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就是那道帮人解脱的光

在一个即时通讯的年代，科技并没有带来更紧密的链接，随时跳出的对话框也并没有消解孤独。怀着对西蒙·蒙蒂菲奥里所说的“书信是人们面对互联网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所需的良药”的期待，在疫情期间，作家祝羽捷开始与自己的作家好友们通信。

下文摘选祝羽捷与好友探讨年龄教育、生育养娃、读书写作的两组信件，在她看来：“人生没有一个阶段完全好过……三十岁就是那道帮人解脱的光……”

# 来信，其一 #

人生还很长，不是吗？

亲爱的羽捷：

我们俩属于那种“神交”已久的网友，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谈。原因除了机缘不凑巧之外，大概是由于我对见面这件事略有惶恐。那种感觉相当微妙，就像互相欣赏的诗人宁愿将情感倾注在诗行里，却对于面对面的交谈心有戚戚，唯恐稍有不慎打破了先前的意境。

毕竟在生活里，我是多么粗糙的一个人啊。从不化妆，不喜欢费力气挑选新衣服，讨厌逛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尤其害怕商场里簇拥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恐惧暴露在任何人的审视之中。这种心态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拒绝一切矫饰的事物，只想和自己喜欢的人交谈；神经质一般疯狂地阅读，渴望就此沉潜入内里（虽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宜人性特别强的人）。

更多时候，外在的粗糙并不使我困扰。真正困扰我的是粗糙之下的敏感，对于环境的敏感。昨天夜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去做检测，检测的机器发出“立刻隔离”的声音。

隔离的地方全是上下铺的硬板床，只有一个单间，里面住着一个作家，房费一天800元，他付得起。其他的床铺一天180元，大部分人就睡在走廊里。进入隔离区的第一项任务是拔牙，医生说治疗后期会使用激素类药物，牙龈容易发炎，所以牙齿必须拔掉。我被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按在椅子上，牙被生生拔掉了。

我偷溜到院子里找水喝，遇见一群放了学的孩子。饮水机发出阵阵鸣笛，示意我是感染者。孩子们大叫着四散而去，而我落荒而逃，逃回隔离点。路上远远看见我的同事和领导，我朝他们大喊：快告诉我家里，还有本周安排的工作做不完了。他们朝这边看了一眼，没有回应，渐渐走远了。

我回到隔离点，订了些水果吃。送水果的外卖小哥低声说，按规定必须提供证明，证明这个水果不会流出去，不然他没有权限将水果送到我手里。我到处找人开证明。可每个护士和管理人员都在忙，忙着打针，安排床铺。后来因为发热，我再一次从房间被拖走。拖去哪里呢？只听见打头的说：“去消杀。”

我从梦中惊醒，许久回不过神。

细想这个让人焦虑的梦，若是放在半年前，里面的词句和情节大多不可理解（从这个层面，我们的现实也在创造着语言）。可在眼下却如此真实。梦暴露了我的弱点，我的恐惧，那大概就是一股无可阻挡的洪流，将渺小的个体裹挟着向前，不辨方向，不明就里。而个人却因某种不可抗因素彻底丧失了选择权，甚至连说话的声音也被永久地湮没。

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我始终都在对抗着同一种忧虑，而这份忧虑在大多数人看来无非杞人忧天。我忧虑的是：很多很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的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发现那时我们聚在一起，聊的都是薪资、房价、交通、让人倦怠的工作、没有意义的重复；还有户口、房租、人际琐事、结婚、养孩子、无价值的争吵、无能为力的现状。我们一天也没有聊过诗意的东西，聊聊比现实更深一层的困惑，也没能掌握一丁点除了自嘲以外的幽默。我们就这样在最该享有自由的年纪，将自己从头到脚所有的一切拱手让给了现实。

