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

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

《文博》 1986年03期 卢桂兰 师晓群

一九八五年元月，高陵县姜李村民工在西安北郊红庙坡取土时发现一批元代文物，随后送交陕西省博物馆，我馆及时派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该处为一高地，因长年取±,形成断崖，文物出土处距断崖顶部约6米，调查时发现有棺钉、木炭等物，证明出土物为一墓葬的随葬品。因现场破坏严重，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放置位置与组合情况已不可知，出土物有陶俑、陶器、瓷器、钱币，金属饰件等，现分述于后：

一、陶俑

1、 陶女立俑三件（一件残），其余二件分二式：

I式模制，黑灰胎，两耳背后梳双螺髻，身穿左衽长袖短衣，衣带在胸前扎一花结，两端下垂,双手笼于袖内，拱于胸前。下穿曳地长裙，裙带自衣边下垂于前腹部，足穿尖头鞋，通高24.5厘米（封二：1,正面.封二，2,背面）。

II式制法服饰胎质与I式同，头梳单辫，发辫盘于头顶,发髻周围裹小软巾，巾子两端在前额交叉，通高25.4厘米（封二：3）。

2、 陶男立俑三件（其中一件残）。模制，单辫自脑后下垂，身着右衽窄袖长袍，腰束双股软质长带，带子在腹前扎一结，其余部分绕至左侧下垂，左手笼于衣袖内，右手握拳前举，作牵马状。长袍下露出裤脚，足穿毡靴，踏于长方形踏板上，.通高27.5厘米（封二,4、5）,

3、 陶鞍马三件。分二式，

I式二件（其中一件残），长損分披于左右两侧，辔头、胸带、蕈背带、鞍、鞫俱全，后鞍桥下部两侧各有三个套环，其中两个套环穿有带子与革普带相连，并挽有花结，马尾下垂，下部挽结，踏于长方形踏板上，通高26、长36厘米（封二：8）。

II式一件，只有辔头和鞍，以阴线刻划出腹带及幫腹带，鬃向左披，形体较小，底板及四肢下部已残，残高18.5、长22厘米。

4、 陶驮物马一件，已残，仅存背部，背驮货囊，囊外以绳系之。

二，陶器

1、 八卦纹陶壶一对，黑灰胎，棋制，扁身，椭圆形口，长颈，颈部饰两两相近的四道阴线弦纹，近口沿饰蕉叶纹，下饰流云纹，左右两侧有把手。腹部饰浅浮雕八卦纹，以鱼子纹为底，下腹及圈足又饰流云纹，通高16、口径3.5—4.7厘米，圈足径4.3-5.5厘米（封二：7）。

2、 陶方盒一件，盒身四侧面基本呈正方形，圆口，口沿鼓起，方形盖，盖钮为龟形，龟头前伸，四肢用力着地，作爬行状，形象生动、逼真。盒下有喇叭形小圈足。盒及盖为捏塑，龟钮为模制，分别制成后钮与盖相接，然后焙烧。通高23、口径8、侧面宽12.7、足径7.5厘米（封二：6）

3、 陶仓四件，圆形，仓身有四柱，柱上有斗樸，其中一件有尖顶圆盖，盖顶及

底座已残，残高29厘米。

4、 陶炉一件，圆形，腹稍内收，平底，敛口，三足，高11、口径13.3厘米（封三，1）。

5、 陶锅一件，圆形，敛口，口沿外有一•道突棱，带盖，盖为扁圆形钮，通高7.8,口径9.8厘米（封三：2）。

6、 陶碗一件，弧形壁，敛口，小圈足，足高4.6、口径1丄.8厘米（封三，4）。

7、 陶车均残，仅存车辕与车轮，车辕分二式：

I式略呈扁圆形，前端为兽头，直径约1.8厘米。

II式为圆形，直径1.1厘米。

车轮一对，每轮辐条为16根，直径14厘米。

三、瓷器

1、青白瓷盘一件，浅腹，弧形壁，高圈足，胎较厚，胎质洁白、细密，瓷化程度较高。釉色白中泛青，色调温润柔和。内壁及底部印蔓草花纹，底部花纹突起处有明显磨损痕迹。圈足及外底不挂釉，轮痕清晰可见。圈足内墨书八思巴文“疊"。盘高4.2、腹深2.7、口径15.7、圈足径5.2厘米（封三：3,青白瓷盘,封三：5,盘底墨书出八思巴文字）

2,白瓷坛一件，小口（口沿残），短颈,肩以下渐收敛，器身修长，圈足微向外撇，呈喇叭形。胎体厚重，胎为淡黄色，施白色釉，釉质较粗，内壁为黑釉。肩部釉下墨书“细酒”二字，底不挂釉，有轮痕及砂眼。残高28、最大腹围45.5、圈足径11.5厘米（封三：6）o

3、 青瓷坛一件，小口（口沿残），短颈，溜肩，上腹圆鼓，下腹直，略收敛，低圈足，颈与肩之间有两个对称的小扁耳。胎质粗糙、坚硬、呈淡黄色，釉色青中泛灰，釉质较粗，表面不甚平整。肩部4.5厘米宽木施釉，形成露胎宽带，近底处亦不施釉。残高31、口径3.1、圈足径13.5厘米（封三,7）.

四、钱 币

至道元宝一枚,天禧通宝一枚.天圣元宝二枚，皇宋通宝一•枚,治平元宝一枚,绍圣元宝一枚；元丰通宝一枚,政和通宝一枚（图一）。

五、金属制品

1,银簪 两根，一为圆状，长12.6厘米。另一根为扁状，长11.5厘米。

2,银饰片 已残断成小片，残片两端小孔内穿有套环状细锁，可能为项链之类的装饰品。

3,棺钉 三枚，铁质，方形，有盖，残长8.5—9.5厘米。

另外，墓中还出土木炭五块。

该墓虽未发现墓志，但出土陶俑及陶器与户县元代贺氏墓①及西安东郊惠家庄元代刘义世墓②出土的陶俑及陶器的造型与风格颇为相似，证明该墓为元代墓葬无疑。对于埋葬的年代及墓主人的身份试作如下分析：

1,出土的青白瓷盘盘底墨书的八思巴文字，其字意及读音均为汉文的“王”字，该字当为器主人的姓氏。蒙古人于至元六年（1269年）初行八思巴文字，泰定二年（1325年）以此文刻成蒙古字《百家姓》，盘底県书的八思巴字，可能是在泰定二年《百家姓》刻印推广后书写上去的，那么该墓埋葬的时间当在1325年一1368年这四十三年之间。

2、出土的白瓷坛釉下墨书“细酒"二字，“细酒”即为好酒或美酒之意。考元代酿酒制度，自太宗窝阔台时起，即实行酒醋课，且税率很高，《元史•食货志》载：“元之有酒醋课，自太宗始。其后皆著定额，为国赋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辛卯年，立酒醋务坊场官，榷沽办课。……甲午年，颁酒曲醋货条禁，私造者依条治罪。”元代由征收高额的酒醋税进而改为酒醋官营，且酿造量亦有限额，而民间私造为犯禁行为。当时所谓“细酒"的上市量定是有限的，所以能饮“细酒"的人必是身份显贵者，由此推测该主墓人可能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另据出土的银簪及银首饰等物来看，应是一夫妇的合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