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日至6日，“源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结合传统“品”的话语评论方式，力图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刻石书法的艺术美，策划了“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继 2020 年的系列展之一“汉隶十二品新探”之后，推出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是对古代石刻书法艺术遗产的又一次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和展示。《中国美术报》为此推出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系列赏析，与读者共赏。
《中岳嵩高灵庙碑》
《中岳嵩高灵庙碑》刊刻于北魏太延年间（435年—440年，有争议），全称为“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又称“嵩高灵庙碑”“寇君碑”等。无撰书人姓名。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现藏于河南登封市中岳庙内。《中岳嵩高灵庙碑》高274厘米、宽95厘米。碑额有篆书阳文“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八字，碑阳23行，每行50字。碑阴7列，上两列各22行，字较大；第3—6列各29行，第7列9行，下5列字较小，各行字数不等。碑阳文字记述了寇谦之修嵩岳新庙及宣扬道教之事，碑阴为题名。其字体古拙，风格高浑雄大，笔力苍古，行笔自然，风骨磊落，有些字画结体还存有浓厚的隶意。
《中岳嵩高灵庙碑》略谈
罗鸣
《中岳嵩高灵庙碑》是拓跋焘统一北方后为感激道教诸神护佑和表彰道士寇谦之而立。碑阳记述寇谦之修嵩岳新庙及宣扬道教之事，碑阴为7列题名。书法风格古拙雄浑，方圆兼备，笔力苍古，行笔流畅，风神磊落，字势结体存有明显的隶意。
《中岳嵩高灵庙碑》
《中岳嵩高灵庙碑》，属魏楷，是由隶书向楷书的过渡性书体，其字体具备隶书之古厚朴拙和楷书的法度完备。笔法以方笔为主，方圆兼备，用笔大起大落，一任自然，放逸洒脱中寓雄强博大，结构森严而妙趣横生。
《中岳嵩高灵庙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多次推崇赞美《中岳嵩高灵庙碑》。把《嵩高灵庙碑》《石门铭》《爨龙颜碑》并列为神品。谓其“笔墨浑穆，大有《石鼓》《琅琊》《石经》笔意，真正书之极则，得其指甲，可无唐宋矣……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如浑金璞玉，宝采难名……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
康南海还认为《嵩高灵庙碑》“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与《爨龙颜》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实承中郎之正统，为雄强茂美之宗。”
《中岳嵩高灵庙碑》
近代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论行楷隶通变》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寐叟把字体间的相融分为上下两类，“通乎今”则姿生；“通乎古”则质古。
我在临摹学习过程中，深刻领悟沈曾植这几句书论，偏好向上往隶书上参靠，可以写出雄健古朴、奇趣灵动的现代表现。并以此碑为宗，进行魏体行书的创作探索，收获良多。
《姚伯多造像记》
《姚伯多造像记》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 (496年)，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属于楷书作品。1936年迁置耀县碑林。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姚伯多造像记》高1.30米，厚0.30米，宽0.72米，四面刊刻，正面现存624字。有碑阴，笔画细瘦，别具丰神。此碑为道教造像碑，造像记写、刻很特别，其用笔有方有圆，有藏有露。书体楷中兼隶意，形体结构也与一般楷书、隶书迥然有别，字形大小、斜正变化十分自由活泼，显得古朴稚拙，但又能拙中见巧，巧中寓拙，别具一格。
《姚伯多造像记》简谈
魏杰