为了纾解这种忧虑和恐惧，我写作，写下的东西既不成熟也不值得宣扬，因而只能勉强自称为“写作者”。我常常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个年代可留存的实在太有限了。日日生活在无历史的城市之中，不谈政治是一种奢侈（It is extremely luxurious for a third-world country to be apolitical），谈政治却又会跌入另一种身份的危险。推崇纪实的平台拒绝个人感受，只想要赤裸裸的“真人真事”，哪怕是单纯为了创造戏剧性而编造生活的谎言。小说期刊又拒绝写实，讲述太过平凡的人生等同于无创意和人云亦云。读者们的神经被种种刺激物即刻填充——歌曲高音、搞笑综艺、造星节目、鲜艳却无深意的电影画面——书籍对个人和社会都不再是必需品，人们宁愿花上千元买衣服、化妆品、游戏，却对几十块钱的书哭穷喊贵。出版业渐渐走向夕阳末路，编辑们转向视频、直播、营销活动。作者和翻译拿着低廉的稿费混沌度日。书店在死亡。文化挣扎求生。

虽为写作者，却时时刻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拒绝给读者提供鸡汤式的慰藉，被要求不能写太过严肃的现实，裹在学术的语言中太过虚伪，创造流行又毫无天赋。我常常惊异于网上的朋友们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仿佛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而我却常常感到漂泊、疏离、无力。也许对于文学我奢求得太多，又付出得太少。一面无法在灰呛呛的现实面前背过身去，只将文学诉诸文学；一面又羞于构建同盟，研习技法，开拓文体。也许我是个太不坚定的人，所以才一直围绕着一个我假称为“文学”的柱体徒劳地跑圈，写着不像样的玩意，还跑到美国读了一大堆文学理论，回到这里又无处落笔。

此封来信作者新书，《我们的庸常生活》，新经典出品，2021-10-1

每个时代的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抱怨毫无益处，只能徒增失望。如果受困的窘境是必然的命运，那么从夹缝里生出些花草，哪怕不够繁茂，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做不到不代表不想往。我是这样期求着生活下去的。

那天夜里下了班，车子在雨中疾驰于北京的公路上。桥两边是看不清的密林，无人的楼宇，看不见灯火，唯有滂沱的雨。在这样一座城市当中，人是如此微茫，渴望创造的冲动常常被人群吞没，一个人的步履不时被这座城市的节奏打乱。我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在我之外，在我目光所及的范畴之外，那些同龄人、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如何生活的。那是我无法想象的图景，也是笔力不可及的地界。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三十岁了。不知道为什么，女性的三十岁总被赋予过分沉重的含义。也许也是受了这种影响，我在二十九岁时不停创造着，希望能在额外的压力到来之前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人生还很长，不是吗？为什么急着把自己交付出去呢？

无常。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此刻所想，就是这两个字吧。我曾经执念的风景，因为疫情的缘故，好像再也无法抵达。那些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原以为如此重要，也在时间洗刷过后，如一颗颗沙砾漂向看不见的海面。二十岁立下的誓言，三十岁再看更像是一句天真的玩笑话。拼尽全力抵抗的事物，最终变为你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剥离。

人的韧性大约永远无法一夜之间被整治。

所以还是要继续创造下去啊，哪怕你创造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倾倒，只剩一片废墟。但创造的过程，让你更加珍惜自己了。

祝我们都能不停创造着。

小畅（赫恩曼尼）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 回信，其一 #

30 岁就是那道帮人解脱的光

亲爱的小畅：

你好哇！这半年来，我几乎不怎么出门，见的人也很少，却意外发现跟朋友们的交往更深了。十年前常常聚会的朋友们，各自有了新的人生轨迹，见面不如怀念。开始通信以后，彻底突破了地理限制，踢走时差，想写就写，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涯。

每每读到朋友的文字，我就像喝了一杯热乎乎的抹茶，从喉咙一直暖到心窝，不少心中的困惑迎刃而解，更事半功倍的是，不少如打了扣的绳结的郁结问题，竟然在自己写信的过程中，兀自松开了。我拊掌大笑，恨不得拍自己大腿，有谁还要找我排忧，星座、塔罗牌、摇卦、占卜都已经不时兴了，唯有相互写信。

