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与曹植的游仙诗中，分析两人的忧患意识

神仙思想源自西羌。齐威王、宣王、燕昭王、秦皇、汉武热衷求仙，善待神仙方士，使神仙思想广为流布，并促使游仙诗的诞生。三曹游仙诗虽亦涉及列仙之趣，旨要乃在坎凛脉怀。

在企羡神仙长生的共同表象下所蕴含的，曹巫是对人生苦短的深沉慨叹，曹操是对大业难成的重重忧虑，而曹植更多的则是忧生之磋。

一、三曹之前的神仙思想和游仙诗创作

1、神仙思想的产生

神仙思想的产生确与西羌人的火葬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说得再干脆些，仙的最早定位恐怕就是逍途天界、永存不灭的人格化的灵魂而己，而焚身碎骨则是原始的进入仙界的入场券，这可以从《列仙传》对早期仙人或仙人成仙的描述中找到不少遗证。

如:“育封子者……世传为黄帝陶正。有神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育北山中，故谓之育封子焉。”

其它如啸父、师门、赤松子等，也都是通过“入火自烧”才立身仙籍的。后世传述列仙，喜谈尸解，其名目繁多，有火解、水解、兵解、杖解、剑解等等，也都应该是古老成仙之道的遗传和变异。

《白虎通义·性情篇》:“魂犹任坛，行不休也。”所以魂又被称作“游魂”。倦在本质上既是魂，也便具有浮游不已的特质，因此倦也被称作游倦，但倦也不能永无休止地飘泊天界，总得有个归宿才是。

在西羌人的心目中，离他们不远的昆仑山便是他们的家居之地和大本营，而后世也自始至终以昆仑山为仙山之至尊者。倦既作山居，便又作“企”，又作“仙”，仙与山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2、方士的兴起

好生恶死乃人之常情，永生不死当然为人所希冀，何况神仙又有诸般妙处，颇令人向往和憧憬，自然激发起世人的求仙欲望来。然华夏人尤重丧葬之事，至若烈火焚尸以求灵魂登仙，对一般人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西羌人的神仙说因而也就有了进一步改良的必要。

唯死方能成仙，何若生而可致?唯灵魂不死，何若灵肉皆能永存?后来的神仙也正是朝着这个日臻完美的目标奋进的。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一些富有开拓精神和天才设想的战国秦汉之际的方士们的身上。

他们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了酷祠、服食、辟谷、行气、导引、房中等等据说是行之有效的神仙方术来。一方面用于自身修炼，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地向当权者兜售以期先在人间开创飞黄腾达的机遇。

方士们不遗全力地鼓吹神仙的美妙和自己方术的神效，享尽了人间富贵、耳朵里灌满了神仙神妙的君王们也倍受鼓舞，有了向天上寻求发展的奢望，因为他们深知人寿有终，自己终究一天也会撒手人寰。

也许有些对天上的神仙并不十分期羡，人间已经足够美好，但若想永保世间荣华，也非得长生不死则可，这是一个十分紧迫而现实的事情。于是他们对求仙、对声称致仙有术的方士们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曹氏父子对待神仙的态度

1、神仙之说的蔓延

异常艰难的同时，生命意识也往往会变得异常强烈。古诗十九首之所以多被认定为汉末文人之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着眼于那充满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慨叹人生无常的浓重的悲剧气氛的。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东汉一代的迷信气氛当是最为浓郁的。光武于徽纬之类，如着魔一般奉行不悖。百姓好淫祀，祖宗要祭祀，仙人要祭祀，鬼神要祭祀，甚至为圣人立祠。这就为神仙之说的蔓延和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汉明帝时，佛教已经传入中国。然而东汉时人对佛的认识较为模糊，只是将其视为能够凌空飞行、变化多端、神通广大的神仙，就连佛教也被看作是一种神仙方术。道教和曹氏父子互相认可，除了黄巾所言曹操昔日在济南，毁坏神坛。

此外还有曹操父皇的原因。桓帝信奉黄老道，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为其主理祭祀之事，想也必是黄老信徒。虽然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却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黄老道中的神仙思想和修炼方术，后来成为道教正宗的五斗米道更是将其发扬光大。

2、三曹对神仙的态度

对神仙的态度不外乎三种，一是深信不疑，一是半信半疑，一是全然不信。在三曹中，曹王的态度最为明朗和坚决。他嘲讽时人争事方士、竞行仙道的荒诞行径，指斥他们“愚谬”。

《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李善注引曹王《典论》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然而惑者，望乘风云，冀与璃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返，潜者莫形，足以觉也。”

