文体与创作门类的拓展。1915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获得诺奖，他以人物传记写作而著称，有《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代表作。虽然我们普遍认为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长篇巨著让他获得诺奖评委的赏识，但实际上，诺奖更像是“终身创作成就”的认可，作家不太可能仅凭一部作品就被选中。对罗曼·罗兰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诺奖对人物传记写作的认可，在此之后，一些专注于非虚构或历史写作的作家，也得到了诺奖或其他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的青睐。

历史写作或者说是纪实类的回忆录创作，也被纳入诺奖的范畴。1953年，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获得诺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把诺奖颁给一个政治家，在后世也一直存在争议，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不需要的战争》这类作品对二战史有不同常人的亲历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难得的文本，尤其是在二战刚结束的时代背景下，颁奖给丘吉尔似乎也并非是很奇怪的事。

诺奖虽然主要考虑纯文学层面的因素，但的确也很看重时代背景，像赛珍珠、肖洛霍夫、库切这类作品中时代性较强的作家，也被诺奖看重。不过，文学有时代背景与现实关怀本身就是合理的，只是现实批判的意味不应该凌驾于纯文学层面上的表达，文学的外部因素不能压倒文学本身，这是文学发展基本逻辑，而诺奖在这一点上，态度一直也是明确的。

即便将思考与表达的形式诉诸于哲学，也不能让诺奖的理想主义气质被损害，坚守艺术性与人文关怀的底线逻辑，成为诺奖作品的一条“金线”。比如，哲学家柏格森、萨特都曾获得诺奖。从他们的获奖理由来看，相比写作的形式，诺奖评委更看重表达的精神性层面的问题。

柏格森（“因为他那丰富的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技巧”）和萨特（“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两位哲学家的获奖理由十分相似，对人类思想的深入探索，对精神世界的丰富表达，是其作品的共同点，这几乎也是所有能在人文研究与创作领域上留名的大师都具备的特点——诺奖看重写作者在精神层面的纯粹性与探索的深度性，而那些被权力或资本绑架的、被世俗性过度包裹的写作者，很难获得诺奖的青睐。

更加重要的是，诺奖对文学边界的拓展，更在于写作者表达方式的创新与思想的延展性，甚至那些具有一定叛逆姿态的作品更容易被认可。前文所述的鲍勃·迪伦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他年轻时创作的歌曲，与美国上世纪的反战运动背景相契合，对战争的创伤，种族偏见的伤害，有十分直接的批判。或许鲍勃·迪伦的创作存在一定的激进色彩，但这在艺术的层面并不是什么问题，从诺奖的历史上看，很多作家相比前人都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叛逆色彩。

最早的诺奖得主基本上还是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的老路子，但此后的作家展现的风格，更像是对未来的指引或预言，而非对过去文学经验的简单总结。比如，萧伯纳在1925年获得诺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涵蕴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其中绝妙的讽刺批判，与诗意的艺术表达，其实缺一不可。萧伯纳绝不是对易卜生等经典剧作家文学路径的简单延伸，而是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面，他对现代剧作在形式与内涵上的开拓，足以让他获得诺奖的青睐。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诺奖的“冷门性”才增加了世界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今年非洲作家再次获奖，其实也意味着非欧美文化中的文学表达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诺奖对文学边界的拓展还将持续，或许会出现更多的“冷门”或“陪跑”现象，而不确定性本来就是文学世界中常见的概念，不论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还是大众读者，都不必反应过于敏感，这本来也是文学的趣味所在。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转载本文请注明来源，欢迎转发、评论。）

欢迎关注“黄西蒙物语”，每篇原创作品为您提供一个深度思考世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