本以为这一年自己要扑街了，没有收入还是次要的，不能去美术馆，不能出远门，我进行了十年的逛美术馆游记和连续做了三年的英伦纪录片统统搁浅，我变得无所事事。还好换来可以沉浸阅读的意志，让人精神变得很饱满，面露红光，这气色有点配不上我忧国忧民的辛勤。在这许多世事如被按下了暂停键的岁月里，时光流淌，这些通信应该是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样的境遇下，人都能找到抵挡艰难的方式，可能是兴高采烈的，也可能是丧丧的。

我常常回望，自己二十岁的时候到底在惆怅些什么，睁大双眼对着天花板，总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惆怅的课题真有点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也让我颇感失望，因为没有一件是值得说出口的大事，就像你天天龇牙咧嘴地喊痛，不过是拔了一颗智齿；就像你气消了，却记不起来到底为何跟老伴儿拌嘴。

青春过剩，人在多愁善感和踌躇满志间翻腾，常常跟自己莫名其妙地置气。

身边不少人早早就确立了自己要走的路，相比之下，我特别笨拙辛苦，不停变化频道，尝试了许多，失败了很多次，最后决定管理好自己欲望，做一个自由的创作者。我的青春就是个骗子，除了谈恋爱还算有收获以外，很多东西后来都被自己一手推翻了。

不过呢，人过了三十岁，好像一下松弛了很多，也不着急了。过去我总不满意时间像水一样从身上流过去，什么也留不下，我想要个说法，求个明白，渴望意义，寻找意义。现在我笑着叹息，没有找到答案的问题就让它保留成问题吧，没等来的本就不该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失去的也不属于你，你甚至连还没愈合的伤口也不想治愈了，让时间来结痂。就像茨威格在《心灵的焦灼》里说的，“如果过于匆忙地想要修理手表的一个齿轮，往往会把整个表都毁掉”。

Let it go！你不会再想横腰斩断一条河流，泥沙俱下，你愿意放手让河水奔走。

我想到古英语有个词叫“Uhtceare”，翻译成中文是“凌晨焦虑”，是因为英国人老早就发现一个不可言状的现象，就是很多人都会在黎明前被担忧和悲伤的情绪笼罩，脑子里像在跑火车一样，一节节车厢里装的都是不雅事，阴魂不散，这种焦虑解决不了，你只能干瞪眼，奇妙的是，迎来破晓之光时，人竟会自动治愈。人生没有一个阶段会让你完全好过，各有各的烦恼，我想青春的忧伤不容易解构，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凌晨焦虑吧，三十岁就是那道帮人解脱的光。顺着年龄渐长获得的福利这条思路延展，等到我们老到骨质疏松，各个关节晃动，荷尔蒙不旺盛，就什么也不愁了，每天裂开掉光牙齿的嘴笑，活着就好，尽情撒欢儿。

我上面写这么多可不是说，我们可以游手好闲，可以不劳而获地等待。人最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的就是年龄，我们需要在与自己和解之前，不断去体验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尽量避免套路化的东西，选一条风景有趣的路，跌倒也是迷人的。

我欣赏的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成名前是古根汉姆美术馆的油漆工（从他的作品里能发现他早年的职场经历），他拼命生活，拼命爱，拼命喝酒，偶尔画画，四十四岁死于车祸，大祸临头时他醉得不省人事。我竟然有一点羡慕他醉生梦死的人生，顺手把梦想实现了，而不是像我这样每天为创作的事诚惶诚恐，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说服自己。

杰克逊·波洛克

一类创作者，埋头干活，无问东西，不纠结意义，不刻意追求深刻，让作品自己说话。一类创作者如我们，想得太多，总有卸不完的心理包袱。第一类越来越少了，因为在这个时代要想避免信息和干扰太难。特别是像你所说，你是一个宜人性很强的人，这样的人会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更加敏感，对人有同理心，很难不对周边做出反应。就算不是创作者，你不关心外界，你避免政治，它们也会化身成各种样子，把手伸向你。每当我义无反顾介入现实时，看到身边竟有几个不畏风险的兄弟，内心就坚定了许多。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不是愿意装睡的人。