《姚伯多造像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于右任曾将此碑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并称为“秦中三绝碑”。《姚伯多造像记》成碑时间，正逢北碑鼎盛时期，该碑用笔以方入，北碑特点显著，出锋则常常向右上斜向挑之，因而在字形结构上兼有隶书的特征。它不同于之后的《张玄墓志》《慕容恩碑》等用笔精巧、结字严谨，《姚伯多碑》粗犷豪放，醇厚朴拙，以活泼率真著称，且金石气极强。特别是该碑上部的造像，正是其点睛之处，碑文相对整饬，老君造像栩栩如生，侍者列队前行，一动一静，反映出当时道教服饰与生活状态，使得整体在图式上表现出多样性和较强的形式感。正是这种形式感，在多年前曾受其启发，影响到我的篆刻边款创作，在边款创作中，纳入造像元素，拓展在边款创作中仅有文字的单一性，使边款既有文字诠释，又有造像图解，文图并茂相得益彰，从而丰富了篆刻艺术。今天，我们从书法篆刻艺术角度审视《姚伯多造像记》，无论在章法、结字还是用笔，尤其是它肆意率真的品格，仍有许多可挖掘的东西，有待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又见“姚伯多”
杨涛
中国书法的流变史，自汉魏进入南北朝而一分为二，迄隋唐复合二为一。北朝刻石书法我尤喜《姚伯多造像》，纵揽全篇，古、新体此消彼长之转型消息一一俱悉，此碑气象宏阔豪迈，风貌包罗万千，可以说北朝所有刻石之经典，乃至汉魏以来之著名刻石作品的体势、审美，无不从中可以邂逅。
《姚伯多造像》的好，不能用简单的肯定方式来界定的，只能用不是又不是的否定模糊词汇作不二的阐释，这便是它捉摸不定的好。比如字体的判别上，不是楷不是行、不是隶不是章，因为这些成分都有；用笔上不是方不是圆丶不是中不是侧，因为所有一一俱在；结构上不是长不是扁，不是正不是欹、不是松不是紧，真是一言难尽；刻工上不是精微不是粗鄙、不是单刀也不是双刀，说也说不清楚……无论自然与功夫、正大与奇崛、宽博与跌宕、细腻与粗犷，皆能安好相处完美统一。总之，言不尽意，它是个矛盾体的集大成者！如此，对它的师法惟有放下分别，方能始见本来。
《始平公造像记》
《始平公造像记》刊刻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另有太和十二年、二年、十九年等数种说法），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孟达撰文，朱义章书。属于楷书作品。现置于洛阳市南郊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为“龙门二十品”之一。《始平公造像记》有方界格，石高75厘米，宽39厘米，额楷书阳文“始平公像一区”2行6字，正文10行，每行20字，文字与界格均为阳刻，为石刻中所少见的。内容叙述比丘慧成为亡父造佛像的缘由及愿望。此石刻已泯尽隶书痕迹，既有汉晋雍容方正之态，又具北方少数民族“金戈铁马”粗犷强悍之神采，书法雄重遒密，端庄流逸，具龙震虎威之势，富有阳刚之美。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研习发微
洪厚甜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始平公造像记》刊刻于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凿刻。从此，中国书法史的版图上又增添了一颗耀眼的明珠。
清代以来，书法界对《始平公造像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世臣评其“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赵之谦赞其为“北碑造像中最佳者”；胡震说它“字形大小如星散天，体势顾盼如鱼戏水，方笔雄健，允为北魏第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感叹“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得其势雄力厚，一生无靡弱之病”。
《始平公造像记》以厚朴坚实的线条，沉雄宽博又奇宕的结构，如星散天、自然宏大的篇章，成为龙门造像诸刻中最为耀眼的经典范式，堪称“北魏书法具有标志意义的名篇大作”。毋庸置喙，研习北魏书法必须深刻探寻《始平公造像》之法、情、意、境。
研习古典名刻离不开优秀的善本碑拓，此次“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十品新探”展出的《始平公造像》为北京文物公司所藏清代“未铲底”拓本，弥足珍贵。清代碑帖某商因嫌《始平公》拓片麻点撩眼，遂于道光年间将原石浅底凿深，麻点悉数铲除，致此造像记顿失初始韵致。因“未铲底本”能真实反映初凿刻之原貌精神，故尤为识者宝珍。
在凿刻工艺上，《始平公造像》为历代碑刻中极少之阳刻碑文，生动记录了原作书写之状，藉以精湛的凿刻技艺，直追“以刻拓写、以刻饰写、以刻化写”的高境界。我们研究北魏书法断不能无视刻工的智慧和创造。
在学习研究《始平公造像》中须注意，阳刻碑版较之阴刻碑版，线条更凝重、笔势更外显，为毛笔书写对于碑刻线条的表现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参照。
研习《始平公造像》还当注意，临写者的通病是欲取厚重以致板滞，昧其大势而难于生动纵横。《始平公造像》非初学者入门之途，需有一定前期技术基础方可得事半功倍。概言之，线条当深研金文《大盂鼎》《石鼓文》得古厚线质生成之法；结构当于汉碑深究《鲜于璜》《张迁碑》纵横开阖之体势。初临习时，勿拘于起收处极方之外在形态，当领会其开拓之势，化方为圆，化实为虚。盖习龙门造像得之方厚易，悟其圆虚难；于此可判作者境界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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