关于曹操、曹植对诗神仙的态度。情形较为复杂，因而也就众说不一。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曰:“彼二曹学则无书不览，才则一代之英，然初皆谓无，而晚年乃有。”“二曹”系指曹王、曹植兄弟，张士锡先生误认曹王为曹操，并据此证明曹操、曹植经历了从无仙论到有仙论的转变。此说颇具代表性。唱反调的，则认为曹操、曹植自始自终都是无仙论者。

在当时那个迷信的时代里，都是可歌可颂的。单单以此推论，曹操、曹植似乎也没有崇信神仙的可能。和曹王一样，他们认定生之必死，以神仙之说为虚诞之言，对世人见欺神仙感到痛心疾首。而曹植的《辩道论》，简直就是一篇声讨神仙妄说的檄文。

三曹都是无仙论者，对神仙家所谓长生不死，驾璃龙载云霓等等虚妄不实之说是极力排难和嗤鄙的，但对服食、辟谷、行气、导引、房中等等神仙方术却将信将疑，曹操、曹植尤其如此。而有一点是与众不同的，他们问行道术，是为了延年而决非为了求仙。

三、三曹游仙诗的思想意蕴

1、曹氏父子游仙诗

曹氏父子虽然都不相信神仙，却都写下了为数不少的游仙诗。这本无足怪，因为信不信神仙与写不写游仙诗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企慕隐逸的诗文不计其数，而真正的隐士却并不很多。

就现存文献而言，完整的游仙诗，曹不只有一首，即《折杨柳行》。《文选》卷二十八陆机《前缓声歌》李善注引魏文帝诗曰:“王韩独何人，翱翔随天涂。”用韵与《折杨柳行》不同，当为其它游仙诗佚句无疑。如此则可确知曹不游仙诗自不止于单章孤篇。

曹操的游仙诗，保存完好的，有((气出唱》三首，《精列》一首、《陌上桑》一首、《秋胡行》二首，计四题七首，约占其现存诗歌数量的三分之一。三曹的游仙诗都是乐府诗，或袭用旧题，或自创新题，其中曹王、曹操所作，在魏晋时代还被配乐歌唱。游仙诗既以仙人、仙境为表现对象，立意便不可与“仙”字无涉。统观历代游仙诗作，意旨大概不出两类。

一是以企慕神仙长生为主脑，别无寓意，如《仙真人诗》、汉乐府中所保存的，便属此类，可称之为表述“列仙之趣”者。二是借游仙以寄慨，如《远游》之类。而对具体作品的意蕴分析，则往往由于理解的偏差而造成观点的分别，关于曹氏父子的游仙诗便是如此。

2、曹植是“游仙”命题第一人

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游仙”命题的第一人，可以说到了曹植，游仙才作为一种诗歌题材被固定和明确下来并且得到了文人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在创作的数量上，曹植也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游仙诗，除了《平陵东》、《桂之树行》之外，都是工整的五言，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自创新题的乐府诗。

《远游》的著作权属于屈原，这是古人从来不曾置疑的，而屈原“悲时俗之迫陇兮，愿轻举而远游”的创作意图，更为曹植以及后世失意文人的游仙诗作所仿效和继承。

曹植性行端直，下为谗言所祸，上为君主所忌，被迫远赴海东，和屈原的遭遇很是相似，因而也更容易引发共鸣。在肆意游遨的同时，曹植亦不曾完全忘怀人间，但人间却是以阔大无垠的神仙世界的对立面出现的。

在曹植的游仙诗中，还依稀可见他此番获罪被贬后的复杂心境。曹植是个君子，之所以言此，乃是着眼于他对骨肉同胞的一片赤诚之心。昔日同游邺下，他热情讴歌、称颂曹王。

曹植游仙诗中还渗透着不少道家思想，对神仙方术亦多有涉及。称曹植几度经受打击磨难之后，进取之心逐渐衰竭，转而热衷求仙问道之事。这种论调不过是从文本表象出发，不曾或不肯去深入考察和领会诗歌内部所蕴含的本质意义，因而也是极其肤浅的。

中国古代文人博涉多通，经史子集皆须观览。唯其如此，方可洞晓他人篇籍，也唯其如此，方可自己摇笔为文。虽然儒家思想自西汉武帝起被定为一尊，文人所习，遍及九流百家，自不止于儒家经典。虽则囿于正统观念，他们或许并不赞同百家之说，如曹王就有“百家多迂怪”之言，但百家思想却是在他们头脑中客观地存在着的。

结语：三曹游仙诗主旨不同，在企羡神仙长生的共同表象下所蕴含的，曹王是对人生苦短的深沉慨叹，曹操是对大业难成的重重忧虑，而曹植更多的则是忧生之暖。当然曹氏父子的游仙诗亦不无“列仙之趣”，而更主要的，乃是“坎埠咏怀”。

参考文献：

1、《史记》

2、《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