没有所谓正当的生活，也没有最好的时代，我们没有必要为此焦灼，但如果无法避免焦灼，那就享受焦灼，一半寻觅，一半抵御。

愿我们都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参透。自媚的话说了很多，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原谅自己，但我也接受，也认了，这是现在这个年龄给我的进步—不接受自己的时候，也能理直气壮。我会好好祝福你的三十岁，欢迎成为乘风破浪的姐姐。

祝羽捷

# 来信，其二 #

当文艺青年做了母亲

小祝：

见字如晤……不过，真的坐在你对面的话，我该对你说什么呢？我见过照片中的你，精致优雅，有鲜翠明丽的时尚气息，或者谈谈女性境遇？时尚话题？那些话题很大，这短短一封书信的文字容量，只怕不够。我还是先从手边的小事、近期缭绕我的一些浮云心绪说起吧。我想说的，是最切身的话题：当文艺青年做了母亲。

我前些日子在看《坡道上的家》，比起文字，那直面困境的直白，倒更有价值。多少人是顺势做了母亲呢？应该多于主动选择的。相当一部分的女性，根本没把生孩子当成可选择的事情，等孩子来了，绝境之中的自己，像没学会游泳就掉进水里的溺水者。呼救有用么？倾诉有用么？没有，都是一个人咬牙捱过那无助的黑暗。

《坡道上的家》

除了做母亲本身的辛苦之外，自我与他者的分裂才是更可怕的吧——做母亲的这些年，一直觉得真实的自我，被封闭在一个不远却难以触及之处，不敢也不能打开，像飞行中被塞进高处的行李箱。我想取下我自己，带着这行李冲出旅程，但那是不可能的。并且我得克制这情绪，不能让孩子察觉我的倦意。敏感又懂事的孩子，会觉得我其实疲于母职，而这，绝不是她的错，在她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夜里醒了都不怎么哭闹，再没有比她更乖的小朋友了。

对于从事创作类工作、以高度自我为工作马达的人来说，分裂感可能更严重吧。在孩子小的时候，一手端着她的尿盆，一手端书或和他人打字聊文学，这种两难兼顾的窘境，在记忆中依稀远去，而新的分裂不断发生，最眼前例子，现在窗外正在下大雨，我的文青自我，立刻回忆起小时候背熟的李清照，夹在书里发黄的栀子花瓣，而母亲自我马上想到接送孩子，穿雨衣、带雨具的麻烦，接下来的一天里，即使有了书本和写作的快乐，我的脚，也和孩子一样，穿在闷湿的雨鞋里百般难受……给她打伞，穿鞋套，但这对暴雨是没用的，她的脚，估计一天都是不那么干爽的，这个时时折磨着我。有了孩子，所有生命的负重都翻倍了，抱着的婴儿终归会长大走路，而心里的孩子是永远都放不下的。

最可怕的是，有了孩子，你就和社会最黑暗的一面牵连上了，无法靠书本屏蔽。往昔我无论多么倦于世事，只要一打开书本，立刻会平静快乐，而这个精神乐园，在孩子面前是没有用的，有了孩子，你就得化身为坚强的羽翼，要会和老师套近乎、受欺负时要会闹事、和其他家长交流或对抗……基本上是社会生活中让我最头疼的那些，都逼过来了，无法逃避，因为我的孩子，是人质。我没法拿了稿酬去大理写书，春游看花，夜夜笙歌，不醉不归，带着黑啤酒的酒气纵情写稿。我得泼皮、得油滑、得讨好，只为了我的孩子安全和快乐，不受虐待。我被剪掉了翅膀，只能伏地而行，有时简直是被焊死在轰隆隆的社会机器上。

以前也说过：我作为母亲和写作者，是有内心冲突的，母亲这个身份的工具性，就是它是另外一个人的成长平台。身为母亲，我必须整理过滤，和主流社会秩序良性对接，把健康平稳的一面给孩子做安心的基石，而我个人，也是写作者必备的人格锐角、边缘化及微量毒素，一直是在被压制状态。但实际上，过于和谐无扰、一味求安的内心，是会走向沉滞的。所以，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断地把自己从单一角色上拉开，让自己流水不腐，这样走平衡木久了，人也很累。

孩子给我带来深深的幸福感，丰富了我的生命层次，我对孩子这件事有抵触，更是因为对方所承受的生命自带的痛苦，而我未经同意把一个人带到这世界，这个责任太沉重了。每一步我都担心，怕没有尽到全力，而教育体制、生存大环境，都是我无法选择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糟糕景点的难堪导游。这种内疚也折磨着我。

那么，能与以上的一切忧虑对抗的，是什么呢？大概是某种鲜活的生命感吧。

小兔，你肯定见过几个月大的小婴儿，但作为母亲，我观察的距离更近，成像也更细腻。几个月大的婴儿，五官已经长开了，身体也非常饱满，给她洗澡时，你会忍不住想捏一捏那个藕段子一样的小胳膊小腿，忍不住想亲亲这个散发着乳香的小宝宝，对她说话时，忍不住想用重复词“吃饭饭、睡觉觉、小手手……”，哪怕是最严肃的人，也忍不住想做一些滑稽的动作逗笑她，因为那“咯咯咯”的笑声太好听了……太多的“忍不住”了，没做母亲之前，我不知道婴儿那小小的身体居然如此沉实，在我的臂弯里有沉甸甸的坠重……那是生命的分量，这生命，由我带来这世间，她让我和抽象的“生命”这个词产生了关联，我想，这就是让我无法抗拒的，对做母亲的向往。那种鲜活阐释的生命感。

这几天我看书，看到一句俳句，是“婴儿看着水仙花”，我一下愣住了，这是我看见过的，最洁净的句子，水仙是初开的，金盏银台，婴儿是初生的，小婴儿的眼神，像暴雨之后的碧蓝天空，无比清澈，是世界上至为洁净之物，她定定地看着你，毫无戒备，眼神中无善无恶，只有交托和依赖，这世间，成年人都穿着厚厚的盔甲，只有婴儿不怕暴露弱处。这洁净不仅来自优美的意象，更是干净的信任，和初生世间的生机，婴儿，水仙花，它们放在一起……我突然扭过头去，觉得都接不住这话了。

让我们珍惜这些瞬间吧，那是生命珍贵的礼物。

祝好！

黎戈

2020年6月28日

# 回信，其二 #

养娃也可以很有才华

黎戈老师：

你好哇！像我这样一个恐惧小孩的大人，读了您的信，竟被“婴儿看见水仙花”的意象温柔到了，内心像刚刚淋过毛毛细雨的苔藓，花软草软心软耳软，一塌糊涂。

恰好到了我这个年龄，身边的女性朋友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成为母亲，但我不能说她们就完全就过上了稳定的、似曾相识的生活，人各有异，这个可以晚点展开说；另一个阵营是坚决不生小孩的女性，人各有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生的铮铮理由。像我这样左顾右盼、举棋不定的人最危险，一边担心是马上就要错过女性生产的最佳年龄，冒着后悔的风险；一边是还未准备好无私给予的人生新阶段，杀气腾腾。自己纠结拧巴成一个毛线球。

我们中国人不论亲疏远近，很喜欢问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事，这是冷漠社会里的寥寥关心。每次有人问，我都老实地作答：还没想好。可惜真诚的答案并不能让对方满意，通过他们的眼神我得知自己受到了鄙夷。生与不生的争辩，宛如百年玫瑰战争。不站队的我举了白旗。我不喜欢有些人觉得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观点，仿佛女人是“行走的子宫”，也不能接受很多人把现实的不如意转为生孩子的动力，要靠孩子找到下半生的意义，通过孩子力挽狂澜，把培养和教育小孩当作自己的志业——生孩子完全是为自己，这样的孩子更像“工具人”而不是独立的生命。

多年前，我刚刚成为媒体人，采访过一位知名编剧，他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爱情剧。私下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个人的情感观，他说，喜欢跟杂志的模特约会，绝不和女文青谈恋爱，女文青虽不要名牌包，但更麻烦，老跟你谈感情。现在回忆起来，我可以改一个新版本，绝不和女文青生小孩，女文青太麻烦了，老跟你谈生命、谈生活、谈改变、谈意义……普通青年生小孩，说来就来，再看看法拉奇这样的女文青，身未生子心先远，给未来的孩子写了长达一本书厚度的信，并说这是她“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和“想象力这个卵子”天然受孕的结果。每个孩子都会问爸妈：“我从哪里来的？”普通青年会说，石头里蹦出来的；文艺青年会说——爱欲与哀矜。

赞颂母亲伟大的诗篇太多了，法拉奇倒是说了大实话：“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不为别的任何人，我没有兴趣让你降生到这个世界，因为我完全不需要你。”法拉奇勇敢说出了女性面对怀孕、生产、哺乳的怕和困惑，我们都不是圣母，没有办法佯装成完美的、乐于奉献的女性。就像你在信中所说，做母亲既辛苦又要面对分裂。能看到做母亲背后的复杂性，而不是一味鼓吹有了娃多么幸福，这才是更理智、成熟的大人应该有的态度吧。

“文青”这个词已经被妖魔化了，大家觉得穿着棉裙和白球鞋，黯然神伤的就是女文青吗？有些人说，生孩子专治女文青的病。文青什么病呢？跟普通人相比，她们更加敏感、更加自我、更加批判、更让人捉摸不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各种神经质尽数铺开。我觉得这都是偏见，不要把内分泌紊乱的女人都归类给女文青。

前面说到成为母亲的阵营里，每个人有各自活法，也有不失想象力的。我常常和当了妈妈的女艺术家们去看展览，她们手上拎着一个娃，推着童车上一个娃，照样可以跟我喝咖啡、坐地铁、买画册，而不是印象中的母亲形象—只能围着小孩团团转地喂饭。必须知道一点，养娃也可以很有才华。我见到的许多女文青都很能干，既能捧读普鲁斯特，听柴可夫斯基，也能杀伐决断，疾恶如仇，还能修剪自己的花园，动手打家具，刷房子，换灯泡，跑医院照顾病人，去偏远地区支教，带孩子全球旅行……生个小孩就把文学、艺术的意义都抹杀了？读过的书就石沉大海了？我觉得文青们也没有那么脆弱。

读书和艺术的意义在于让一个人更加完整，一个感受力丰富的人也可以更有同理心，更知道如何处理个人与外部的关系，一个读书明理的人，也应该更有理解力，更有智慧。“文青”在今天尽管被污名化，我相信文青仍然是对自我和周围感知最敏感的一群人，他们会最先觉察人的处境和感受。我记得，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我要说的是，你生不生孩子都得挨锤，不生孩子的人生就一定轻松吗？只要活着，人就会年事渐长，就要面对千奇百怪的困境，每个人“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都说沧海一粟，人如蝼蚁，想来文青至少有一点好，对现实的失望可以在作品里获得补偿，可以把受锤的痛苦化成诗。想来女文青母亲也至少有一点好，普通母亲只能说“爱你呦，我的小孩”。女文青可以用一万种花式表达，就像“婴儿看见水仙花”，就像“你是我人生最好的作品”——做母亲也需要足够的想象力。

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万种花式表达给心爱的人。

祝羽捷

本文节选自

《羽来信》

作者：祝羽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

出版年：2021-10-25

编辑 | 仿生斯派克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偶然与想象》《无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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